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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思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爱国名将张学良之弟。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含恨病逝。今年1月是张学思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作纪念。
义无反顾走出大帅府 百折不挠跟党走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氏，经常给子女讲古书，告诫他们：“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勢力吃饭！”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不久，王金镜介绍王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五十三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1页）。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范朝福：《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2日第3版）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五十三军发展，把五十三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五十三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刘澜波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张学思一面派人去确山与彭雪枫接头，一面让王金镜去武汉黄显声处取200支步枪。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无法立足，黄显声又突遭国民党秘密逮捕，使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接踵而来的挫折面前，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身边的人说：“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放弃与母赴美定居 投身抗日救国烽火
1938年4月，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论持久战》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1页） 当时，张学思全家都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更为儿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张学思望着机窗外伶俜而立的老母，暗暗流下了泪水。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昉。”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喽！”他亲切地端详着张学思那清秀的面孔问道：“你二十几岁啦？”
“报告主席，我已经22岁了。”
“你还是个娃子嘛！”毛泽东慈祥地笑了，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问道：“你感觉怎么样啊？能过得了这里的生活关吗？要不要钱花？”
张学思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焦急地说：“主席，您可别把我当成小孩子呀！”
“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亲切地对张学思说：“你是少爷公子出身，过去的生活条件那么好，初到延安来，我担心你生活受不了哟！”
毛主席亲切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温暖。他已毫不拘束了，爽快地回答：“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这么过的，过得很愉快，他们都行，我也能行！”
张学思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是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喽！”毛泽东非常高兴，满心喜欢面前这位热情进步的青年。他惬意地吸了一口烟，像唠家常一样，亲切地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说，人的世界观不同，对事物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些人把像你家里的那种富贵的生活享受，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千方百计地去追求。而你却把它看成是罪恶，千方百计地摆脱它，跑到延安来受苦。因为你把救国救民，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最高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遇到的困难会很多的，付出的代价将是很大的，肯定比你我所能想象得到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需要不断地学习，积极地锻炼。你现在很年轻，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时候，在艰苦的环境里更能锻炼人。延安就是一座锻炼人的革命大熔炉，也是一所增长才干的革命大学校。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刘永路：《毛泽东与张学思少将》，载《毛泽东与海军将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10-311页）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一二○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一二○师六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他阅读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认为，目前东北还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聂荣臻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4頁）。
1942年3、4月间，张学思到九分区去，与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县石佛镇战斗之后，亲自带工作组直接去参与指挥战斗。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情况分析准确无误，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点（据点）战，一举攻占石佛镇，俘敌副团长以下40余人。九分区的参谋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有勇有谋，前途不可限量（程子华、高存信：《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9日第6版）。
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与区党委机关在日军多次的“铜墙铁壁”合击下，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大胆利用日军空隙，多次巧妙地跳出日军合击圈，安全转移。张学思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特别是6月11日拂晓，在威县掌史村，军区警戒部队突然与敌接火。张学思亲去前沿侦察，迅速判明情况，日军只是小股部队与我军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隐蔽着冀中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据此，军区司令部决定：要隐蔽实力，麻痹敌人，拖到夜晚，设法突围。吕正操命令部队，只准用步枪、手榴弹与日军打“蘑菇战”，不准使用重武器。就这样，我军连续打垮了日军七八次冲锋，日军摸不清我军实力，越输越恼，不断补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终未能越我战线一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张学思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部署部队防毒。晚9时，我军分三路突围。张学思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一路，从村东南角冲出去，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会杀出千军万马！他们惊恐万状，只顾四散逃命。
8月，转战至冀鲁豫根据地的冀中军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他们趁青纱帐茂密的时节，向太行山转移，去太行山要西跃平汉路，通过130多华里纵深的日伪封锁线。为此，张学思两次派出侦察小组化装侦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
按照计划，冀中军区5000人的队伍从内黄出发，渡过卫河，直插民团武装天门会的领地。天门会势力横贯浚、滑、汤（阴）三县，掌握2万多条枪，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担任着这支武装的参谋长。胡紫青根据事先的安排，派人给浚县日伪政权送去情报，谎称：“夜里突然来了上万的八路军，扬言要光复失地！”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紧闭城门，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走出半步。这样，我军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精蓄锐，夜晚隐蔽急行军，一枪未发，安全通过了日军重点把守的平汉路及其两侧密集设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与一二九师胜利会师。 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冀中军区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彭德怀副司令员当众表扬了张学思。此次战役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程子华、高存信：《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9日第6版）。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驰骋白山黑水间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 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东北人民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不禁出现“万头攒动” “翘首相望”的情景（1945年11月11日《东北日报》）。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抢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疯狂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当列车行至梅河口车站时，突遭敌机轰炸。张学思对保护他的警卫员大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去保护车向忱、高崇民！”他孤身冒着硝烟炮火，冲上火车头，欲把火车开到安全地带。这时，一颗炸弹落在车头前，路基被炸了一个大坑。列车无法开动，而敌机却仍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在万分危急之际，人民军队的高射炮怒吼了，敌机仓皇而逃。省主席亲自驾驶火车抢险，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动。当张学思平安走出火车头时，激动的人们欢声雷动。 不久，蔣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他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属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陈云充分发扬民主，与会者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说，从整个东北战场来看，南满和北满相当于两个拳头。蒋介石战略方针的险恶用心，就是先消灭我一个拳头，然后再消灭我另一个拳头。如果南满我军5个师撤向北满，敌人在南满就无后顾之忧，就会有10个师跟进北满。就算我3纵和4纵主力部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就可以牵制敌人4个军。因此，我们必须两个拳头同时挥动，钳制蒋军力量，粉碎其“先南后北”的阴谋。他还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呆，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81页）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最后定夺。七道江会议也在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听到这个英明决策，感到欢欣鼓舞。他对同志们说：“有这样一位善于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好领导，还怕我们不能打胜仗吗？”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与此同时，张学思还指挥地方部队，破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阻止敌人向通化、临江运送兵员和物资。在火石岭战斗中，辽宁省军区警卫团一营，一举击溃了敌新一军八十八师的一个骑兵团，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四保临江的战役。
1947年春，蒋介石“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在攻打辉南镇时，辽宁军区部队遇到守敌的拼死抵抗。我军攻了一天一夜没有攻进城关。张学思和参谋长解方研究了一个“渗透突击”打法。拂晓，集中兵力先炸毁敌人一座炮楼，张学思指挥突击队，不等扫清外圈即突入城关，中午全歼守敌1000余人，解放了辉南镇。
（上）
义无反顾走出大帅府 百折不挠跟党走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氏，经常给子女讲古书，告诫他们：“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勢力吃饭！”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不久，王金镜介绍王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表扬他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张学思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说：“或回五十三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1页）。同时指出：“你以前接触到的革命理论是零零碎碎的，党决定派你到延安去学习。”（范朝福：《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2日第3版）分手的时候，周恩来让邓颖超送他出门，再三嘱咐他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五十三军发展，把五十三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五十三军在河南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刘澜波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张学思一面派人去确山与彭雪枫接头，一面让王金镜去武汉黄显声处取200支步枪。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无法立足，黄显声又突遭国民党秘密逮捕，使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接踵而来的挫折面前，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身边的人说：“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放弃与母赴美定居 投身抗日救国烽火
1938年4月，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论持久战》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1页） 当时，张学思全家都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更为儿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张学思望着机窗外伶俜而立的老母，暗暗流下了泪水。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吧？”
张学思回答：“是的，我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现在改名叫张昉。”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你能来延安，不简单喽！”他亲切地端详着张学思那清秀的面孔问道：“你二十几岁啦？”
“报告主席，我已经22岁了。”
“你还是个娃子嘛！”毛泽东慈祥地笑了，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问道：“你感觉怎么样啊？能过得了这里的生活关吗？要不要钱花？”
张学思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焦急地说：“主席，您可别把我当成小孩子呀！”
“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亲切地对张学思说：“你是少爷公子出身，过去的生活条件那么好，初到延安来，我担心你生活受不了哟！”
毛主席亲切的关怀，使张学思感到格外温暖。他已毫不拘束了，爽快地回答：“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这么过的，过得很愉快，他们都行，我也能行！”
张学思觉得有许多心里话要向毛主席讲，他说：“延安虽说艰苦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是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讲得好，讲得好喽！”毛泽东非常高兴，满心喜欢面前这位热情进步的青年。他惬意地吸了一口烟，像唠家常一样，亲切地给张学思讲起了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说，人的世界观不同，对事物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些人把像你家里的那种富贵的生活享受，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千方百计地去追求。而你却把它看成是罪恶，千方百计地摆脱它，跑到延安来受苦。因为你把救国救民，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的最高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遇到的困难会很多的，付出的代价将是很大的，肯定比你我所能想象得到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需要不断地学习，积极地锻炼。你现在很年轻，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时候，在艰苦的环境里更能锻炼人。延安就是一座锻炼人的革命大熔炉，也是一所增长才干的革命大学校。毛泽东鼓励张学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将来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刘永路：《毛泽东与张学思少将》，载《毛泽东与海军将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10-311页）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一二○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一二○师六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个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他阅读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认为，目前东北还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聂荣臻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长。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4頁）。
1942年3、4月间，张学思到九分区去，与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县石佛镇战斗之后，亲自带工作组直接去参与指挥战斗。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情况分析准确无误，眼睛熬红了，嗓子沙哑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点（据点）战，一举攻占石佛镇，俘敌副团长以下40余人。九分区的参谋们都称赞他：少年英俊，有勇有谋，前途不可限量（程子华、高存信：《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9日第6版）。
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与区党委机关在日军多次的“铜墙铁壁”合击下，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大胆利用日军空隙，多次巧妙地跳出日军合击圈，安全转移。张学思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特别是6月11日拂晓，在威县掌史村，军区警戒部队突然与敌接火。张学思亲去前沿侦察，迅速判明情况，日军只是小股部队与我军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隐蔽着冀中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据此，军区司令部决定：要隐蔽实力，麻痹敌人，拖到夜晚，设法突围。吕正操命令部队，只准用步枪、手榴弹与日军打“蘑菇战”，不准使用重武器。就这样，我军连续打垮了日军七八次冲锋，日军摸不清我军实力，越输越恼，不断补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终未能越我战线一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张学思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部署部队防毒。晚9时，我军分三路突围。张学思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领一路，从村东南角冲出去，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会杀出千军万马！他们惊恐万状，只顾四散逃命。
8月，转战至冀鲁豫根据地的冀中军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他们趁青纱帐茂密的时节，向太行山转移，去太行山要西跃平汉路，通过130多华里纵深的日伪封锁线。为此，张学思两次派出侦察小组化装侦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
按照计划，冀中军区5000人的队伍从内黄出发，渡过卫河，直插民团武装天门会的领地。天门会势力横贯浚、滑、汤（阴）三县，掌握2万多条枪，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担任着这支武装的参谋长。胡紫青根据事先的安排，派人给浚县日伪政权送去情报，谎称：“夜里突然来了上万的八路军，扬言要光复失地！”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紧闭城门，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走出半步。这样，我军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精蓄锐，夜晚隐蔽急行军，一枪未发，安全通过了日军重点把守的平汉路及其两侧密集设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与一二九师胜利会师。 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冀中军区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彭德怀副司令员当众表扬了张学思。此次战役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程子华、高存信：《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9日第6版）。
赴东北老家收回国土 驰骋白山黑水间
1946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 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东北人民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不禁出现“万头攒动” “翘首相望”的情景（1945年11月11日《东北日报》）。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抢夺东北的阴谋。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疯狂调兵遣将，争夺东北，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当列车行至梅河口车站时，突遭敌机轰炸。张学思对保护他的警卫员大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去保护车向忱、高崇民！”他孤身冒着硝烟炮火，冲上火车头，欲把火车开到安全地带。这时，一颗炸弹落在车头前，路基被炸了一个大坑。列车无法开动，而敌机却仍在上空盘旋、俯冲、扫射。在万分危急之际，人民军队的高射炮怒吼了，敌机仓皇而逃。省主席亲自驾驶火车抢险，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动。当张学思平安走出火车头时，激动的人们欢声雷动。 不久，蔣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他调集8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逼。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属会议（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陈云充分发扬民主，与会者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说，从整个东北战场来看，南满和北满相当于两个拳头。蒋介石战略方针的险恶用心，就是先消灭我一个拳头，然后再消灭我另一个拳头。如果南满我军5个师撤向北满，敌人在南满就无后顾之忧，就会有10个师跟进北满。就算我3纵和4纵主力部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就可以牵制敌人4个军。因此，我们必须两个拳头同时挥动，钳制蒋军力量，粉碎其“先南后北”的阴谋。他还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呆，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81页）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最后定夺。七道江会议也在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张学思听到这个英明决策，感到欢欣鼓舞。他对同志们说：“有这样一位善于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好领导，还怕我们不能打胜仗吗？”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
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与此同时，张学思还指挥地方部队，破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阻止敌人向通化、临江运送兵员和物资。在火石岭战斗中，辽宁省军区警卫团一营，一举击溃了敌新一军八十八师的一个骑兵团，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四保临江的战役。
1947年春，蒋介石“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在攻打辉南镇时，辽宁军区部队遇到守敌的拼死抵抗。我军攻了一天一夜没有攻进城关。张学思和参谋长解方研究了一个“渗透突击”打法。拂晓，集中兵力先炸毁敌人一座炮楼，张学思指挥突击队，不等扫清外圈即突入城关，中午全歼守敌1000余人，解放了辉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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