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
　　2005年，上海人掀起了“保卫上海话”浪潮，最近在广东又有“普粤之争”。
　　为什么要“保卫”且“争”呢？就是因为方言也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不过，除去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交流不畅等缺点外，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方言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争”的问题，而且还极有可能成为血腥杀戮的“测谎仪”。
　　1911年，辛亥风云骤起。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当时，“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有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
　　为什么旗兵“至死不讲话”呢？因为旗兵大多是北方人，说北方官话，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在“驱除鞑虏”的教条下，对旗人任意杀戮。
　　当时的湖北咨议局曾遭不明射击，这更引发了革命党人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
　　当时革命党人在大街上任意拦下行人，盘查他们是否是旗人，方法是“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六百六十六”。也就是说，按照湖北方言，“六百六十六”要读成“lóu be lóu shi lóu”，否則就要被杀头。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
　　以发音判断是否旗人的方法虽大致有效，却并不科学。因为它会使那些发音并不怎么标准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险，即使本地人，如果在北方停留时间稍长也是一样。何况，说北方官话的并不一定都是旗人。
　　还有，当时驻防武汉的旗兵包括旗兵家属大多来自荆州，他们不讲满语而说荆州土话，所以但凡来自荆州一带的人，其遭受的危险程度也很高。
　　当时，一个叫万业才的革命士兵参加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他说：“午夜过后，我们听见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泥污，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断，显然是个旗兵。
　　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八旗兵原本并不驻防武昌，只是因为清末新政，才被安排到这个省会城市的湖北新军中受训，结果遭遇辛亥起义，因为不会说当地方言，把小命给弄丢了。
　　无独有偶。
　　民国初年，军阀胡景冀的国民军第二军驻防河南。由于该军源于陕西哥老会起义组建的民军，以陕西人为主，成分复杂，又缺少政工人员的良好教育，所以《民国军事史》中说该军“军纪之败坏，国内罕见”，“倚之为骨干，就必然军纪荡然，成为扰民的害虫”，这就使国民二军成为河南民众的冤家对头。
　　后来，该军与红枪会在豫南血战半年，西退时，河南红枪会在边界设卡捉拿第二军的逃兵。
　　判断是不是国民二军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让他说这是什么，凡是喊“圈”或者“屈圈”的人，就被认为是冀鲁豫地方的人，便放过去，凡是操陕西方言喊“圈圈”的，红枪会的人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红缨枪，解决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