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西方人沉浸在冷战之中并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津津乐道之时，前苏联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对着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说：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在西方辉煌的物质成就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欲望支配之下的现代人遗忘了本真的存在，逐步走向生命的沉沦。这个演讲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总统卡特。人们惊异，一个饱受前苏联极权政治迫害的作家，不但不热情礼赞西方的自由民主，反而对西方现代性的精神传统激烈抨击。难道这个人生性喜欢说别人不爱听的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康德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而索尔仁尼琴恰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在他传奇式的一生中，两次入狱、半生漂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无法领奖，两次患癌却在八十岁之后仍保持着创作的热情。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奔赴二战前线，被提拔为上尉。1945年，正在东普鲁士前线作战的他突然被捕，罪名是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批评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因此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在严寒和劳苦中度过了8年铁窗生活，其后被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山村流放了3年。正是在劳改营里，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以另一种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并反思人生问题。1962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以斯大林时期劳改营为背景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并引起西方世界的反响。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这部著作公开受到批判，然而他依旧继续着文学创作，把他的作品秘密送到国外出版，1968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继续着他对前苏联当局的挑战。随后，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而就在第二年，即1970年12月10日，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癌症楼》，但是他担心被剥夺国籍而宣布“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但是，当局仍然不能容忍这个“无法无天”的作家，1973年同样揭露苏联劳改营真相的《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彻底激怒了当局。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被警察带走，罪名是“叛国罪”，他被关进监狱，换上囚服。第二天下午，他又被命令穿回自己的衣服，随后他被送到机场，当飞机在德国波恩着陆时，索尔仁尼琴才知道他被驱逐出境，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远离祖国并不是他自愿的选择，即使是定居美国，他也拒绝学习英语，在1994年离开美国登机前，他穿着那套为世人所熟悉的粗布猎衣，在机场对记者兴奋地说：“过去20年在西方流亡期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但我没有加入任何国家的国籍，我至今还持着苏联护照。”在20年的流亡生涯中，索尔仁尼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写作，写的都是与前苏联有关的话题，同时他与西方世界一直保持着距离，尽管他在1974年补领了诺贝尔奖。回国后，他仍像过去一样“浑身是刺”，对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他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其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而对于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却公开赞赏其为俄罗斯的复兴作出的努力。尽管学界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人格与作品的评价有很大争议，但正如他在自传中将自己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要么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要么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在劳改营生活的岁月里，索尔仁尼琴患了淋巴癌和胃癌，但是又奇迹般地治愈了，这种生死之际的经历使他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情怀。在1978年的哈佛演讲中，他指出西方人自文艺复兴之后把太多的精力置于政治和社会变革，而以往人们借之以控制内心恣肆的激情和欲望的“至高无上的完美存在”（Supreme Complete Entity）观念逐渐被遗忘，丧失了最为宝贵的“灵性的生活”（spiritual life）。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商业贸易的发达，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索尔仁尼琴将这种追名逐利的世风归咎于现代性的“人本主义”（Humanism），指出其过于注重人的肉身享受而漠视精神追求。他认为，“既然人的躯体注定要死亡，那么人活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多的精神性意义。这种意义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无节制的享乐，也不可能是去设法追求物质财富并愉快的享受它们。其必定表现为完成某种永久和重要的使命，唯其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才能成为某种精神价值增长的历程，才能在死去时具有比出生时更多的价值。”他预言必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取代现代性，这个时代是“灵”与“肉”的平衡和统一，“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走向终结，那么它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将与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折相匹敌。这个转折的到来呼唤着人的精神性的高涨，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更为宽广的眼界，追求一种生命的全新高度，在那里我们的肉体本性不会像中世纪那样被视为邪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存在不会像现代社会中那样受践踏。”
　　索尔仁尼琴针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媒体资本主义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批判。在信息社会，文化公共领域如出版、报刊、广播、影视等传媒手段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力竞赛和话语争夺的主要战场。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西方的新闻传媒业为了利润已经丧失了公德，不惜歪曲事实，诉诸臆测和传闻来冒充真实的新闻，误导读者和听众。他们一方面冒充了民意，处处以人民的名义发表言论，另一方面也误导着大众的意见和趣味，制造着“民意”。在媒体中，恐怖分子被英雄化了，实际充当了恐怖主义的帮凶，引导着青少年的暴力倾向；知名人士的私人空间不断受到所谓“狗仔队”的侵扰和窥探，并且堂而皇之地标榜“每个人都有权知道任何事情”。索尔仁尼琴指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们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胡说和空谈所充斥。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过度的信息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所谓“不知情权”是对媒体资本主义的拒斥，其实质在于强调每个人都有按照自我的方式生活的权利，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而这种独立的凝神自醒正是“灵性生活”所必需的。索尔仁尼琴并不是要所有人都走进教堂去忏悔，而是倡导一种富于深度、指向神圣的生活方式，以挽救被西方现代性所造就的漂泊无根的灵魂。这种价值取向无疑体现了其本人的东正教文化背景，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忧心忡忡。
　　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不仅让人想起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以及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尽管他们在学术谱系上难以找到联系，但是对于西方现代性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的问题无疑都感同身受，对于生命本身都有相似的内在体验和深刻反省，对于“至高无上的完美存在”都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冲动。
　　索尔仁尼琴以一个作家的笔触描绘了集权国家对人性的泯灭，以一个学者的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对灵魂的侵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批判着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合理的现实。正如索尔仁尼琴因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而对外发表的演讲中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为了这句真话，他被逮捕了、被流放了、被驱逐了；为了这句真话，他写了、说了、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