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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红王妃》是一部跨文化阅读、风格独特的小说。小说是作者对不同于本国本时代的文本的解读和体验的结果,体现了文化间的借用和交融。红王妃是德拉布尔阅读《王妃回忆录》之后对洪氏形象的再次塑造,而霍利威尔教授这个人物则是德拉布尔设计的王妃在现代的替身,两个形象交相辉映,谱写了一部跨文化的悲喜剧。
关键词: 《红王妃》 文本解读 文化借用 文化交融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当代文坛中久负盛名的作家及评论家。自19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夏日鸟笼》获得好评之后,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了近二十部小说,主编了《牛津英国文学指南》,并著有传记、文论等专著。她的小说多以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主题,刻画了现代社会的女性自青年到中年的一系列情感和生活危机。从写作风格上看,她的小说以写实为主,对英国文学传统采取了承继而非扬弃的作法。当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1967年采访德拉布尔时,她说:“我不愿意写一部实验性的小说,让五十年后的读者说,啊,是呀,她当年就预见到了日后的事。我压根儿对此不感兴趣。我宁可尾随一个我所钦佩的旧传统,也不愿走在我所厌恶的新传统的前头。”因此德拉布尔的小说经常被贴上“后现实主义”的标签。
然而她2004年出版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红王妃——一部跨文化悲喜剧》却是迥异于她之前创作风格的一部奇书。这本长达325万字的小说只分为两大部分:古代和现代。另外在现代部分后还附有一个简短的后现代。除此之外各个部分并无其他章节连缀,整个叙事部分一气呵成,只出现少量的断行以作间隔。小说的古代部分是红王妃(即惠庆宫洪氏)的鬼魂向人倾诉她凄迷的一生,而现代部分则是一位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教授在去韩国开会的路上读到了红王妃的回忆录深受触动,从此成了红王妃的替身,把红王妃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并最终收养一个中国孤儿陈建依。此书出版之后,各大报纸好评不断。《每日电讯报》称红王妃的一生不同凡响,作者这一故事的描绘极有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卫报》则说:“作者用熟练的文字技巧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浪漫故事。……很少有女性主义的空想小说能把文字和想象运用到如此美妙的境地,让你忘记那只是虚幻的。”对照德拉布尔早期的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而言,《红王妃》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更具跨文化研究的内涵。
一、文化解读和文本借用
这部小说创作伊始是受两个世纪前朝鲜的一部宫廷回忆录的英文译本《惠庆宫洪氏回忆录》启发。要想理解德拉布尔的这部作品,就不能不提这部回忆录和原著者。回忆录的原著是与《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并称为“朝鲜宫中小说三部曲”的《闲中录》(Hanjung mallok或Hanjungnok“records written in silence”,又译为《恨中录》),作者是朝鲜庄献世子李愃(世称思悼世子)嫔惠庆宫洪氏。原文是以韩文写的,英译本不下三种,但可惜至今尚无汉译本。德拉布尔主要参阅的是贾云·金·哈鲍什的英译本。
《闲中录》记录了朝鲜历史上一段悲剧性的宫廷斗争。惠庆宫洪氏9岁时(公元1744年)嫁给庄献世子(世称思悼世子)。庄献世子是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一位君主英祖李昑次子。英祖对庄献世子过于苛责,父子二人的关系渐趋紧张。公元1762年,中国农历壬午年,英祖命令庄献世子钻进一个米柜之中,随即令人封上米柜。在断绝水粮后的八天之后,庄献世子去世,年仅27岁。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史称“壬午事件”,在当今朝鲜家喻户晓。《闲中录》共分四个部分,被后人以年份分别命名为1795、1801、1802和1805年回忆录。惠庆宫以一个历经风雨的老人形象向子孙后代讲述了自己亲生经历的一切:童年被选入宫,与庄献世子的婚姻生活,庄献世子由于父亲英祖的责难而逐渐失控疯狂,“壬午事件”的详细经过。洪氏写作的目的其一是为了缓和当时与儿子正祖的矛盾,为自己的家族成员的行为加以辩解,因为洪氏家族在宫廷党派斗争中一度失利,洪氏的弟弟和叔叔都曾因为各种原因被处以流放和死刑;其二是为庄献世子正名,因为王族成员视“壬午事件”为王室丑闻,一向讳莫如深,却导致有关的流言世嚣尘上,洪氏则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实情,将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解释为个性悲剧而非政治丑闻。从这一点上来说,洪氏对于庄献世子疯狂的症状的描述极为翔实可信,从中描绘出英祖和庄献世子自身的局限、弱点和悲剧性的深刻程度不亚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中古代部分正是借用了这一文本。作为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学者,德拉布尔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应该说,这部小说肇始就是一种英国现代文化和朝鲜近代文化,甚至是与中国儒家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序言中,她承认惠庆宫洪氏的故事让她深为震撼:“我读到这位王妃的故事纯属偶然,而一旦结缘,她便深深烙入我心,挥之不去。她牢牢攫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让我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我几度踯躅,打算不理睬她,撇开这道难题,而她却不依不饶。”正是洪氏的叙事打动了德拉布尔,使她有了创作红王妃的冲动。德拉布尔认为洪氏的叙事流露出急欲向后世倾诉的特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引起了我们现代和后现代对普救论和本质主义的深思。显然,德拉布尔从《王妃回忆录》中体会到了超越那个时代,对当代人仍有借鉴意义的人的一种生存体验,因此才创造了霍利威尔这个人物,把红王妃的体验转移到了现代。正如《出版者周刊》评论说:“作者巧妙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的一声串联在了一起。陌生又熟悉的生者和逝者互相交流,古代和现代互相交织,如同近在咫尺的蜂群,又如同两个遥望的星系……像DNA双螺旋结构,互相交错,却不重叠。”
能把红王妃和霍利威尔连接在一起的这条细细的红线,就是二人尽管所处时代、国别不同,却有相类似的人生体验。红王妃的丈夫因为英祖的挑剔而得了衣物狂躁症,而霍利威尔的丈夫也是受乃父影响得了精神病;红王妃的头生子因为疾病早夭,致使年轻的母亲痛苦不已,而霍利威尔的孩子也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基因遗传病而失去了生命,从此成为她心中一道别人看不到却隐隐作痛的伤口。应该说,两个女性的生存本质是相同的,尽管时代变迁,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却相似。这一点可以从霍利威尔在国际会议中演讲稿的题目《抓阄定生死》而可见一般。命运之无常,世事之难料,两个女人对此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是时代的变迁不会让两个同样不幸的女人落入相同的命运。红王妃所处的时代和国别受儒家夫权影响甚深,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要从一而终,失去了男人就没有了活下来的理由和动力。丈夫去世,妻子一般都会以身殉夫。红王妃虽然在思悼世子死后也萌生了死志,但又因为想保护自己的儿子李算(正祖)和国家而忍辱偷生,就此背负极大的负罪感,直至她后半生几乎都无任何幸福感可言。这种罪恶感直至孙子(宣祖)的降生于自己生日的同一天才犹如受到天启一般消弭。但是霍利威尔不同,作为一名与男性身份对等的现代女性,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因此一方面对自己已无感情,患了精神病的丈夫并没有舍弃,甚至一直戴着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寻求幸福。她有众多情人,她甚至在和占·范乔斯特的短暂情史之后,还按照其遗愿收养了本该成为对方养女的陈建依。她所做的一切既无损他人,又造福了自己,没有任何良心上不该有的负累,因此尽管命运坎坷,但比红王妃要快乐幸福得多。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才情和勇气十分佩服,她设计了霍利威尔这样一个角色似乎在暗示着红王妃如果生活在当代的英国会是怎样的命运。这样的构思不可谓不匠心独具。
二、文化交融
体现文化之间的交融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鬼魂身份出现的红王妃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在叙述过程中颇具谐趣,指今引古,甚至不时提及同时代的别国人物。如在提到思悼世子的狂症时提到后世精神病的研究成果;在谈到英祖杀子事件时也列举了近代俄国彼得大帝杀子等杀亲行为作以对比。红王妃还不时提及一些例如“全球化”等现代的时髦字眼。这些所指毋宁说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世界历史文化知识的英国学者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声音的拓展和延伸,使人在阅读古代部分之时,尽管惊骇于杀子事件,但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奇妙之感顿生。二是作为红王妃替身的霍利威尔教授,处处受到红王妃的影响。她因为对红王妃的了解而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占·范乔斯特,与他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在对方死后因为他曾在生前说过要收养一名中国孤女而最终代替对方实现了这个诺言。这一经历如果孤立来看未尝不能说有些匪夷所思,但结合红王妃的经历则并不难理解:红王妃所处之位既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安全,又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她作出的一切决定主因都是为此。而霍利威尔也因为红王妃的这种责任感激发了自身的责任感,不愿让他的情人和孤女失望,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另外在德拉布尔的访谈录中,作者也曾提到,霍利威尔这个角色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借用,如她曾在机场遗失行李,本以为是被盗,谁知自己才是拿错行李的人。
另外,运用象征也是表现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手段。德拉布尔是一位非常擅长运用象征主义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特色也十分显著。为了体现两个女人共同的困境和命运,在古代和现代的叙述中不时出现相同或类似的象征,如桑树、红裙子、红袜子、喜鹊、米柜、铅匣等象征,大大加深了两部分叙事的联系及内涵。前三者指向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对“生”的热爱和期翼,后三者则代表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宿命论思想。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生存的本质,关于世界性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这些象征的出现好像穿珠子一样把小说连缀在一起,给人以意犹未尽回味之感。
最后要说一说这部小说的标题《红王妃》。红王妃即洪氏,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德拉布尔为什么要改成“红王妃”,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使洪氏、霍利威尔和德拉布尔本人都感兴趣的红裙子,红色是一种希望所在;其二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王妃。这位总是喜欢说“砍掉他的头”的跋扈君主与真正的洪氏形成了一种巧妙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德拉布尔为什么坚持要加上副标题“一部跨文化的悲喜剧”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成就了这部悲喜剧,而其中的人类精神,尤其是女性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by JaHyun Kim Haboush.The Memoirs of Lady Hyegyǒng: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a Crown Princess of eighteenth-century Kore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2]Margaret Drabble.The Red Queen.Harcourt,Inc.Florida.2004.
[3]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杨荣鑫译.红王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 《红王妃》 文本解读 文化借用 文化交融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当代文坛中久负盛名的作家及评论家。自19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夏日鸟笼》获得好评之后,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了近二十部小说,主编了《牛津英国文学指南》,并著有传记、文论等专著。她的小说多以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主题,刻画了现代社会的女性自青年到中年的一系列情感和生活危机。从写作风格上看,她的小说以写实为主,对英国文学传统采取了承继而非扬弃的作法。当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1967年采访德拉布尔时,她说:“我不愿意写一部实验性的小说,让五十年后的读者说,啊,是呀,她当年就预见到了日后的事。我压根儿对此不感兴趣。我宁可尾随一个我所钦佩的旧传统,也不愿走在我所厌恶的新传统的前头。”因此德拉布尔的小说经常被贴上“后现实主义”的标签。
然而她2004年出版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红王妃——一部跨文化悲喜剧》却是迥异于她之前创作风格的一部奇书。这本长达325万字的小说只分为两大部分:古代和现代。另外在现代部分后还附有一个简短的后现代。除此之外各个部分并无其他章节连缀,整个叙事部分一气呵成,只出现少量的断行以作间隔。小说的古代部分是红王妃(即惠庆宫洪氏)的鬼魂向人倾诉她凄迷的一生,而现代部分则是一位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教授在去韩国开会的路上读到了红王妃的回忆录深受触动,从此成了红王妃的替身,把红王妃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并最终收养一个中国孤儿陈建依。此书出版之后,各大报纸好评不断。《每日电讯报》称红王妃的一生不同凡响,作者这一故事的描绘极有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卫报》则说:“作者用熟练的文字技巧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浪漫故事。……很少有女性主义的空想小说能把文字和想象运用到如此美妙的境地,让你忘记那只是虚幻的。”对照德拉布尔早期的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而言,《红王妃》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更具跨文化研究的内涵。
一、文化解读和文本借用
这部小说创作伊始是受两个世纪前朝鲜的一部宫廷回忆录的英文译本《惠庆宫洪氏回忆录》启发。要想理解德拉布尔的这部作品,就不能不提这部回忆录和原著者。回忆录的原著是与《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并称为“朝鲜宫中小说三部曲”的《闲中录》(Hanjung mallok或Hanjungnok“records written in silence”,又译为《恨中录》),作者是朝鲜庄献世子李愃(世称思悼世子)嫔惠庆宫洪氏。原文是以韩文写的,英译本不下三种,但可惜至今尚无汉译本。德拉布尔主要参阅的是贾云·金·哈鲍什的英译本。
《闲中录》记录了朝鲜历史上一段悲剧性的宫廷斗争。惠庆宫洪氏9岁时(公元1744年)嫁给庄献世子(世称思悼世子)。庄献世子是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一位君主英祖李昑次子。英祖对庄献世子过于苛责,父子二人的关系渐趋紧张。公元1762年,中国农历壬午年,英祖命令庄献世子钻进一个米柜之中,随即令人封上米柜。在断绝水粮后的八天之后,庄献世子去世,年仅27岁。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史称“壬午事件”,在当今朝鲜家喻户晓。《闲中录》共分四个部分,被后人以年份分别命名为1795、1801、1802和1805年回忆录。惠庆宫以一个历经风雨的老人形象向子孙后代讲述了自己亲生经历的一切:童年被选入宫,与庄献世子的婚姻生活,庄献世子由于父亲英祖的责难而逐渐失控疯狂,“壬午事件”的详细经过。洪氏写作的目的其一是为了缓和当时与儿子正祖的矛盾,为自己的家族成员的行为加以辩解,因为洪氏家族在宫廷党派斗争中一度失利,洪氏的弟弟和叔叔都曾因为各种原因被处以流放和死刑;其二是为庄献世子正名,因为王族成员视“壬午事件”为王室丑闻,一向讳莫如深,却导致有关的流言世嚣尘上,洪氏则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实情,将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解释为个性悲剧而非政治丑闻。从这一点上来说,洪氏对于庄献世子疯狂的症状的描述极为翔实可信,从中描绘出英祖和庄献世子自身的局限、弱点和悲剧性的深刻程度不亚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中古代部分正是借用了这一文本。作为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学者,德拉布尔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应该说,这部小说肇始就是一种英国现代文化和朝鲜近代文化,甚至是与中国儒家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序言中,她承认惠庆宫洪氏的故事让她深为震撼:“我读到这位王妃的故事纯属偶然,而一旦结缘,她便深深烙入我心,挥之不去。她牢牢攫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让我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我几度踯躅,打算不理睬她,撇开这道难题,而她却不依不饶。”正是洪氏的叙事打动了德拉布尔,使她有了创作红王妃的冲动。德拉布尔认为洪氏的叙事流露出急欲向后世倾诉的特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引起了我们现代和后现代对普救论和本质主义的深思。显然,德拉布尔从《王妃回忆录》中体会到了超越那个时代,对当代人仍有借鉴意义的人的一种生存体验,因此才创造了霍利威尔这个人物,把红王妃的体验转移到了现代。正如《出版者周刊》评论说:“作者巧妙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的一声串联在了一起。陌生又熟悉的生者和逝者互相交流,古代和现代互相交织,如同近在咫尺的蜂群,又如同两个遥望的星系……像DNA双螺旋结构,互相交错,却不重叠。”
能把红王妃和霍利威尔连接在一起的这条细细的红线,就是二人尽管所处时代、国别不同,却有相类似的人生体验。红王妃的丈夫因为英祖的挑剔而得了衣物狂躁症,而霍利威尔的丈夫也是受乃父影响得了精神病;红王妃的头生子因为疾病早夭,致使年轻的母亲痛苦不已,而霍利威尔的孩子也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基因遗传病而失去了生命,从此成为她心中一道别人看不到却隐隐作痛的伤口。应该说,两个女性的生存本质是相同的,尽管时代变迁,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却相似。这一点可以从霍利威尔在国际会议中演讲稿的题目《抓阄定生死》而可见一般。命运之无常,世事之难料,两个女人对此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是时代的变迁不会让两个同样不幸的女人落入相同的命运。红王妃所处的时代和国别受儒家夫权影响甚深,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要从一而终,失去了男人就没有了活下来的理由和动力。丈夫去世,妻子一般都会以身殉夫。红王妃虽然在思悼世子死后也萌生了死志,但又因为想保护自己的儿子李算(正祖)和国家而忍辱偷生,就此背负极大的负罪感,直至她后半生几乎都无任何幸福感可言。这种罪恶感直至孙子(宣祖)的降生于自己生日的同一天才犹如受到天启一般消弭。但是霍利威尔不同,作为一名与男性身份对等的现代女性,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因此一方面对自己已无感情,患了精神病的丈夫并没有舍弃,甚至一直戴着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寻求幸福。她有众多情人,她甚至在和占·范乔斯特的短暂情史之后,还按照其遗愿收养了本该成为对方养女的陈建依。她所做的一切既无损他人,又造福了自己,没有任何良心上不该有的负累,因此尽管命运坎坷,但比红王妃要快乐幸福得多。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才情和勇气十分佩服,她设计了霍利威尔这样一个角色似乎在暗示着红王妃如果生活在当代的英国会是怎样的命运。这样的构思不可谓不匠心独具。
二、文化交融
体现文化之间的交融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鬼魂身份出现的红王妃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在叙述过程中颇具谐趣,指今引古,甚至不时提及同时代的别国人物。如在提到思悼世子的狂症时提到后世精神病的研究成果;在谈到英祖杀子事件时也列举了近代俄国彼得大帝杀子等杀亲行为作以对比。红王妃还不时提及一些例如“全球化”等现代的时髦字眼。这些所指毋宁说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世界历史文化知识的英国学者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声音的拓展和延伸,使人在阅读古代部分之时,尽管惊骇于杀子事件,但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奇妙之感顿生。二是作为红王妃替身的霍利威尔教授,处处受到红王妃的影响。她因为对红王妃的了解而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占·范乔斯特,与他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在对方死后因为他曾在生前说过要收养一名中国孤女而最终代替对方实现了这个诺言。这一经历如果孤立来看未尝不能说有些匪夷所思,但结合红王妃的经历则并不难理解:红王妃所处之位既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安全,又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她作出的一切决定主因都是为此。而霍利威尔也因为红王妃的这种责任感激发了自身的责任感,不愿让他的情人和孤女失望,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另外在德拉布尔的访谈录中,作者也曾提到,霍利威尔这个角色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借用,如她曾在机场遗失行李,本以为是被盗,谁知自己才是拿错行李的人。
另外,运用象征也是表现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手段。德拉布尔是一位非常擅长运用象征主义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特色也十分显著。为了体现两个女人共同的困境和命运,在古代和现代的叙述中不时出现相同或类似的象征,如桑树、红裙子、红袜子、喜鹊、米柜、铅匣等象征,大大加深了两部分叙事的联系及内涵。前三者指向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对“生”的热爱和期翼,后三者则代表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宿命论思想。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生存的本质,关于世界性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这些象征的出现好像穿珠子一样把小说连缀在一起,给人以意犹未尽回味之感。
最后要说一说这部小说的标题《红王妃》。红王妃即洪氏,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德拉布尔为什么要改成“红王妃”,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使洪氏、霍利威尔和德拉布尔本人都感兴趣的红裙子,红色是一种希望所在;其二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王妃。这位总是喜欢说“砍掉他的头”的跋扈君主与真正的洪氏形成了一种巧妙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德拉布尔为什么坚持要加上副标题“一部跨文化的悲喜剧”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成就了这部悲喜剧,而其中的人类精神,尤其是女性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by JaHyun Kim Haboush.The Memoirs of Lady Hyegyǒng: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a Crown Princess of eighteenth-century Kore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2]Margaret Drabble.The Red Queen.Harcourt,Inc.Florida.2004.
[3]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杨荣鑫译.红王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