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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国际活动家和资深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生前各个时期的文稿，共计46篇。全书共分为四大篇章：“东瀛留学”篇、“投笔从戎”篇、“往事漫记”篇和“缅怀故人”篇。各篇章之间既有时空上的区别，又有内容上的联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记史忆人的真实感悟。
在第三次会谈时，由总理提出、业经毛主席同意的“八条三项内容”中的一条就是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当时总理还作了说明：要赔偿，就要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这就不是为了友好了。中国人民在赔偿问题上有沉痛的感受。甲午战争后中国先后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其中三千万两是为收回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而偿付的）。中国人民蒙受这种苦难，我们就不愿让日本人民也蒙受这种痛苦。对于我们放弃赔偿要求，竹入委员长表示非常感谢。以后日本方面送来的《联合声明》草案中，也写入了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内容。 但是，1972年9月田中首相一行到中国后，这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赔偿问题，却成了问題。在9月26日上午举行第一轮外长会谈时，在座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先生抠字眼、抠条文、抠法律，他说日本和台湾缔结 “日华条约”时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所以日中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就毋须再写入赔偿问题。对于这一错误意见，我们给予了批驳。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姬鹏飞外长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问题。因此，在同日下午进行的小规模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就严正地批评了高岛的意见。总理说：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关于赔偿问题的发言，我想不是田中首相和太平外相两位的本意。他说蒋介石在“日华条约”上已经宣布放弃了赔偿的请求权，所以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毋须再提到这一问题。这个说法使我极为诧异。当时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已不能代表中国，中国遭受的战争损失主要在大陆，蒋介石说的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出发，是为了不使日本人民蒙受赔偿的苦难。但条约局长对此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能接受。
周总理对高岛发言的批判，后来在日本却流传为总理曾攻击高岛是“法匪”，这是谣言，不是事实。
田中首相在这轮会谈的谈话中，对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和周总理的好意的谈话，表示了深切的谢意。顺便提一下，只要查一下历史资料，就可以查到蒋介石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的赔偿，而我们新中国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过赔偿。关于赔偿问题，我想还可以多谈一些情况。中日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同日苏恢复邦交时发表的《日苏共同宣言》的赔偿问题条款的内容与写法大不相同。《中日联合声明》只简单地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在《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接着又写上苏联和日本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以及民间的一切赔偿请求权。60年代，为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常来中国的松本俊一先生，曾任日本外务次官、驻英大使，后来又担任与苏联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并随鸠山一郎先生到苏联同苏联达成了恢复邦交的协议。他曾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挂在莫斯科的彩虹》，该书揭示，《日苏共同宣言》中关于赔偿条款的内容是采纳苏联方面提出的草案写入的。为什么苏联要这样写呢？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不但对日本军队，而且对日本人民，也干了许多残暴的劣行，如掠夺、暴行、逼迫大量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在华的日本人和日本俘虏，确实是发扬了仁义之师的军风，日本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什么赔偿或补偿要求，因此《中日联合声明》的赔偿条款就不需要像《日苏共同宣言》那样写得那么复杂。 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我国人民是件大事，所以当田中首相一行决定应邀访华时，中央发了一个内部的宣传提纲，让人民普遍学习。在这个提纲中没有提到战争赔偿问题，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威望，经他决定的放弃赔偿要求，人民是能够接受而不会反对的。
记得1956年日本在北京举行商品展览会时，会场外挂着很大的太阳国旗，当时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向群众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挂日本国旗的意见后，群众的反对意见就平息了。
张香山
曾就读于天津中日学院、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任天津左联书记，1933年赴日留学，参加东京“左联”，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回国后加入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副部长、太行军区敌工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处副处长、晋西北中共中央外事组土改工作团负责人、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王稼祥同志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顾问，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特别是日本问题研究和对日工作，是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
在第三次会谈时，由总理提出、业经毛主席同意的“八条三项内容”中的一条就是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当时总理还作了说明：要赔偿，就要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这就不是为了友好了。中国人民在赔偿问题上有沉痛的感受。甲午战争后中国先后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其中三千万两是为收回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而偿付的）。中国人民蒙受这种苦难，我们就不愿让日本人民也蒙受这种痛苦。对于我们放弃赔偿要求，竹入委员长表示非常感谢。以后日本方面送来的《联合声明》草案中，也写入了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的内容。 但是，1972年9月田中首相一行到中国后，这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赔偿问题，却成了问題。在9月26日上午举行第一轮外长会谈时，在座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先生抠字眼、抠条文、抠法律，他说日本和台湾缔结 “日华条约”时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所以日中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就毋须再写入赔偿问题。对于这一错误意见，我们给予了批驳。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姬鹏飞外长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问题。因此，在同日下午进行的小规模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就严正地批评了高岛的意见。总理说：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关于赔偿问题的发言，我想不是田中首相和太平外相两位的本意。他说蒋介石在“日华条约”上已经宣布放弃了赔偿的请求权，所以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毋须再提到这一问题。这个说法使我极为诧异。当时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已不能代表中国，中国遭受的战争损失主要在大陆，蒋介石说的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出发，是为了不使日本人民蒙受赔偿的苦难。但条约局长对此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能接受。
周总理对高岛发言的批判，后来在日本却流传为总理曾攻击高岛是“法匪”，这是谣言，不是事实。
田中首相在这轮会谈的谈话中，对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和周总理的好意的谈话，表示了深切的谢意。顺便提一下，只要查一下历史资料，就可以查到蒋介石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的赔偿，而我们新中国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过赔偿。关于赔偿问题，我想还可以多谈一些情况。中日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同日苏恢复邦交时发表的《日苏共同宣言》的赔偿问题条款的内容与写法大不相同。《中日联合声明》只简单地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在《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接着又写上苏联和日本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以及民间的一切赔偿请求权。60年代，为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常来中国的松本俊一先生，曾任日本外务次官、驻英大使，后来又担任与苏联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并随鸠山一郎先生到苏联同苏联达成了恢复邦交的协议。他曾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挂在莫斯科的彩虹》，该书揭示，《日苏共同宣言》中关于赔偿条款的内容是采纳苏联方面提出的草案写入的。为什么苏联要这样写呢？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不但对日本军队，而且对日本人民，也干了许多残暴的劣行，如掠夺、暴行、逼迫大量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在华的日本人和日本俘虏，确实是发扬了仁义之师的军风，日本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什么赔偿或补偿要求，因此《中日联合声明》的赔偿条款就不需要像《日苏共同宣言》那样写得那么复杂。 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我国人民是件大事，所以当田中首相一行决定应邀访华时，中央发了一个内部的宣传提纲，让人民普遍学习。在这个提纲中没有提到战争赔偿问题，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威望，经他决定的放弃赔偿要求，人民是能够接受而不会反对的。
记得1956年日本在北京举行商品展览会时，会场外挂着很大的太阳国旗，当时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向群众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挂日本国旗的意见后，群众的反对意见就平息了。
张香山
曾就读于天津中日学院、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任天津左联书记，1933年赴日留学，参加东京“左联”，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回国后加入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副部长、太行军区敌工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处副处长、晋西北中共中央外事组土改工作团负责人、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王稼祥同志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顾问，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国际活动，特别是日本问题研究和对日工作，是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