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贪污是香港市民很常见的现象。为此，香港廉政公署全方位治理贪污问题，时至今日香港市民已经“不想贪”。
　　降低贪污容忍度
　　廉政公署一直采取执法、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全方位治理贪污问题。在架构上，也对应这三个策略设置机构。这包括执行处、防止贪污处以及小区关系处。
　　执行处主要职能是接受市民举报及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令贪污成为高风险罪行，提高以身试法的代价，发挥阻吓作用，令人“不敢贪”。
　　而防止贪污处主要是叫人“不能贪”。该处主要是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并提出建议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的私营机构顾问组也应私人公司的要求，提供免费防贪服务。防贪处在制度上堵塞漏洞。
　　廉政公署人士以市民考驾照举例说，早年考驾照是贪污的温床，市民常要透过贿赂考官才可成功考取驾驶执照。防贪处进行審查研究，建议考生不可以选择考试时间和地点，而且在考试当日才抽签决定考官派往哪一个考牌中心。运输处接纳建议后，考驾照索贿受贿的情况大大减低。
　　而“不想贪”则是有赖于小区关系处，主要负责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大众支持肃贪倡廉的工作。
　　该处的工作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透过大众传媒制作宣扬肃贪倡廉信息，例如，电视剧集、广告及新闻发布等;另一方面是与公务员及市民面对面接触推行防贪教育工作。建立廉洁文化，使社会普遍认同反贪工作。
　　廉署制作的廉政剧集自1975年开始播出，至《廉政行动2014》已是第15辑。
　　这些宣传教育工作都有助改变市民对贪污的态度。廉署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包括公务员及商界贪污的容忍度极低，反映今时今日香港市民已经“不想贪”。
　　具名投诉比例高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香港具名举报贪污的比例非常高。
　　而在1974年廉署成立时，市民对廉署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廉署成立初期，具名贪污投诉只占投诉总数的三分之一。
　　后来，廉署制订严谨程序及措施将举报人的身份及举报内容保密，让投诉人投诉贪污个案时得以放心，具名投诉逐渐增加，亦提升廉署的调查效率。
　　这些保密措施包括所有的举报数据只会存放在机密档案内;只有获授权人士，例如负责调查该宗案件的调查员或其他指定的廉署人员在“有需要知情”下才可翻阅这些数据，所以举报人无须担心个人资料或投诉数据外泄。
　　廉署设立有效机制与程序进行保护证人的工作，执行处亦设立“证人保护及枪械组”执行有关证人保护的行动。
　　当证人有理由害怕为控方作证会危害本身或家人的安全，又或是遇到被告的滋扰，可以向廉署要求保护。
　　40年过后，香港市民对贪污的态度基本上是零容忍，因此具名投诉占总投诉的比例已升至七成，市民对廉署有信心，调查人员亦能获取更详尽及准确的资料，以便有效地跟进及调查。
　　此外，香港廉政公署对于内地的借鉴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它的异体监督模式。
　　在架构上，廉政公署直接向香港行政长官负责，受立法会监督，立法会有权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解答廉署政策及经费问题。调查后，检控与否由律政司决定，调查与检控权分立。
　　此外，廉政公署还受到由社会贤达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监察和传媒监督。
　　在香港，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虽有权力中止某些案件的查处，但由于香港反贪文化的形成，加之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和媒体环境，如果有人干预案件，廉署内部会知会媒体，通过外部舆论限制行政长官干预廉署的调查。另一方面，能够向行政长官汇报的大案，则大多已经有很充足的证据了。
　　香港廉署的得力运作，正是依赖于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的结合。而外部监督，则与形成坚实的反腐文化有关。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指出，从短期而言，反贪可以通过加强执法，打“大老虎”形成气势，但从中长期而言，则需要着眼社会反贪文化建设，“贪腐存在如此之久，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反贪应从新生代教育开始，没有教育，贪腐的概念就会永续下去。”
　　（摘自《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