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使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短期时滞，但越来越重要。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时，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和低三组分别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发展才会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 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 Wain（1972）、 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 Hassana et al.，2011；陆静，2012；Jin Zhang et al.，2012；Khalil 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