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证明的理论自从其被提出以来就饱受学术界争议,近年来更被指无力防范错案的发生。比较中西方印证证明的司法实践,可发现作为认知规律的印证模式具有合理性与普适性,而作为法律规范的印证规则,因其内容与本国程序机制的匹配程度不同而存在优劣之分。印证规则与程序机制存在相互限制、相互作用的能动关系。为防范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程序规则的不足推动了诉讼终端的印证规则的产生;程序机制决定了印证规则的基本特点;印证规则与程序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决定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任务能否实现,常呈现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印证规则在我国司法适用中的问题与其粗疏的理论建构难脱干系,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缺陷及公安司法机关对印证规则的不当适用。针对印证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弊端,片面地引入自由心证或是正当程序都是不可行的。对印证规则与程序机制的运用应扬长避短,寻求兼顾真实发现与诉讼效率的最优资源分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