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杂志》创办之前，陈独秀已经亲身经历了清末革命党暗杀清朝权贵、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滑向帝制自为……短短几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政治剧目让他越来越看不准未来的时局。那时，大家都觉得封建专制推翻了，民主共和了，中国有希望了。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与期待的理想格格不入。就像鲁迅在《小杂感》里调侃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主编陈独秀刚从日本亡命归来，处于人生的低谷。此时的他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只想静下心好好地思索一下，所以《青年杂志》也没有正式的“发刊词”，他只想“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与寄予希望的青年们聊聊梦想和人生。因此，他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年后，当《青年杂志》被迫改刊名时，陈独秀特意加了一个“新”字，仿佛他在杂志上找到了实现强国梦的新路径。
　　1917年1月，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一纸任命状，彻底改变了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命运。在北京，围绕《新青年》，聚集了一大群当时中国最有思想最有活力的“同道中人”。他们中有“老”青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杨昌济、沈尹默、马君武、陶孟和、马寅初、苏曼殊，有“新”青年胡适、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刘文典、王星拱、程演生、顾孟余，更有后起者毛泽东、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罗家伦……他们畅谈文学改良，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人，同一切封建的观念、思想、制度决裂。他们扛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把它作为打破北洋武夫权力垄断的新武器。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从思想观念入手，改良国民性，实现救国富强梦。
　　历史总是那样出人意料，全国总印数一期最多也只有一万五六千份的《新青年》却带来了百倍的影响力。它启蒙、唤醒了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热忱，并为看到这本杂志的有志青年指明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今天，我们客观地审视《新青年》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定会觉得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时间流过近百年，我们依然被那时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所吸引，依然被那一群文人救国图强的热忱所感动，依然被年轻生命的爱国激情所感染。因为他们的梦想与我们的梦想有一点是一致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