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我和妻子回桂林安葬父母，见到了秦开明的亲侄女。她比我小两三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嫁给我的一个好朋友为妻。多年不见，我们回忆了许多往事。我问她是否知道和记得她叔叔的死，她说了与我父亲说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
　　抗战期间，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桂林的伤兵日渐增多。这些人自恃为国负伤有功，天不怕地不怕，常常无端滋事，不要说警察，就连专门纠察军人违纪违法的宪兵，也奈何他们不得。桂林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事件：一个或几个伤兵在饭店酒楼饱餐一顿后扬长而去，老板要他们付钱，他们拿出一个打开了保险盖的手榴弹，一边说这就是老子的钱，一边威胁要拉响手榴弹。吓得老板躲闪不及，不仅不敢再要钱，而且赶快拿出两包好烟塞进他们的口袋。
　　为了加强对伤兵的管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各主要城市成立伤兵管理处。桂林是委员长行辕所在地，当然是“主要城市”之一。桂林伤兵管理处的处长，是在桂北一带颇有声望的陈恩元中将，副处长是秦开明少将，我的父亲是军需科长（二等军需正中校），主管全处的钱财。
　　自从成立了伤兵管理处，桂林的伤兵老实多了，个别闹事的，只要伤兵管理处的纠察一到，立刻老老实实，该付钱的付钱，该赔礼的赔礼。
　　当时桂林没有几部小轿车，即使像陈恩元和秦开明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只能坐人力车上班。当然，他们的人力车比一般市民坐的高级多了：车身宽敞舒适，踏脚板下装有由脚控制的铃铛，全车漆成黑色，擦得锃亮锃亮。车夫几乎都是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他们拉车一般是跑步前行。桂林人称这种车为“黑色包车”。
　　在为数不多的“黑色包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秦开明的车，车后经常跟着两只威风凛凛的大狼狗。每当人们耳边响起清脆的“叮当叮当”的声音，眼前出现两只狼狗张牙舞爪的形象时，不用打听都知道，秦副处长上班或下班了。
　　一天，秦开明正在副处长办公室批阅文件，突然“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进办公室，直插天花板。原来他的警卫员在窗外擦洗枪支走火。当别的士兵把这个警卫员捆绑起来准备送进禁闭室的时候，秦开明若无其事地走出来，听了警卫员的陈述，命令把他放了，继续让他做警卫工作。
　　好长一段时间不见秦开明的“黑色包车”出现在桂林街头了，有关秦开明的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秦开明被刺客打伤，伤势严重，得长期住院治疗；有人说，秦开明高升了，调到重庆工作；也有人说，秦开明出事了，关在重庆监狱听候发落。每一说法都有鼻子有眼，不知信谁的好。
　　我的父亲对秦开明的事非常清楚。一天，我父亲心神不定地在上班时间回到家里，跟母亲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便叫母亲给他收拾衣服，说是要到重庆出差。父亲走后，母亲心情特别不好，经常一个人偷偷流泪。一个多月后，父亲疲惫不堪地从重庆回到家中，母亲才一反往日的焦虑，显得格外高兴。不几天，人们便在报纸上看到秦开明和几十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在重庆被枪决的消息。
　　原来秦开明涉嫌挪用巨额公款走私，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送上军事法庭。作为伤兵管理处主管钱财的军需科长，父亲也被牵连接受审查，并出庭作证。结果，秦开明在重庆被枪决，父亲回到桂林继续在伤兵管理处担任原职。
　　后来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秦开明等人被判处死刑的小故事：一个大白天，蒋介石的把兄、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提着一个点着的灯笼去拜访蒋介石。一进蒋的办公室，就吹熄灯笼中的蜡烛。蒋问他何以这样，他回答说：“外面黑暗得很，不点灯笼寸步难行，只有你这里才有一点光明。”冯离开后，秘书送来了有关部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关于秦开明等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贪污受贿走私的处理意见。蒋介石看了之后，提笔在请示报告上批了四个大字：统统枪毙。
　　父亲说：“根据过去的案例，秦副处长本来是不会被枪毙的，但冯玉祥的举动显然刺激了蒋介石，坚定了他早就想严厉处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决心。秦副处长碰上这个节骨眼，哪能不死？”他进一步说：“去年我就知道秦副处长会出事。子弹都打进屋了，兆头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