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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权力就会联想到排场，两者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是因为，有了权力就会滋生出奢华的欲望，就有了摆排场的土壤，即便你不愿意，也有人愿意为你摆。而摆排场无非是想炫耀，炫耀的不是荣誉就是权力。
发展中国家中，越来越爱摆排场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钱开始变多，权力开始增大。而发达国家中，最具备摆排场能力的就是美国人了，也是因为他们权力最大，钱最多，那里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财政部长，最有钱的总统和最有钱的市长。但是和人们的一般认识相反，这些本来可以过奢华日子的人反而很低调，大权在握时花费公款大都很节约。
办公朴素的美国财长
讲到公共权力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权力最大，大到可以左右全球经济。讲到私人财富的话，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最有钱，因为他出身华尔街投资银行，之前的年收入都是以千万甚至以亿计算，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难以望其项背。这些人出任财长，或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或者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或者两者都有，但肯定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因为他们当部长之前就知道自己年薪要远低于当银行家的年收入。如果继续其银行业生涯，他会积累更多的财富，过更舒适的生活，享受更好的办公条件。
卸任后，保尔森出版了一本新作《峭壁边缘》。读完这本在中国很畅销的著作后，我才知道这个拯救华尔街免遭崩溃、全球最有权势的财长的办公室竟然小得可怜。书中有张照片：保尔森坐在那儿，几个助手围在桌前，他后面两米就是墙了。室内还出奇地简陋，办公桌上没有值钱的饰品，只有几幅家庭照片，墙面贴着普通墙纸，就像普通美国人家庭一般。
相比之下，我们国内任何一个银行的行长或副行长、甚至省市级分行行长的办公室面积都比保尔森的大，装修得也比他的豪华，可比五星级酒店，有的夸张得令人咋舌。我去国内一些银行行长的办公室时，进门后先隔空打个招呼，然后要走十几步才能到他的办公桌前，而且步伐跨度都是很大的，到握手时一般都要十秒以后了。
更雷人的是，除了大大的办公桌和宽宽的沙发之外，他们办公室往往内设卧室、洗澡间和厕所，跟套房一样。中国人认为这样才符合身份，毕竟是行长嘛，但他們不会去想银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美国人要是这样奢华就会遭到舆论的抨击，人们会问：为什么纳税人的钱被你这样浪费？其实中国人也应该学会向我们的银行高管提问：如果没有百姓的存款，哪来的银行？有必要这样大把大把地花百姓的钱吗？
午餐简单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权力大得惊人，如果他们要消费什么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白宫有专门的厨师班子，总统想吃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什么，因为让总统吃好喝好、保持精力充沛，关乎国家利益。
但保尔森讲，他在白宫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小布什的午餐只是几片胡萝卜，一个切碎的苹果，和一个小面包卷热狗，仅此而已。和那些细嚼慢咽的养生常识相反，小布什吃得还特快，不到五分钟就能把这些东西消灭干净。总统吃得都这么简单，作为下属，保尔森当然不好点复杂的正餐，也以三明治等快餐果腹。
小布什的办公室也没有国内一些银行行长的大。我曾经挤在游客中参观过白宫，那是二百年前的老建筑，加上花园占地面积不小，整个楼却没多大。其实，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也没多大，我也曾去参观过。真不明白现在国内一些人为什么这样好大，整天呆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不觉得空的慌？！
至于请客吃饭，即便是请下属，国内谁见过用三明治或者盒饭请客的？
相比之下，国内地方官员的宴请排场就大了。首先得当地最好的酒店，然后都得是最好的包间。最让我感到心痛的是浪费，就是那种几凉几热、几荤几素、一上就是一大桌子的搭配，不分男女，无论老幼，也不管你是否能吃得下——其实从来就没有吃光的时候。如果我是主宾，经常会扮演那种不讨好的角色，不断提醒让少上点菜，对劝酒则能不喝就不喝，往往扫别人的兴。那次去大连，当地一个区长谈及这个习惯时倒是和我有同感，他说那些劝你喝好的其实自己想喝好！
乘地铁上下班的纽约市长
在纽约，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市长布隆伯格是个出身华尔街、家财万贯的金融家，也都知道他当了市长后，以身作则，经常乘地铁上下班。这首先出于竞选时的承诺，为了改善纽约的交通，使曼哈顿这个弹丸之地更适合居住，他在竞选初期就公开声明当选后乘公交上班。竞选成功后，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市长真的放弃了私家车。
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像其他政客一样做秀，撑不了多久，没想到他一坐公交就是八年，跟普通上班族一样。我在电视里看到年逾六旬的这位市长和克林顿坐在一起，被记者追问为什么还坐地铁上班，他淡淡地回答一句：这个快啊，为什么不呢?
不仅如此，布隆伯格还和下属一样挤在大办公室里办公。他的皮鞋也不常换，就那么几双。官当大了排场反而小，世界上其实有这样的例子。
国人皆知的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有一位他特别推崇的合作者叫芒格，也是世界顶级投资大师，年逾八十还经常出差国外，但只是和夫人孩子在一起时才坐私人专机。大部分时间里，他乘民航机出行，还会去坐经济舱，“因为一个人坐专机太费油了”。更关键的是，他觉得那样就会“脱离群众”，而孤立于世界，又如何做投资决定？
相比之下，我认识的国内一家金融投资公司在资金快要枯竭、亏损累累时，不仅没有紧缩开支，相反为了招揽客户，在上海浦东最好的地段租用了面积很大的办公室。后来被查出进行高息揽存，“庞氏骗局”一般，拿后来人的钱支付前面人的利息，直到资金链断裂。当时我去见企业的老总，问他为什么自己要用一百多米的大办公室，他淡淡地说，为了见客户时好看呗。我理解就是让客户觉得他还很有实力，所以还讲得起排场。一年后，这家公司被清盘，管理者先后入狱。在他们身后，无数投资人血本无归，有的甚至跪在地下请求还款也无法如愿。
鱼和熊掌之间
孟子曾经讲过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西方，这一点相当明确，尤其是政界和企业之间，也就是权力与金钱之间。想讲排场就不能从政，想从政就不能讲排场，因为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所以在权力和排场之间只能拥有其一，不能同时拥有两者。企业家拥有后者就不能拥有前者，政治家拥有前者就不能拥有后者。
上面讲的几个人，无论是部长、总统还是市长，他们本来都是派头很大的金融家，也曾专机出行，然而一旦从政，就立即变得低调和节俭，并不是装几天做做样子。他们或许本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强者，也可能一直有兼治天下的抱负和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坐小办公室而不觉得憋屈，常年以三明治当午餐而不觉得营养不良，乘公交而不觉得浪费时间。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立即招来公众的指责。
在美国一个相对贫穷的小市，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捡破烂的妇女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份当地行政官员的工资单，上面显示这些官员们领取的薪水远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收入。气愤之余，这位拾荒妇走上街头，向公众披露了这份工资单。这件事情经过《洛杉矶时报》报道后全国为之关注，也引发了当地政坛巨变，许多高级官员纷纷辞职以谢天下，市长公开表示自己深感羞愧，在剩余任期不再领取薪水。
相比之下，国人却同时拥有鱼与熊掌。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办公室就会加大，办公室的大小不是和政绩有关，不是和实际需要有关，不是和人员配置有关，而是和权力有关。而在西方，办公室大小和权力并没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倒是和效益有关：长期亏损的企业领导当然不可能有大办公室。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宴请的标准就会提高，尽管有权者的饭量并没有提高。为此增加的预算就得花掉，因为不花就不够排场，就不符合身份，所以一桌酒菜往往是不能缺少的。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就会增多，造成的浪费也就会相应增大。在北京，轿车限单双号行驶之后，车辆依然增加。有的单位给领导配了尾号单双不同的车各一辆。这样一来，本意限制车辆行驶的政策出台后，反而增加了车辆的配置，领导们的排场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我时常想，如果国内缺乏喜欢小办公室的部长、行长和愿意乘公交上班的市长的话，也许就只能指望这个社会能多多出现具有良知的拾荒妇女，还有具有正义感的媒体……
发展中国家中，越来越爱摆排场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钱开始变多，权力开始增大。而发达国家中，最具备摆排场能力的就是美国人了，也是因为他们权力最大，钱最多，那里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财政部长，最有钱的总统和最有钱的市长。但是和人们的一般认识相反，这些本来可以过奢华日子的人反而很低调，大权在握时花费公款大都很节约。
办公朴素的美国财长
讲到公共权力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权力最大，大到可以左右全球经济。讲到私人财富的话，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最有钱，因为他出身华尔街投资银行，之前的年收入都是以千万甚至以亿计算，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难以望其项背。这些人出任财长，或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或者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或者两者都有，但肯定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因为他们当部长之前就知道自己年薪要远低于当银行家的年收入。如果继续其银行业生涯，他会积累更多的财富，过更舒适的生活，享受更好的办公条件。
卸任后，保尔森出版了一本新作《峭壁边缘》。读完这本在中国很畅销的著作后，我才知道这个拯救华尔街免遭崩溃、全球最有权势的财长的办公室竟然小得可怜。书中有张照片：保尔森坐在那儿，几个助手围在桌前，他后面两米就是墙了。室内还出奇地简陋，办公桌上没有值钱的饰品，只有几幅家庭照片，墙面贴着普通墙纸，就像普通美国人家庭一般。
相比之下，我们国内任何一个银行的行长或副行长、甚至省市级分行行长的办公室面积都比保尔森的大，装修得也比他的豪华，可比五星级酒店，有的夸张得令人咋舌。我去国内一些银行行长的办公室时，进门后先隔空打个招呼，然后要走十几步才能到他的办公桌前，而且步伐跨度都是很大的，到握手时一般都要十秒以后了。
更雷人的是，除了大大的办公桌和宽宽的沙发之外，他们办公室往往内设卧室、洗澡间和厕所，跟套房一样。中国人认为这样才符合身份，毕竟是行长嘛，但他們不会去想银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美国人要是这样奢华就会遭到舆论的抨击，人们会问：为什么纳税人的钱被你这样浪费？其实中国人也应该学会向我们的银行高管提问：如果没有百姓的存款，哪来的银行？有必要这样大把大把地花百姓的钱吗？
午餐简单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权力大得惊人，如果他们要消费什么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白宫有专门的厨师班子，总统想吃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什么，因为让总统吃好喝好、保持精力充沛，关乎国家利益。
但保尔森讲，他在白宫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小布什的午餐只是几片胡萝卜，一个切碎的苹果，和一个小面包卷热狗，仅此而已。和那些细嚼慢咽的养生常识相反，小布什吃得还特快，不到五分钟就能把这些东西消灭干净。总统吃得都这么简单，作为下属，保尔森当然不好点复杂的正餐，也以三明治等快餐果腹。
小布什的办公室也没有国内一些银行行长的大。我曾经挤在游客中参观过白宫，那是二百年前的老建筑，加上花园占地面积不小，整个楼却没多大。其实，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也没多大，我也曾去参观过。真不明白现在国内一些人为什么这样好大，整天呆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不觉得空的慌？！
至于请客吃饭，即便是请下属，国内谁见过用三明治或者盒饭请客的？
相比之下，国内地方官员的宴请排场就大了。首先得当地最好的酒店，然后都得是最好的包间。最让我感到心痛的是浪费，就是那种几凉几热、几荤几素、一上就是一大桌子的搭配，不分男女，无论老幼，也不管你是否能吃得下——其实从来就没有吃光的时候。如果我是主宾，经常会扮演那种不讨好的角色，不断提醒让少上点菜，对劝酒则能不喝就不喝，往往扫别人的兴。那次去大连，当地一个区长谈及这个习惯时倒是和我有同感，他说那些劝你喝好的其实自己想喝好！
乘地铁上下班的纽约市长
在纽约，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市长布隆伯格是个出身华尔街、家财万贯的金融家，也都知道他当了市长后，以身作则，经常乘地铁上下班。这首先出于竞选时的承诺，为了改善纽约的交通，使曼哈顿这个弹丸之地更适合居住，他在竞选初期就公开声明当选后乘公交上班。竞选成功后，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市长真的放弃了私家车。
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像其他政客一样做秀，撑不了多久，没想到他一坐公交就是八年，跟普通上班族一样。我在电视里看到年逾六旬的这位市长和克林顿坐在一起，被记者追问为什么还坐地铁上班，他淡淡地回答一句：这个快啊，为什么不呢?
不仅如此，布隆伯格还和下属一样挤在大办公室里办公。他的皮鞋也不常换，就那么几双。官当大了排场反而小，世界上其实有这样的例子。
国人皆知的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有一位他特别推崇的合作者叫芒格，也是世界顶级投资大师，年逾八十还经常出差国外，但只是和夫人孩子在一起时才坐私人专机。大部分时间里，他乘民航机出行，还会去坐经济舱，“因为一个人坐专机太费油了”。更关键的是，他觉得那样就会“脱离群众”，而孤立于世界，又如何做投资决定？
相比之下，我认识的国内一家金融投资公司在资金快要枯竭、亏损累累时，不仅没有紧缩开支，相反为了招揽客户，在上海浦东最好的地段租用了面积很大的办公室。后来被查出进行高息揽存，“庞氏骗局”一般，拿后来人的钱支付前面人的利息，直到资金链断裂。当时我去见企业的老总，问他为什么自己要用一百多米的大办公室，他淡淡地说，为了见客户时好看呗。我理解就是让客户觉得他还很有实力，所以还讲得起排场。一年后，这家公司被清盘，管理者先后入狱。在他们身后，无数投资人血本无归，有的甚至跪在地下请求还款也无法如愿。
鱼和熊掌之间
孟子曾经讲过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西方，这一点相当明确，尤其是政界和企业之间，也就是权力与金钱之间。想讲排场就不能从政，想从政就不能讲排场，因为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所以在权力和排场之间只能拥有其一，不能同时拥有两者。企业家拥有后者就不能拥有前者，政治家拥有前者就不能拥有后者。
上面讲的几个人，无论是部长、总统还是市长，他们本来都是派头很大的金融家，也曾专机出行，然而一旦从政，就立即变得低调和节俭，并不是装几天做做样子。他们或许本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强者，也可能一直有兼治天下的抱负和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坐小办公室而不觉得憋屈，常年以三明治当午餐而不觉得营养不良，乘公交而不觉得浪费时间。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立即招来公众的指责。
在美国一个相对贫穷的小市，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捡破烂的妇女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份当地行政官员的工资单，上面显示这些官员们领取的薪水远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收入。气愤之余，这位拾荒妇走上街头，向公众披露了这份工资单。这件事情经过《洛杉矶时报》报道后全国为之关注，也引发了当地政坛巨变，许多高级官员纷纷辞职以谢天下，市长公开表示自己深感羞愧，在剩余任期不再领取薪水。
相比之下，国人却同时拥有鱼与熊掌。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办公室就会加大，办公室的大小不是和政绩有关，不是和实际需要有关，不是和人员配置有关，而是和权力有关。而在西方，办公室大小和权力并没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倒是和效益有关：长期亏损的企业领导当然不可能有大办公室。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宴请的标准就会提高，尽管有权者的饭量并没有提高。为此增加的预算就得花掉，因为不花就不够排场，就不符合身份，所以一桌酒菜往往是不能缺少的。
在国内，人们有权后，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就会增多，造成的浪费也就会相应增大。在北京，轿车限单双号行驶之后，车辆依然增加。有的单位给领导配了尾号单双不同的车各一辆。这样一来，本意限制车辆行驶的政策出台后，反而增加了车辆的配置，领导们的排场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我时常想，如果国内缺乏喜欢小办公室的部长、行长和愿意乘公交上班的市长的话，也许就只能指望这个社会能多多出现具有良知的拾荒妇女，还有具有正义感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