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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浓缩作者多年来亲身探索中国的扶贫方案、灾后救援，以及整体发展的报道，他亲历的那些鲜活生动的故事，彰显出在全球背景下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和面临的特殊挑战。
本书从汶川地震讲起，读者可以看到，贫困和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悲剧终将在救援和重建中被克服，在这片无数生命逝去的地方，人们也将重拾希望；然后作者去往“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在那里，中国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等，给高原带来了几年间还不可想象的富裕；随后作者回顾了过去十多年里采访过的全国各地的扶贫项目，包括贵州乡村的虚拟现实娱乐公园、内蒙古牧民开办的鸸鹋农场等；最后，作者花了5个星期采访长江经济带沿岸数千公里的11座城市，以极限沉浸的形式来分析改革开放如何驱动了中国的扶贫奇迹。
所有建筑物都消失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的只有绵延数公里的废墟和帐篷，然后还是废墟和帐篷，更多的废墟和帐篷。
这是一个末日浩劫之后的世界。
2008年我首次赴汶川灾区采访时，距离那场导致近9万人死亡或失踪的大地震已有半年，而一路上扭曲的钢筋和大块的水泥仍然堆积成山。
“失踪”的意思是那近18000人至今仍被深埋地下，如果他们还能被找到的话，最有可能找到他们的是未来的考古学家。
我意识到，无论媒体怎样报道，都无法完整再现这场灾难的全貌，只有亲身去到现场才有可能理解此事。
震区看上去就像个战场。多年以后，看到视频中饱受空袭和地面战蹂躏的叙利亚，我不由得想：“这太像四川了。”
在地球上，也许战争和自然灾害是最接近于地狱的状况。
而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也许是战争中的苦难源于人类的邪恶，而灾害则释放了自然的狂暴。
汶川地震是有记载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
它摧毁了数百万座房屋，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它更给数千万人留下巨大的创伤。
在平武中学的废墟上，我看到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白色的字：“平安班级”。
这块皱巴巴的牌子靠在一块碎砖上。地震摧毁教学楼时，砖块和水泥被远远地抛了出来，就像一个瓷瓶被砸时碎片四处飞溅。
这里有180多名学生受伤，所幸无人遇难。
平武县的146所学校中，几乎全都有教室倒塌，共有344名学生和13名老师遇难。据平武县教育局说，地震影响了31079名学生和2631名教师。
大约半年过后，背着箩筐的工人们仍在平武中学的废墟上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地清理和分拣。
山谷中回荡着铁锤敲击水泥和一团团扭曲的钢筋被扔上卡车的钝响，久久萦绕耳畔挥之不去。
几分钟车程以外，大约1300名幸存的学生正在一片临时搭建的金属教室和宿舍里生活和学习。
这里不能洗澡，连热水也没有。但他们有电，有食堂，也有学习用具。
“我们的新学校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就是操场太小，打不了篮球。”一位叫聂敏（音译）的学生说，“我们每天都很忙，要学好所有课程不容易。”来自平武县南坝镇的18岁高三学生侯力（音译）则希望他能更经常见到家人。
“回家时，我帮妈妈洗衣服，还帮她浇菜地。”他说，“我当然还有梦想。”
聂敏说她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翻译。“我要努力实现梦想。我相信什么也代替不了坚持。”聂敏说。
2008年，我在平武这所临时学校里主持了一个活动。绝大部分学生都写道，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和坚持，就能实现梦想。
他们中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想当翻译或者歌唱家，还有的想去环球旅行……他们都想照顾好父母——大多数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因为父母为了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高二学生薛晨总结了大家的决心：“我们必须向前走，绝不放弃！”
薛晨的梦想是学好英语，当一名导游，带世界各地的人参观他的祖国，尽管那时他还从未走出过小镇。我是他和同学们第一次见到的老外。
如今薛晨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最喜欢的行程就是去尚待开发的青藏高原和古老的丝绸之路。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初次见面将近十年后，他给我发来的短信说，“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
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看到这么多人生活得比我们还穷困，我更加珍惜我的朋友和家人。”
在他的导游简介上，薛晨用英语写道：“一些人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是为了找回迷失在生活中的自我。”
我想，2008年地震灾区的人当中，没有谁不会迷失方向。我想不出会有人不是这样。
多年后，薛晨在來信中说：“不过，我再次考虑了旅行。对我来说，旅行应当是一个故事，或者一部纪录片，这是个关于我的故事，传播这个世界温暖的故事，讲述我的经历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我将离开家人和朋友，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过草地。”
的确，薛晨的故事是走出2008年的那场噩梦并最终实现梦想的故事之一。
2020年1月，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成都开起了自己的火锅店香鼎坊（音译）。
“5·12”大地震撼动了这些孩子脚下的大地，但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生命力。
地震将他们的学校夷为平地，却没有影响他们对求知的渴望。
就像一位平武的学生那天所写的，“尽管地震推倒了我们的家园，但它推不倒我们的信心和友谊。”
那天快到下课时，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我，后面的学生几乎要翻过人墙，只为了把笔记本递给我，要我的签名。
身为老外，我自以为早已习惯了一走出大城市就备受关注，但还从来没有谁争先恐后地把笔记本和教科书都塞到我手里，生怕得不到我那龙飞凤舞的签名。
其中一个孩子要我留下电话号码、通信地址、电子邮件、MSN，还有QQ。 我索性从钱包里取出一摞名片，拿出一张塞进他手里。
这可像是引爆了一枚炸弹，四面八方伸来的手几秒钟内就把我那一整摞名片瓜分完毕。孩子们盯着这张小卡片欣喜若狂，仿佛是攥着中了头奖的彩票。
我也笑了起来。
铃声响起，下课时间到了，学生们呼啦啦奔出了简易教室。
落在最后的正是我送出第一张名片的学生。他很腼腆地凑过来，说有东西要送我。
“这个，是我的名片。”他露齿一笑，微微鞠了个躬，双手捧上一张卡片。
这是一张裁成长方形的纸板，上面工工整整用蓝色钢笔写着杨宙兴（音译）、手机号和QQ号。
那天晚上，我们在都江堰沿着受损严重的荷花池路探访。
一幢倒塌的居民楼前，两根蜡烛在风中摇曳，一小把香闷闷地燃着。
点香烛的人无处可寻，周围甚至看不到一个当地居民。都江堰市中心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鬼城”。
若隐若现的绿灯映衬出这里仅有的人类身影，一些建筑工人在废墟里走来走去。除了轻柔的雨滴声，只有一台推土机轰鸣着，远方鞭炮声时断时续。
“地震以前，这儿热闹得很。”当地农民魏永红（音译）说。
他同意带我们四处转转。朝着一座小山般的钢筋水泥一挥手，他说：“这儿死了好多人，整条街都是死人。”
他花了好几天从这座城市倒塌的中学里拖出死者，有数百名学生遇难。
“当时没有地方放那么多人，只好都堆到街上。”他说。
路边还有一些建筑物勉力支撑着，或倾侧或下垂，还有的部分悬在半空。其他建筑都是成堆的废墟。
魏永红的乡间木屋挺过了地震。
他指给我们看另一处废墟，以前是个菜场。“那里头可能还有死人呢。”魏永红说。
而在附近的一个角落里，他说有大约30个少年遇难，那是一家网吧，在一场6级余震中倒塌。
而到了“勤俭人家”安置点，情况却大为不同。这是都江堰乃至整個四川省最大的震后临时安置点，12000多位居民住在成排的彩钢活动房中。
“勤俭人家”派出所门外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可以翻动的数字显示，“本地103天没有违法犯罪事件”。
入口处，一个宣传栏上贴满了救灾物资交割单，上面摁满了手印——收到救灾物资的人以此签收。
援助项目中包括服务设施——日用品店、医院，还有一个免费食堂，全都由上海市政府援建。
透过一扇简易房的窗户，我们看到一群人围坐桌边，玩着麻将牌。
他们笑得正欢。
我也笑了起来。
“有些人真的很乐观。”志愿者张义桐（音译）告诉我说。
茶馆老板赵阳波（音译）告诉我，德阳市的低收入居民都开始喝高档茶了。“灾难让大家认识到人只能活一次，那就好好享受这一次吧。”赵阳波说。
在“勤俭人家”志愿者中心，张义桐和其他上海大学的志愿者正忙着印刷小传单，招募当地居民来辅导学生。
张义桐说：“这些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家人和房子，可他们乐于助人，他们相信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的确，基本物资并不匮乏，此时人们更需要寻找的是意义。
来自香港的张义桐说，地震导致的伤亡和异地搬迁使很多人脱离了原先的社交圈，志愿者们正组织安置点的居民参加各种活动来互相认识。
志愿者中心的墙上贴着一些照片，照片里有老年人交谈，也有儿童们玩耍，还有时任总理温家宝来视察时的情景。
“这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失去了至少一个亲人。”另一位志愿者纪小钢（音译）说。
志愿者们还着手开展技能培训，教居民如何找工作和使用电脑。很多幸存者开起了杂货店和理发店，或者当上了老师。
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寻求外界的帮助。随着冬季来临，居民们急需冬衣和热水。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没法洗澡，因为水太凉了，他们受不了。”张义桐说。
纪小钢更担心的是居民们开始烧煤取暖时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很多人在外工作时，只能留下老人和儿童待在家里。
马路对面，数十栋公寓楼正在绿色的防护网内慢慢成形。
当这些大楼脱下外衣，最后一根脚手架也被拆除，“勤俭人家”的居民们就将搬入新居，展开新的生活。
[美]聂子瑞（Erik Nilsson）
中国日报社记者，走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份，报道扶贫、救灾和政府政策。33岁时曾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本书从汶川地震讲起，读者可以看到，贫困和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悲剧终将在救援和重建中被克服，在这片无数生命逝去的地方，人们也将重拾希望；然后作者去往“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在那里，中国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等，给高原带来了几年间还不可想象的富裕；随后作者回顾了过去十多年里采访过的全国各地的扶贫项目，包括贵州乡村的虚拟现实娱乐公园、内蒙古牧民开办的鸸鹋农场等；最后，作者花了5个星期采访长江经济带沿岸数千公里的11座城市，以极限沉浸的形式来分析改革开放如何驱动了中国的扶贫奇迹。
所有建筑物都消失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的只有绵延数公里的废墟和帐篷，然后还是废墟和帐篷，更多的废墟和帐篷。
这是一个末日浩劫之后的世界。
2008年我首次赴汶川灾区采访时，距离那场导致近9万人死亡或失踪的大地震已有半年，而一路上扭曲的钢筋和大块的水泥仍然堆积成山。
“失踪”的意思是那近18000人至今仍被深埋地下，如果他们还能被找到的话，最有可能找到他们的是未来的考古学家。
我意识到，无论媒体怎样报道，都无法完整再现这场灾难的全貌，只有亲身去到现场才有可能理解此事。
震区看上去就像个战场。多年以后，看到视频中饱受空袭和地面战蹂躏的叙利亚，我不由得想：“这太像四川了。”
在地球上，也许战争和自然灾害是最接近于地狱的状况。
而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也许是战争中的苦难源于人类的邪恶，而灾害则释放了自然的狂暴。
汶川地震是有记载以来最剧烈的地震之一。
它摧毁了数百万座房屋，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它更给数千万人留下巨大的创伤。
在平武中学的废墟上，我看到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白色的字：“平安班级”。
这块皱巴巴的牌子靠在一块碎砖上。地震摧毁教学楼时，砖块和水泥被远远地抛了出来，就像一个瓷瓶被砸时碎片四处飞溅。
这里有180多名学生受伤，所幸无人遇难。
平武县的146所学校中，几乎全都有教室倒塌，共有344名学生和13名老师遇难。据平武县教育局说，地震影响了31079名学生和2631名教师。
大约半年过后，背着箩筐的工人们仍在平武中学的废墟上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地清理和分拣。
山谷中回荡着铁锤敲击水泥和一团团扭曲的钢筋被扔上卡车的钝响，久久萦绕耳畔挥之不去。
几分钟车程以外，大约1300名幸存的学生正在一片临时搭建的金属教室和宿舍里生活和学习。
这里不能洗澡，连热水也没有。但他们有电，有食堂，也有学习用具。
“我们的新学校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就是操场太小，打不了篮球。”一位叫聂敏（音译）的学生说，“我们每天都很忙，要学好所有课程不容易。”来自平武县南坝镇的18岁高三学生侯力（音译）则希望他能更经常见到家人。
“回家时，我帮妈妈洗衣服，还帮她浇菜地。”他说，“我当然还有梦想。”
聂敏说她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翻译。“我要努力实现梦想。我相信什么也代替不了坚持。”聂敏说。
2008年，我在平武这所临时学校里主持了一个活动。绝大部分学生都写道，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和坚持，就能实现梦想。
他们中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想当翻译或者歌唱家，还有的想去环球旅行……他们都想照顾好父母——大多数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因为父母为了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高二学生薛晨总结了大家的决心：“我们必须向前走，绝不放弃！”
薛晨的梦想是学好英语，当一名导游，带世界各地的人参观他的祖国，尽管那时他还从未走出过小镇。我是他和同学们第一次见到的老外。
如今薛晨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最喜欢的行程就是去尚待开发的青藏高原和古老的丝绸之路。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初次见面将近十年后，他给我发来的短信说，“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
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看到这么多人生活得比我们还穷困，我更加珍惜我的朋友和家人。”
在他的导游简介上，薛晨用英语写道：“一些人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是为了找回迷失在生活中的自我。”
我想，2008年地震灾区的人当中，没有谁不会迷失方向。我想不出会有人不是这样。
多年后，薛晨在來信中说：“不过，我再次考虑了旅行。对我来说，旅行应当是一个故事，或者一部纪录片，这是个关于我的故事，传播这个世界温暖的故事，讲述我的经历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我将离开家人和朋友，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过草地。”
的确，薛晨的故事是走出2008年的那场噩梦并最终实现梦想的故事之一。
2020年1月，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成都开起了自己的火锅店香鼎坊（音译）。
“5·12”大地震撼动了这些孩子脚下的大地，但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生命力。
地震将他们的学校夷为平地，却没有影响他们对求知的渴望。
就像一位平武的学生那天所写的，“尽管地震推倒了我们的家园，但它推不倒我们的信心和友谊。”
那天快到下课时，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我，后面的学生几乎要翻过人墙，只为了把笔记本递给我，要我的签名。
身为老外，我自以为早已习惯了一走出大城市就备受关注，但还从来没有谁争先恐后地把笔记本和教科书都塞到我手里，生怕得不到我那龙飞凤舞的签名。
其中一个孩子要我留下电话号码、通信地址、电子邮件、MSN，还有QQ。 我索性从钱包里取出一摞名片，拿出一张塞进他手里。
这可像是引爆了一枚炸弹，四面八方伸来的手几秒钟内就把我那一整摞名片瓜分完毕。孩子们盯着这张小卡片欣喜若狂，仿佛是攥着中了头奖的彩票。
我也笑了起来。
铃声响起，下课时间到了，学生们呼啦啦奔出了简易教室。
落在最后的正是我送出第一张名片的学生。他很腼腆地凑过来，说有东西要送我。
“这个，是我的名片。”他露齿一笑，微微鞠了个躬，双手捧上一张卡片。
这是一张裁成长方形的纸板，上面工工整整用蓝色钢笔写着杨宙兴（音译）、手机号和QQ号。
那天晚上，我们在都江堰沿着受损严重的荷花池路探访。
一幢倒塌的居民楼前，两根蜡烛在风中摇曳，一小把香闷闷地燃着。
点香烛的人无处可寻，周围甚至看不到一个当地居民。都江堰市中心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鬼城”。
若隐若现的绿灯映衬出这里仅有的人类身影，一些建筑工人在废墟里走来走去。除了轻柔的雨滴声，只有一台推土机轰鸣着，远方鞭炮声时断时续。
“地震以前，这儿热闹得很。”当地农民魏永红（音译）说。
他同意带我们四处转转。朝着一座小山般的钢筋水泥一挥手，他说：“这儿死了好多人，整条街都是死人。”
他花了好几天从这座城市倒塌的中学里拖出死者，有数百名学生遇难。
“当时没有地方放那么多人，只好都堆到街上。”他说。
路边还有一些建筑物勉力支撑着，或倾侧或下垂，还有的部分悬在半空。其他建筑都是成堆的废墟。
魏永红的乡间木屋挺过了地震。
他指给我们看另一处废墟，以前是个菜场。“那里头可能还有死人呢。”魏永红说。
而在附近的一个角落里，他说有大约30个少年遇难，那是一家网吧，在一场6级余震中倒塌。
而到了“勤俭人家”安置点，情况却大为不同。这是都江堰乃至整個四川省最大的震后临时安置点，12000多位居民住在成排的彩钢活动房中。
“勤俭人家”派出所门外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可以翻动的数字显示，“本地103天没有违法犯罪事件”。
入口处，一个宣传栏上贴满了救灾物资交割单，上面摁满了手印——收到救灾物资的人以此签收。
援助项目中包括服务设施——日用品店、医院，还有一个免费食堂，全都由上海市政府援建。
透过一扇简易房的窗户，我们看到一群人围坐桌边，玩着麻将牌。
他们笑得正欢。
我也笑了起来。
“有些人真的很乐观。”志愿者张义桐（音译）告诉我说。
茶馆老板赵阳波（音译）告诉我，德阳市的低收入居民都开始喝高档茶了。“灾难让大家认识到人只能活一次，那就好好享受这一次吧。”赵阳波说。
在“勤俭人家”志愿者中心，张义桐和其他上海大学的志愿者正忙着印刷小传单，招募当地居民来辅导学生。
张义桐说：“这些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家人和房子，可他们乐于助人，他们相信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的确，基本物资并不匮乏，此时人们更需要寻找的是意义。
来自香港的张义桐说，地震导致的伤亡和异地搬迁使很多人脱离了原先的社交圈，志愿者们正组织安置点的居民参加各种活动来互相认识。
志愿者中心的墙上贴着一些照片，照片里有老年人交谈，也有儿童们玩耍，还有时任总理温家宝来视察时的情景。
“这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失去了至少一个亲人。”另一位志愿者纪小钢（音译）说。
志愿者们还着手开展技能培训，教居民如何找工作和使用电脑。很多幸存者开起了杂货店和理发店，或者当上了老师。
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寻求外界的帮助。随着冬季来临，居民们急需冬衣和热水。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没法洗澡，因为水太凉了，他们受不了。”张义桐说。
纪小钢更担心的是居民们开始烧煤取暖时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很多人在外工作时，只能留下老人和儿童待在家里。
马路对面，数十栋公寓楼正在绿色的防护网内慢慢成形。
当这些大楼脱下外衣，最后一根脚手架也被拆除，“勤俭人家”的居民们就将搬入新居，展开新的生活。
[美]聂子瑞（Erik Nilsson）
中国日报社记者，走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份，报道扶贫、救灾和政府政策。33岁时曾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而设立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