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基层政权之中，绍兴师爷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方政府的司法与民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时，一些高级官员也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来对付波诡云谲的官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刘成禺在他的《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888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手下有个江宁布政使（即“藩台”）叫许振祎。这位许振祎，曾经以拔贡的身份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照理说，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两个人应当亲如兄弟才是，结果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却闹翻了。更为糟糕的是，总督府和藩司府中的人摇唇鼓舌，相互攻击，使得两方面关系越来越僵，真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最后，曾国荃一怒之下决定参许振祎一本，必欲去之而后快。
　　曾国荃一回去就找人写奏折，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许振祎听说了这件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大事不好了：一般情况下，总督参奏下属，朝廷都会按照总督的意思办，况且，曾国荃是何人？那可是立过大功的！
　　许振祎马上去找自己府里的一位叫孙安邦的绍兴师爷商议对策。这位孙师爷虽然不到四十岁，但是却对官场的人情世故颇为练达。他沉吟半晌，从容说道：“藩台大人，现在事情到这个份儿上，已经不能用言辞解决了，只能靠情义来打动制军（‘总督’的称谓）大人了。”
　　两人商议好了对策以后，许振祎立刻行动起来。他买了南京莫愁湖畔的一所大宅子，按照书院的形制进行改造，日夜施工，同时召集当地的士绅名流，加上在南京的曾国藩的门生，成立了一所书院。书院的名字是曾国藩的谥号“文正”。 许振祎号召大家时时勤勉，遵从名教，不要忘了曾国藩的功德与恩情。
　　书院落成之日，许振祎遍邀当地名流前来参加落成典礼，当然，曾国荃也在被邀之列。曾国荃自然是很不愿意去的，但是，碍于社会各界的情面，尤其是他大哥曾国藩的关系，所以不得不前往。
　　等到了之后，曾国荃一看，现场布置得庄重肃穆，正中央是曾国藩的遗像，两边是许振祎拟的一副对联：“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在典礼上，大家一致恳请曾国荃为书院行上匾额之礼。许振祎在行礼之时面带戚容，后来甚至趴到地上痛哭了起来，周围的人唏嘘不已。尽管曾国荃对许振祎心存芥蒂，面对此情此景，也不免叹息甚至是落泪了。
　　施礼过后，许振祎慢慢地说：“如果没有先师的知遇之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先师的恩情我是用尽一生也难以报答于万一！可是，先师已经西去了。现在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忘记先师的大恩大德，严于律己，时刻勤勉，以将先师的学问发扬光大。”说到这里，许振祎突然停了下来，转而看着曾国荃，动情地说：“制军大人，您是先师的弟弟，见到了您，就仿佛见到了先师！”这几句话，让曾国荃心中是五味杂陈。
　　回去以后，曾国荃拿着那份奏折沉吟不语。最后，他决定把那份奏折处理掉。旁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曾国荃说：“这个人确实不怎么样，真应当给他一个教训。但是，如果我真的参他一本，那就有些对不起我故去的兄长了！”于是，此事就此作罢。那位藩台大人许振祎听说之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