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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01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幾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02
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
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秦老师的口才之雄辩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
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万分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烂熟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
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人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呵”。
03
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个典型的“书呆子”。
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
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储备令人惊讶。
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时，不知怎么聊到了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的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
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储备。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
如此熟悉地理，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就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
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
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学术领域打通，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他的“通”，是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上，一旦找到了根本，很多问题都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 04
秦晖老师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自己罩上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光环。他是一路追随着自己的学术兴趣，由此及彼，不知不觉间做了这样一番知识的壮游的。
他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的女儿秦蓓蓓在《秦老爹的书事》一文中说：“他好几次因为看书看得入神，下班铃声没听到，被锁在图书馆、资料室。他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除了历史类，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但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码事儿，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
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秦晖、金雁兩位老师是我见过的学术界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两人都才华横溢，更为难得的是，金雁老师不光在学术上与秦晖老师相互交集，相互补充，在生活中又是一个利落爽快的人，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远强于秦老师。
因此秦老师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他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学问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因此，他的生活就是学术，他的学术就是生活。
他的女儿说：“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些卡片后来汇集成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等十几本影响很大的著作。
其实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金雁老师说，秦老师还有很多“半部书”。这些“半部书”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至少有半部《孙可望评传》、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半部《大西军治滇》，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或者永远也不会完工了”。
这些成品和半成品都来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自广泛地阅读和一刻不停地思考。
05
秦晖老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在为人上，其实是非常宽和的，和他提到任何其他学者，他从没有讥评之语，总是能持平地指出其长处。
他有一句名言：“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经有权”。开学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他总要谈一下他的课堂要求。这个要求显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我并不要求你们必须都来听课，你们是自由的，不来也可以。我不会因为你们不来就给你们不及格。但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但结束时又想得高分，这对总来听课的同学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会进行几次必要的考勤。”
有人认为秦老师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批评他有某些学术偏见。秦老师则这样辩析如何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偏好：“先人为主，学术偏好，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无法避免。因为一开始做学问时是一张白纸，这是纯粹理想状态，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不能避免和不想避免，是两回事。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自动审视这种偏见，警惕这种偏见。与此同时，如果有学术上的自由，整体上说这种偏见也不构成问题。因为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来就有一种说法，叫‘片面的深刻性’。只要你很深入，在这个方向上有推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学术领域没有上帝，也没有完人。好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世界里，如果有偏见，自有人来纠偏。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本来就会有乔木有灌木有小草，有猛禽也有松鼠，有所谓的‘香花’也有所谓的‘毒草’，自然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它们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是‘偏’的，放到一起，就全了。”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动和变化之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秦晖老师这样的人。他是时代潮流中的“石头”，“江流石不转”，走得远了，回望一下他，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01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幾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02
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
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秦老师的口才之雄辩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
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万分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烂熟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
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人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呵”。
03
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个典型的“书呆子”。
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
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储备令人惊讶。
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时，不知怎么聊到了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的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
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储备。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
如此熟悉地理，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就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
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
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学术领域打通，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他的“通”，是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上，一旦找到了根本，很多问题都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 04
秦晖老师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自己罩上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光环。他是一路追随着自己的学术兴趣，由此及彼，不知不觉间做了这样一番知识的壮游的。
他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的女儿秦蓓蓓在《秦老爹的书事》一文中说：“他好几次因为看书看得入神，下班铃声没听到，被锁在图书馆、资料室。他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除了历史类，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但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码事儿，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
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秦晖、金雁兩位老师是我见过的学术界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两人都才华横溢，更为难得的是，金雁老师不光在学术上与秦晖老师相互交集，相互补充，在生活中又是一个利落爽快的人，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远强于秦老师。
因此秦老师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他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学问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因此，他的生活就是学术，他的学术就是生活。
他的女儿说：“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些卡片后来汇集成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等十几本影响很大的著作。
其实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金雁老师说，秦老师还有很多“半部书”。这些“半部书”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至少有半部《孙可望评传》、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半部《大西军治滇》，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或者永远也不会完工了”。
这些成品和半成品都来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自广泛地阅读和一刻不停地思考。
05
秦晖老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在为人上，其实是非常宽和的，和他提到任何其他学者，他从没有讥评之语，总是能持平地指出其长处。
他有一句名言：“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经有权”。开学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他总要谈一下他的课堂要求。这个要求显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我并不要求你们必须都来听课，你们是自由的，不来也可以。我不会因为你们不来就给你们不及格。但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但结束时又想得高分，这对总来听课的同学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会进行几次必要的考勤。”
有人认为秦老师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批评他有某些学术偏见。秦老师则这样辩析如何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偏好：“先人为主，学术偏好，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无法避免。因为一开始做学问时是一张白纸，这是纯粹理想状态，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不能避免和不想避免，是两回事。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自动审视这种偏见，警惕这种偏见。与此同时，如果有学术上的自由，整体上说这种偏见也不构成问题。因为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来就有一种说法，叫‘片面的深刻性’。只要你很深入，在这个方向上有推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学术领域没有上帝，也没有完人。好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世界里，如果有偏见，自有人来纠偏。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本来就会有乔木有灌木有小草，有猛禽也有松鼠，有所谓的‘香花’也有所谓的‘毒草’，自然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它们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是‘偏’的，放到一起，就全了。”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动和变化之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秦晖老师这样的人。他是时代潮流中的“石头”，“江流石不转”，走得远了，回望一下他，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