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中国抱有“有限的期待”。
　　中国期待的是，在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双方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之所以说“有限”，是因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相当难度。主要原因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理念，另一方面是因为策略。
　　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是特朗普执政四年最显性的外交遗产。拜登入主白宫，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不会根本改变。战略竞争的主轴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科技竞争归根到底也是围着经济这个主轴转。
　　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突出特点是“脱钩”。比如，迫使美国在华企业出走，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打压在美国经营的中国企业等。效果不怎么好，但拜登政府肯定会继续。
　　赢得竞争无外乎两种方式。第一，良性竞争，即通过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达到超越对手的目的；第二，恶性竞争，即通过打压对手迟滞甚至阻止对手超越自己。特朗普把重点放在了后者，拜登表面上倾向于前者，但实际操作很可能并不尽然。
　　历史地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向来都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兼而有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偏向明显不一样。就美国而言，它实力超群时倾向于良性竞争，实力式微时恶性竞争的冲动明显更强。
　　恶性竞争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传统的默契、共识与规则，甚至在手段上突破底线。从宏观角度讲，“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下形成的，国家针对经济运行、企业管控的规则和制度。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里的“自由”就是让私企走向前台，国家角色退居幕后。

如果中国与欧盟能敲定中欧投资协定，那意味着双方在“竞争中性”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中美之间就此达成共识，距离可能还很远。

　　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证明了带有国家规划、主导特点的经济模式的有效性。这种模式，与此前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模式并存，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如何运作？理性的应对是通过规则与制度的创新，找出能“兼容”的办法，确保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是，理性缺失也是目前国际政治中的显性特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混合模式”的本能反应，是疑虑甚至恐惧。对未知的恐惧，也是人性使然。整个西方政治，几乎都在趋向保守化。保守就不会想着如何“创新”，而是“向后看”—希望回到“混合模式”以前的时代。这是理念因素。
　　在策略因素层面，美国的做法最为典型。具体到对华经济竞争，美国正在做的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中的“国家角色”。贸易战、贸易谈判、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等属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美国很可能通过外交打压、长臂管辖等手段，弱化中国政府掌控、治理中国经济的能力。
　　比如，在外交舆论场上对“国家角色”污名化。这种污名化，可以说是“向后看”的先导。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体系也是“混合”型，有纯国企、私企，更多的是各种形式的参股企业。结果就是，很多中国大型企业，无法严格做出是“国企”还是“私企”的定性。
　　但是，美國的政府文件和政策中对企业的划分，还停留在“State-owned Enterprise”（国有企业）与“Private Enterprise”（私企）的二元思维中。在做了二元划分之后，对两类不同类型的企业区别对待，客观上压制国企、国家控股和参股企业的竞争力。
　　欧盟与越南达成的自贸协定中，对国企角色做了双方都接受的安排。如果中国与欧盟能敲定中欧投资协定，那意味着双方在“竞争中性”（即国企与私企同台竞争，政府不偏向一方）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中美之间就此达成共识，距离可能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