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上已出现梗阻，再不治就晚了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考虑到了技术上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制度改革却鲜有涉及。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到改革的深水区，如果没有制度进步，技术进步难以成功，局部成功将付出生产率下降、民财耗竭的巨大代价。
　　第一个制度性难题是地方财政困境。中国的分税制后遗症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与不均衡，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财政依赖模式，以土地财政为主导，辅之以政府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深入项目。
　　这一模式业已穷途末路。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达到创新高的2.7万亿元人民币，证明土地收入已经达到地方财政的50%以上，土地财政失控。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台高筑，1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约高达10万亿人民币，这批债务主要在2008年之后形成，可能在2011年爆发。这意味着银行将不得不核销债务，最终成本将落在储户和银行股的购买者头上。
　　土地财政过于重要尾大不掉，地方政府继续以基建与房地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惟一的生财之路就是土地财富变现，一些城市已经把每一寸地皮质押融资，房地产与金融机构血脉相连。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控房地产价格，这样做等于地方财政自杀。
　　如果为财政所胁迫继续依赖土地财政，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必然败在土地财政上，改革成果将因为土地掠夺而土崩瓦解。中国的土地是一场改革或者革命的导火索。何去何从，取决于当下的政策。
　　第二个制度难题，改革缺乏正义性，缺乏理念。
　　开征房产税是解决土地财政的开端，对于意义如此重大的改革，相关部门的态度却出奇的暧昧，既没有对未来30年改革的路径设计，更没有把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剥离，没有对推出房产税后进行公共财政等系列改革，向纳税人做出哪怕片语只字的说明与承诺。
　　这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或者，相关部门确实没有明确的理念，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掌舵者；或者，相关部门没有人愿意出面处理此事，试图通过小规模试点以观后效，后果同上。
　　只有财科所所长贾康对媒体勇敢地表示，东部地区以房产税、西部地区以资源税取代土地财政。很可惜，权威部门至今未发声音，导致民情汹汹，将开征房产税与开征燃油税等同，视为剥夺民财的另一个手段。
　　不要再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替自己盖上遮羞布，要知道，30年前摸着石头过河起码宗旨是明确的，往市场化方向与民众富裕的方向前进。
　　第三个难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核心资源配置在向国有企业集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达成的共识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进步，这是对中国亿万人改革努力的亵渎，也是对近在眼前的历史的无耻玩弄。如果“北京共识”只意味着行政强权配置资源的欢呼，我们就该把所谓的共识扔进垃圾堆。
　　中国30年筚路蓝缕的强大，绝不仅仅是因为行政手段强大，而是一连串有利因素叠加到一起的结果。起码包括如下因素：民间力量开始越来越深地参与市场配置，吃苦耐劳的公众将钱存在银行，使政府能够轻松地通过银行将资金输血到大企业解决资金死结，土地资本兑现为财政困难买单。一旦上述某个量单出现逆转，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民间财富再也无力负担高房价，银行坏账如2003年之前一样猖獗，中国民营企业再也无法负担高额成本——最后的决堤总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事件爆发。
　　制度改革的滞后背后就是市场机制的失灵。我们一再看到悖反事实，中国处于高铁大发展阶段，技术进步订单滚滚，但高铁公司的赢利前景却让人担忧，沙特项目的亏损再次提醒我们，高铁大型企业并不遵循普通的商业逻辑；2010年中国银行体系的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一万亿元；我国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一万亿，但财政任然捉襟见肘、民生依然艰难，所有的一切提醒我们，在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上已经出现严重的梗阻，再不治，就太晚了。
　　改革关键时期，需要对真实历史的尊重形成共识，需要对市场的尊重推进市场机制改革，以理智的头脑与对常识的敬仰，向明确而勇敢的决策致敬。物畅其流，民乐其生，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根本。
　　以此文，迎接即将到来的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