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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袁枚有言：所谓诗人者，非必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乃非诗人矣。回望民国时期文坛上的大师们，虽不能个个写得一手好诗，但他们胸襟开阔，博雅深邃，堪称真正的诗人，令人瞻望弗及。“鬼才”徐莳可算是其中一个。
1934年，徐訏刚刚从北大毕业，在《人间世》做编辑，1936年又创办《天地人》半月刊。这段编辑生涯使得徐訏和当时文坛上的大批作家结交，比如林语堂、鲁迅、周作人等等。
作为一个文坛新人，徐訏曾有幸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的聚会。鲁迅和林语堂是老朋友，一见面便侃侃而谈，年方25岁的徐莳在一旁“静陪末坐”。30年代的上海，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文化思想相对自由。新月派文人提倡“人性论”，论语派文人提倡“性灵学”，左翼文艺界与各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潮展开论战。徐莳遵循林语堂“自由主义”的编辑理念，推崇周作人闲适冲淡的文风和提倡“自己的园地”的主张，“艺术的创作只是作家自己的表现，每个人该有自己的园地。”(徐言于《知堂老人的回忆录》)所以，徐莳广泛联系各路作者，积极推动小品文的发展，使得《人间世》荟萃京派、海派、左翼的文章，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声音同在《人间世》出现。有一次，徐訏向鲁迅约稿，理由是既然鲁迅不赞成《人间世》闲适的态度，就更应该在《人间世》写点匕首投枪的文章。对于《人间世》“闲适”和“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鲁迅是颇不以为意的。他曾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说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最后，鲁迅以“静观大师们打太极拳”的态度拒绝了这一请求。徐打只得作罢。
有一天，徐莳忽接到鲁迅的一封信，拜托他帮忙发表一篇署名“闲斋”的文章。因为鲁迅的信是用毛笔工整地写在白宣纸上，而徐莳总用洋纸洋笔书写，这让后辈徐訏觉得高下立判，惭愧不已，便想向鲁迅求一幅字。鲁迅爽快地答应了，但幽默地表示不写格言之类。徐訏受到鲁迅这样一个文坛盟主随和态度的鼓舞，就买了宣纸送到内山书店，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准备和一个名为赵琏的女子成亲，希望能有鲁迅的墨宝光耀寒斋。因身体不适，鲁迅过了三个多月，于1935年3月22日才挥笔写下了两幅字。一幅是立轴，所录为南宋名士郑所南《锦钱集》中的诗作：“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已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所南翁锦钱集笺之一鲁迅。”另一幅是横条，所录为李贺的诗句：“金家香衡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李长吉句录应伯莳先生属乙亥年三月鲁迅。”徐莳得之，十分珍爱，将它们装裱成轴，挂于他当时寄居的上海怀正出版社的客厅里。
第二年，鲁迅因肺结核永远离开了人世。徐訏写了一首名为《纪念鲁迅》的诗，以寄哀思：
我就在你留给我们的那叠书前，
默默地痴望着你名字来纪念你。
于是我感到你在“药”中所感到的寂寞，
不敢想象你现在尸躯里有多少寂寞!
我不忍在纪念席上说一句话，
不敢在杂志上写一篇文章，
我就在你留给我们的“药”上，
痴想那可疑的花圈来纪念你。
很多年后徐訏寓居香港，得知苏雪林在台北《传记文学》上对鲁迅破口大骂(详见1966年发表的《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则是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虽然徐訏知道自己和陶亢德被鲁迅看作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但面对苏雪林过盛的火气，徐訏还是撰文《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为已逝的鲁迅说了几句公道话：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既不会说“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亦自难免。
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赞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比如前文提到的求字一事。再者，即是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
基于上述两点，徐訏点名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似有太过。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地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向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以后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衮衮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面对苏雪林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徐莳对鲁迅的袒护比胡适更公开，态度更鲜明。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不久，曾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说鲁迅是“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胡适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政治及多方面的原因，曾经风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江南北的徐訏尘封至今。直到1966年至1980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18集，其中小说10集，散文与文论4集，新诗2集，戏剧2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2000万字。1996年，陈逸飞将徐訏的小说《鬼恋》改编成电影《人约黄昏》后，大家才重新关注起徐訏。林语堂曾说，徐訏与鲁迅同为20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莳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而笔者觉得，徐訏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宽容正直的品格书写了一首意境悠远、绵邈无尽的诗。
(本文编辑：谢宁)
1934年，徐訏刚刚从北大毕业，在《人间世》做编辑，1936年又创办《天地人》半月刊。这段编辑生涯使得徐訏和当时文坛上的大批作家结交，比如林语堂、鲁迅、周作人等等。
作为一个文坛新人，徐訏曾有幸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的聚会。鲁迅和林语堂是老朋友，一见面便侃侃而谈，年方25岁的徐莳在一旁“静陪末坐”。30年代的上海，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文化思想相对自由。新月派文人提倡“人性论”，论语派文人提倡“性灵学”，左翼文艺界与各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潮展开论战。徐莳遵循林语堂“自由主义”的编辑理念，推崇周作人闲适冲淡的文风和提倡“自己的园地”的主张，“艺术的创作只是作家自己的表现，每个人该有自己的园地。”(徐言于《知堂老人的回忆录》)所以，徐莳广泛联系各路作者，积极推动小品文的发展，使得《人间世》荟萃京派、海派、左翼的文章，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声音同在《人间世》出现。有一次，徐訏向鲁迅约稿，理由是既然鲁迅不赞成《人间世》闲适的态度，就更应该在《人间世》写点匕首投枪的文章。对于《人间世》“闲适”和“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鲁迅是颇不以为意的。他曾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说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最后，鲁迅以“静观大师们打太极拳”的态度拒绝了这一请求。徐打只得作罢。
有一天，徐莳忽接到鲁迅的一封信，拜托他帮忙发表一篇署名“闲斋”的文章。因为鲁迅的信是用毛笔工整地写在白宣纸上，而徐莳总用洋纸洋笔书写，这让后辈徐訏觉得高下立判，惭愧不已，便想向鲁迅求一幅字。鲁迅爽快地答应了，但幽默地表示不写格言之类。徐訏受到鲁迅这样一个文坛盟主随和态度的鼓舞，就买了宣纸送到内山书店，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准备和一个名为赵琏的女子成亲，希望能有鲁迅的墨宝光耀寒斋。因身体不适，鲁迅过了三个多月，于1935年3月22日才挥笔写下了两幅字。一幅是立轴，所录为南宋名士郑所南《锦钱集》中的诗作：“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已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所南翁锦钱集笺之一鲁迅。”另一幅是横条，所录为李贺的诗句：“金家香衡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李长吉句录应伯莳先生属乙亥年三月鲁迅。”徐莳得之，十分珍爱，将它们装裱成轴，挂于他当时寄居的上海怀正出版社的客厅里。
第二年，鲁迅因肺结核永远离开了人世。徐訏写了一首名为《纪念鲁迅》的诗，以寄哀思：
我就在你留给我们的那叠书前，
默默地痴望着你名字来纪念你。
于是我感到你在“药”中所感到的寂寞，
不敢想象你现在尸躯里有多少寂寞!
我不忍在纪念席上说一句话，
不敢在杂志上写一篇文章，
我就在你留给我们的“药”上，
痴想那可疑的花圈来纪念你。
很多年后徐訏寓居香港，得知苏雪林在台北《传记文学》上对鲁迅破口大骂(详见1966年发表的《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
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对贫困的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则是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虽然徐訏知道自己和陶亢德被鲁迅看作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但面对苏雪林过盛的火气，徐訏还是撰文《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为已逝的鲁迅说了几句公道话：
我不敢高攀鲁迅先生，既不会说“我的朋友……”，也挨不上做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只是一个相信鲁迅先生是有文学天才与有文学修养的人。我敬佩他的天才也因而不相信他是圣人；天才的性格都有偏僻之缺点，鲁迅亦自难免。
鲁迅不是我的偶像，我也不赞同他的思想；但他是我所敬佩的作家……我对于鲁迅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慷慨和没有架子。比如前文提到的求字一事。再者，即是鲁迅对贫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
基于上述两点，徐訏点名批评了苏雪林：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有苏雪林写鲁迅的文章，刻薄阴损，似有太过。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地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我虽没有向鲁迅有什么金钱或其他往还，但耳闻的实在太多。许多从内地以及以后从东北来的流亡年轻作家，求鲁迅帮助的，或多或少，总没有失望过。而鼎鼎大名的衮衮诸公比鲁迅富有的则往往是一毛不拔的。有人说，这是鲁迅的想有群众，是以小惠笼络青年的手段，但许多事实是鲁迅有时并不要别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觉得鲁迅对于弱者贫者的确是有更多同情心。其实即以对人施惠以笼络人心来说，世上有多少人一心想有群众而不肯对人施小惠多着呢。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
面对苏雪林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徐莳对鲁迅的袒护比胡适更公开，态度更鲜明。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不久，曾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说鲁迅是“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胡适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政治及多方面的原因，曾经风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江南北的徐訏尘封至今。直到1966年至1980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徐訏全集》共18集，其中小说10集，散文与文论4集，新诗2集，戏剧2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2000万字。1996年，陈逸飞将徐訏的小说《鬼恋》改编成电影《人约黄昏》后，大家才重新关注起徐訏。林语堂曾说，徐訏与鲁迅同为20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徐莳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而笔者觉得，徐訏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宽容正直的品格书写了一首意境悠远、绵邈无尽的诗。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