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教育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和社会热议。一是“绿领巾”，某小学好学生戴红领巾，“后进”学生戴绿领巾；二是“红校服”，让后进的学生穿醒目的红色校服；三是“三色本”，让学生按学习成绩使用不同颜色的作业本。比这更为恶劣的，是让学生检查智商，只要开具了“弱智”证明，学校就可以在升学率考核中将他从“分母”中减除，或者劝学生分流以免影响升学率。
　　虽然被曝光的这些案例马上得以纠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个别的、微观的教育现象背后是一整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具有很大的普遍性。颜色是一种“标签”，标签是为了区分“好学生”和“坏学生”。教育生活中还有大量“贴标签”的做法是被赋予正面价值的，例如选学生干部、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戴小红花等等。只有少数学者认识到这种做法在选拔出少数优秀学生时，将多数学生贴上了不够优秀或后进的标签，对大多数儿童是一种伤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早就呼吁取消评选“三好学生”，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评价越来越和升学、加分等实际利益相关，已经发生变质和异化，有违道德教育的本意。
　　不久前，顾明远发表了一篇檄文《要与反教育行为做斗争》，旗帜鲜明地揭露、针砭在学校教育中以教育之名实行的“反教育现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尤其是歧视所谓“差生”“后进生”。他揭露某地的夏令营，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把学生分成“上士”“中士”“下士”三等。“上士”吃三菜一汤，还有一杯代表身份的“红酒”；“中士”吃两菜一汤；“下士”则站在桌子一边伺候“上士”吃饭，等“上士”吃完了，收拾了碗筷才能去吃比较差的饭，真是令人震惊和诧异。至于将学生按学习成绩分为重点班、实验班和普通班、慢班，部分教师对非实验班的学生和“学困生”歧视甚至施以“冷暴力”，则是相当普遍的现实。
　　这种给学生贴标签的教育，表层原因是应试教育环境下的升学率竞争，学校的实际关注是升学率而非儿童的健康成长。这种做法现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叫做“因材施教”。由于学生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区别对待、因材施教是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究竟是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还是歧视性的不平等对待，需要加以认真区分。我认为，在这里使用罗尔斯关于公平的“差别性”原则，同样是适用的。这个原理是说，可以区别对待，但是，只有当这种区别对待有利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这种区别性对待应当是补偿弱者而非“锦上添花”。以此就不难评价，我们有多少学校的“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不是为了给少数“尖子”加油加料，而是为了帮助、改善“后进”学生？
　　这种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畸形的教育价值观。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在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中，鄙薄知识和文化的反智主义盛行，但另一方面，在国家主义、发展主义的框架中，基础教育的功能被定位于选拔、培养少数专家，是一种高度精英主义的价值，由此形成了面向少数人、以重点学校为特征的学校制度。1986年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制度，2007年之后全国城乡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以教育公平和普及教育为基本价值，强调保障每一个儿童的教育机会，不再是培养少数精英和尖子的教育。然而，时至今日，社会崇尚和奉行的依然是精英主义的价值，巨大的学校差距、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赋予义务教育本不应具有的激烈的竞争性和选拔性，大众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仍然有待启蒙和普及。
　　在教育大众化和全民教育时代，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强调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其难度正在于此。因为，这种制度变革需要新的教育文化的涵养和支撑，需要建立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的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于是，制度变革和文化更新互为制约、互为因果，构成难解的困局。在近年来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超越制度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现实的选项之一是推进“基层民主”“课堂民主”的思路。如同苏州市副市长、新教改发起人朱永新所说：关上教室的大门，老师就是国王。鼓励教师、校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微改变”，从自己开始善待每一个学生，推行好的教育。这种自下而上、内生的改变，自然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奇效，却是一种滋润人心的化雨春风。同时，赋予每一个校长、教师公民的责任和行动，而不是袖手旁观、等待抱怨，或者止于声讨和批判。这种改变其实是极具深意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不应当从这样的微改变开始吗？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