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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一度出现大幅下跌，单日最大跌幅达到20%左右。此后，土方采取多种干预措施，里拉对美元急跌态势被阻止，但较年初，里拉已贬值了约40%。
除了土耳其，2018年以来，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融资环境明显恶化。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挑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里拉风波未结束
虽然土耳其里拉已暂停对美元的快速下跌，但此次汇率风波的后续影响远未结束。8月1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分别将土耳其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称土耳其汇率有极度波动风险，预计明年将遭受经济萧条。
8月以来，美元指数已上涨了1.45%，南非兰特兑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0.52%，拉美新兴市场国家更是重灾区，委内瑞拉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也分别贬值10.9%、4.7%和2.3%。
“羊群效应”使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不信任和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使得这些国家的债券利率飙升、股票市场暴跌。以阿根廷为例，8月以来阿根廷股市累计下跌14.1%，政策利率也一路攀升至40%，长期国债利率高达103.3%。
“此前世界各国经济都呈现发展之势，今年（新兴经济体）周边部分开始崩塌。到明年或后年，世界各国经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可能统一进入减速局面。”大和综合研究所经济调查部主任儿玉卓日前表示。
亚洲金融危机翻版？
此次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遭遇的金融挑战，直接诱因是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大量资金离开新兴经济体，而深层次原因则是上述经济体自身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存在问题，造成对海外短期融资的高度依赖，与二十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受高利率和稳定汇率吸引，大量资本以债权形式涌入东南亚国家。这种情形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逆转，原因是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对抗国内通货膨胀，使得美元不断走强，大量热钱回流美国。由于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美元走强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减弱，经常项目出现巨额赤字。
当年，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强劲增长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银行体系信用扩张速度过快，承担的风险过高，大量国际资本以债权形式进入东南亚国家。信贷激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意味着银行系统十分脆弱且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而在出口竞争力减弱、经常账户恶化的情况下，危机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这使得政府缺乏动用外储资源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在内外因素夹击下，最终酿成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整个东南亚。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金融网络下，任何一个经济漏洞均可能通过杠杆被成倍地扩大和蔓延。受泰铢波动的影响，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尼西亚盾等东南亚国家货币遭受重创，危机后来蔓延到俄罗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应对新途径
历史表明，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可能受到来自国内外经济冲击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大，经济活动较为活跃，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但大多数并不具备成熟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未能完全理顺，因此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
通常而言，应对危机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求助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等。这些国际组织成立的初衷就包括在危机发生时，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适当的援助，例如，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IMF和欧盟为其提供了多轮救助支持。
但是，该途径只能救急，且副作用难测，国际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其在对危机国家进行援助时，往往存在较多让危机国家较难接受的附加条款，在多方谈判过程中常会错失危机救助的最佳时间。而且，由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也不一定适合危机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就未能及时参与并发挥应有作用，而且未接受IMF救助的国家较接受救助的国家，更早走出了危机。
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探索新的金融危机防范和应对途径。
回顾历史，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金融危机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一个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商品市场，不管是对能源过度依赖的拉美国家，还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产业升级面临机制性障碍的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不足的时候，一些新兴经济体往往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可能会催生金融市场泡沫，换来大量银行呆账坏账，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是预防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
其次，金融系统要稳定还需要有一个自律、高效的政府来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超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过度加杠杆、在资源配置上过度干预、对金融市场监管的缺失等，也是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要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应谨防过度举债，扮演好市场监管者角色；央行需要严格管理好货币发行；为预防金融危机跨部门、跨地区、跨国家蔓延，央行及其他监管机构还应致力于构建金融防火墙，设立成熟的风险隔离机制，并制定完善的危机应急预案。
第三，为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新兴经济体还应与国际清算银行、IMF等机构合作，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银行资产端的监管，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求商业银行划拨充分的拨备覆盖，实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以此巩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兴经济体处于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潜力足、活力旺，但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且被排除在发达国家阵营之外。由于具备差异化的禀赋，但又处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货币合作框架，实现跨境经济和金融合作，是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选择。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就签署了《清迈协议》，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框架，各国以一定份额划拨一定储备金，用于成员国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相较于IMF等成熟机构，这种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安排更加灵活和便利。发生危机时，各国若要从IMF获得资金援助，需等待2至3周审查时间，但在该机制下，提取应急基金所需时间更短、手续更简单、附加条款更少。
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目前还仅局限于亚洲地区，覆盖面较小，资金量相较于IMF等国际组织而言也极为有限，无法帮助其他区域新兴经济体应对危机。金融危机的传染往往是跨区域的，因此，十分有必要构建一套更加适合于新兴经濟体的跨区域金融稳定框架，当新兴经济体遭遇金融动荡时，提供更加及时的应急安排。
（摘自《环球》2018年第18期）
除了土耳其，2018年以来，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融资环境明显恶化。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挑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里拉风波未结束
虽然土耳其里拉已暂停对美元的快速下跌，但此次汇率风波的后续影响远未结束。8月1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分别将土耳其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称土耳其汇率有极度波动风险，预计明年将遭受经济萧条。
8月以来，美元指数已上涨了1.45%，南非兰特兑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0.52%，拉美新兴市场国家更是重灾区，委内瑞拉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也分别贬值10.9%、4.7%和2.3%。
“羊群效应”使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不信任和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使得这些国家的债券利率飙升、股票市场暴跌。以阿根廷为例，8月以来阿根廷股市累计下跌14.1%，政策利率也一路攀升至40%，长期国债利率高达103.3%。
“此前世界各国经济都呈现发展之势，今年（新兴经济体）周边部分开始崩塌。到明年或后年，世界各国经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可能统一进入减速局面。”大和综合研究所经济调查部主任儿玉卓日前表示。
亚洲金融危机翻版？
此次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遭遇的金融挑战，直接诱因是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大量资金离开新兴经济体，而深层次原因则是上述经济体自身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存在问题，造成对海外短期融资的高度依赖，与二十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受高利率和稳定汇率吸引，大量资本以债权形式涌入东南亚国家。这种情形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逆转，原因是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对抗国内通货膨胀，使得美元不断走强，大量热钱回流美国。由于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美元走强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减弱，经常项目出现巨额赤字。
当年，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强劲增长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银行体系信用扩张速度过快，承担的风险过高，大量国际资本以债权形式进入东南亚国家。信贷激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意味着银行系统十分脆弱且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而在出口竞争力减弱、经常账户恶化的情况下，危机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足，这使得政府缺乏动用外储资源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在内外因素夹击下，最终酿成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整个东南亚。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金融网络下，任何一个经济漏洞均可能通过杠杆被成倍地扩大和蔓延。受泰铢波动的影响，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尼西亚盾等东南亚国家货币遭受重创，危机后来蔓延到俄罗斯、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应对新途径
历史表明，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可能受到来自国内外经济冲击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大，经济活动较为活跃，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但大多数并不具备成熟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未能完全理顺，因此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
通常而言，应对危机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求助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等。这些国际组织成立的初衷就包括在危机发生时，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适当的援助，例如，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IMF和欧盟为其提供了多轮救助支持。
但是，该途径只能救急，且副作用难测，国际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其在对危机国家进行援助时，往往存在较多让危机国家较难接受的附加条款，在多方谈判过程中常会错失危机救助的最佳时间。而且，由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也不一定适合危机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就未能及时参与并发挥应有作用，而且未接受IMF救助的国家较接受救助的国家，更早走出了危机。
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探索新的金融危机防范和应对途径。
回顾历史，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金融危机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一个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商品市场，不管是对能源过度依赖的拉美国家，还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产业升级面临机制性障碍的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不足的时候，一些新兴经济体往往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可能会催生金融市场泡沫，换来大量银行呆账坏账，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是预防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
其次，金融系统要稳定还需要有一个自律、高效的政府来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超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过度加杠杆、在资源配置上过度干预、对金融市场监管的缺失等，也是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要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应谨防过度举债，扮演好市场监管者角色；央行需要严格管理好货币发行；为预防金融危机跨部门、跨地区、跨国家蔓延，央行及其他监管机构还应致力于构建金融防火墙，设立成熟的风险隔离机制，并制定完善的危机应急预案。
第三，为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新兴经济体还应与国际清算银行、IMF等机构合作，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银行资产端的监管，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求商业银行划拨充分的拨备覆盖，实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以此巩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兴经济体处于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潜力足、活力旺，但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且被排除在发达国家阵营之外。由于具备差异化的禀赋，但又处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新兴经济体之间建立货币合作框架，实现跨境经济和金融合作，是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选择。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就签署了《清迈协议》，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框架，各国以一定份额划拨一定储备金，用于成员国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相较于IMF等成熟机构，这种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安排更加灵活和便利。发生危机时，各国若要从IMF获得资金援助，需等待2至3周审查时间，但在该机制下，提取应急基金所需时间更短、手续更简单、附加条款更少。
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目前还仅局限于亚洲地区，覆盖面较小，资金量相较于IMF等国际组织而言也极为有限，无法帮助其他区域新兴经济体应对危机。金融危机的传染往往是跨区域的，因此，十分有必要构建一套更加适合于新兴经濟体的跨区域金融稳定框架，当新兴经济体遭遇金融动荡时，提供更加及时的应急安排。
（摘自《环球》201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