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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作为一名学者的蒋廷黻，由于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而弃学从政，一跃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要员，在政坛上显赫一时。
出生于湖南邵阳的蒋廷黻，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20年代初归国，1923年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把近代西方的历史学方法引入国内，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对国内的历史教学发生了积极影响。1929年，蒋廷黻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到清华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南开和清华的十来年间，他一面讲授中国近代史，一面潜心研究近代中外关系，他编著的《清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先后面世，成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
三次召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的大好河山不到三个月就尽陷敌手，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北平西郊清华园内的一些学者时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并常与城内北大的同行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探讨挽救民族危亡之途。1932年春，蒋廷黻同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向国人传播他们对时政的看法。
蒋廷黻通过《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等媒体，对当时的内政和外交进行评论，阐述他对时局的主张。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颇有微词，特别是对祸国殃民的新军阀混战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指出：“那些想以武力统一中国者，虽曾一时名震天下，一个一个的都失败了。他们的遗迹就是遍地的军阀和饥寒交迫的民众。”他说，人们讨厌国民党的程度，“不在讨厌军阀程度之下”，“一般人民见党就头痛”。蒋廷黻虽对社会现实不满意，但他支持蒋介石实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反对当时国人要求武装抗日、收复失地的正义呼声。他认为，仓促抗战，必遭失败；对日作战，须作长期准备。他说：“以武力收复失地这条路，我看是走不通，是死路。热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线之望；热河失守以后，这一线之望都没有了。”“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所以，“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
在外交上，蒋廷黻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这位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著名学者，以外交家的视角指出：“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邦交是病态”，在“现今这个纵横的世界，就是所谓第一等的强国都在那里大事联络，以求敌人的减少。它们外交的目标是一个时候只可有一个敌人，同时希望这个敌人是世界的公敌。”蒋廷黻接着指出，世界上的强国尚且如此，我们这个贫弱的国家更不消说了。我们地处两大强国(日、苏)之间，平时就不应该同时两个都得罪，可是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一面与日本处于生死对抗之中，同时与苏联彼此不通信问。他说，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他指出：中苏复交虽不是联盟，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盟的初步，从复交到合作是可能的。
蒋廷黻九一八后的这些言论，博得了蒋介石的关注和欣赏。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蒋介石1933年夏在庐山牯岭召见了他，当面听取他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蒋廷黻在庐山逗留了一个星期，与蒋交谈了数次。蒋廷黻针对蒋介石当时面临的如何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真正实现统一这个重大问题，向蒋献策说：统一不能单靠武力，要把正确的政策与武力结合起来。鉴于“中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他建议“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段进行”，首先把“核心地区”也就是南京直接控制的省份建设好，其行政效率和民众生活应优于地方实力派统治的地方。他坦率指出，在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方面，南京控制下的浙江还不如韩复榘治下的山东。
还在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后，越过长城线，长驱直抵平津城下。南京政府再次屈辱妥协，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冀东22县实际上已被日军控制，整个华北岌岌可危，抗日救亡的浪潮再次席卷全国。是年秋，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提出用全民投票方式决定和战的建议。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原本就反对对日作战，他知道蒋廷黻多次声明反对武装抗日，便把他召至南京，问他对颜惠庆建议的态度，意在取得他的支持。蒋廷黻明确表示颜的建议不妥。他对汪说：如果政府已准备对日作战，想制造一个海内外华人要求抗日的印象，不妨举行公民投票；否则，此举幼稚。
1934年初，蒋廷黻应召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也就颜惠庆建议征询他的意见，蒋廷黻把答复汪精卫的话向蒋重述了一遍。蒋这次召见他，主要是想听取他对当时正在国内讨论的宪法草案的意见。蒋廷黻深知，这部宪法草案的主旨是采行美国的总统制，而不是采用法国的内阁制；拟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如果通过了它，总统一职非蒋莫属。深谙西方政治学的蒋廷黻认为，蒋介石当上总统获取最高行政权后，再担任军队最高统帅是不合适的。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面告了蒋介石，虽得到了在场的黄郛的支持，但一心要实行独裁的蒋介石未置可否。蒋廷黻告辞时，蒋介石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他说拟于暑假去欧洲考察，搜集历史资料。蒋让他行前再来会面。
1934年7月27日，蒋廷黻再到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听完他赴欧考察的计划后，蒋介石要求他这次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当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热切希望中国能与苏联携手，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他作为一名学者，恐难以完成此项重任。但蒋介石对他说：我将使苏联当局知道，你是我信赖的人。
衔命访苏
1934年8月16日，蒋廷黻乘火车离开北平，途经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出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近十几年来“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如今置身于这个国家，可以亲自了解它的究竟了。
8月26日，蒋廷黻到达莫斯科，游览了半个月。9月10日，他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俄罗斯历史文化名城，苏俄十月革命的发源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莫斯科后，他于9月24日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还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关系的建议：“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
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电报后，10月1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赖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还让孔祥熙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 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他“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廷黻)开诚洽谈”。10月8日，鲍格莫洛夫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了孔祥熙的上述请求，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交当局交涉，希望他们的官员会晤蒋廷黻。
当时，苏联正面临着日、德两个法西斯夹击的威胁，急欲同蒋介石修好，希望蒋武力抗日，牵制日本，以减轻其东线的威胁。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蒋廷黻访苏，正是他们实施联华制日方针的好机会。10月16日，负责中国与远东事务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蒋廷黻。蒋说，蒋介石让他向苏联当局转达如下意见：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和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知道苏联政府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斯托莫尼亚科夫明确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廷黻又问：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向蒋解释了苏外交政策的原则，说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而是“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
蒋廷黻进一步问道：1924—1927年中苏曾亲密合作，后来两国关系破裂了，而当时“在中国执政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阻碍？”斯托莫尼亚科夫答道：“我不想回顾过去的中苏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他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看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了这些讲话，真是喜出望外，他向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意义。”当他问斯托莫尼亚科夫是否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时，斯氏答道：“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个石报告谈话内容。”蒋廷黻也表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他还说：“至于说到蒋介石，只要有合适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的。”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会谈，对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南京改善对苏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由此了解到苏联当局对他的态度，很快就采取措施，加快联苏步伐，实施联苏制日方针。蒋介石对蒋廷黻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满意，立即复电“甚表嘉许”。11月7日，蒋廷黻以中国驻苏使馆客人的身份，应邀在莫斯科红场参观十月革命节庆典。在圆满完成访苏使命后，他于11月10日前往德、英等国考察。
出使莫斯科
蒋廷黻结束欧洲之行，返回清华大学，已是1935年9月。不久，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11月，南京政府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蒋廷黻被选人内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协助院长拟定政策并担任秘书工作。
1936年6月，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要求辞积。6月底，在酝酿继任人选的会议上，张群(外交部长)提名吴鼎昌、顾维钧或徐谟，孔祥熙建议王正廷，但蒋介石均不满意，亲自提名蒋廷黻，10月正式任命。
1936年10月21日，蒋廷黻离国赴任。此时，中日两国代表虽开始进行所谓调整国交谈判，但日本仍大量增兵华北，加快全面侵华的准备。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联苏抗日”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要求。南京当局意识到，中日战争一起，东南沿海必被日本海军封锁，通过甘肃、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就变得十分重要。蒋廷黻离国前，蒋介石指示他“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可“全权交涉一切”，并争取把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举行的中苏密谈(主要内容是苏联援华抗日和中苏签约)移到莫斯科进行，以便躲避日人耳目。
蒋廷黻11月7日到达莫斯科，11日递交国书，19日即开始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谈判。蒋廷黻转达蒋介石意见，希望把中苏密谈从南京移到莫斯科。苏方断然拒绝，其理由不言而喻：在南京，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可与蒋介石、陈立夫、孔祥熙等直接谈判，解决问题；如转到莫斯科谈，得经过蒋廷黻将意见转来转去。
蒋廷黻到莫斯科刚过一个月，国内爆发西安事变。事变初起，南京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是在中共和苏联支持下干的。京沪一带报纸曾以此为题攻击苏联。苏联当局为澄清事实，表白与西安事变无关，14日通过其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社论，攻击张、杨。蒋廷黻当天将苏联报纸社论摘要电告南京外交部，建议公开发表，以使事变发动者知道苏联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同一天，南京政府致电蒋廷黻，指示他敦促苏联当局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迅速释放蒋介石。蒋廷黻对这项使命颇感棘手，当天傍晚他复电南京，答应可就此事与苏方交涉，但指出：苏联“两大报同时发表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他建议南京立停内战，联共抗日。因为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亦希望他不“剿共”，南京如能这样，定会受到苏联欢迎和帮助，使蒋介石早日安全获释。
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15日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表示十分关心蒋介石的命运，说苏联一向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地方军阀发动的反蒋内战。几个月前两广发动“六一”事变，苏联即曾加以指责。蒋廷黻委婉地说，南京令他“询问苏联政府能否用其它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意思是请苏联采取实际行动，对西安事变发动者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李维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开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
16日，蒋廷黻收到南京发来的“铣电”，令其抓紧与苏交涉，注意搜集莫斯科策动西安事变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谈判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蒋廷黻17日复电南京，再次建议停止“剿共”。他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他在复电中虽列出一些疑点，但自感“证据不足”，似是而非，所以几次与苏方交涉均“未责一词”。蒋廷黻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策略，切不可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蒋介石)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可见，在西安事变中，远在莫斯科的蒋廷黻同国内的宋氏兄妹遥相呼应，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反对用武力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廷黻又应蒋介石要求，与苏方交涉，帮助并安排已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使蒋氏父子团聚。
出生于湖南邵阳的蒋廷黻，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20年代初归国，1923年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把近代西方的历史学方法引入国内，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对国内的历史教学发生了积极影响。1929年，蒋廷黻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到清华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南开和清华的十来年间，他一面讲授中国近代史，一面潜心研究近代中外关系，他编著的《清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先后面世，成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
三次召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的大好河山不到三个月就尽陷敌手，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北平西郊清华园内的一些学者时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并常与城内北大的同行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探讨挽救民族危亡之途。1932年春，蒋廷黻同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向国人传播他们对时政的看法。
蒋廷黻通过《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等媒体，对当时的内政和外交进行评论，阐述他对时局的主张。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颇有微词，特别是对祸国殃民的新军阀混战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指出：“那些想以武力统一中国者，虽曾一时名震天下，一个一个的都失败了。他们的遗迹就是遍地的军阀和饥寒交迫的民众。”他说，人们讨厌国民党的程度，“不在讨厌军阀程度之下”，“一般人民见党就头痛”。蒋廷黻虽对社会现实不满意，但他支持蒋介石实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反对当时国人要求武装抗日、收复失地的正义呼声。他认为，仓促抗战，必遭失败；对日作战，须作长期准备。他说：“以武力收复失地这条路，我看是走不通，是死路。热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线之望；热河失守以后，这一线之望都没有了。”“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所以，“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
在外交上，蒋廷黻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这位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著名学者，以外交家的视角指出：“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邦交是病态”，在“现今这个纵横的世界，就是所谓第一等的强国都在那里大事联络，以求敌人的减少。它们外交的目标是一个时候只可有一个敌人，同时希望这个敌人是世界的公敌。”蒋廷黻接着指出，世界上的强国尚且如此，我们这个贫弱的国家更不消说了。我们地处两大强国(日、苏)之间，平时就不应该同时两个都得罪，可是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一面与日本处于生死对抗之中，同时与苏联彼此不通信问。他说，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他指出：中苏复交虽不是联盟，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盟的初步，从复交到合作是可能的。
蒋廷黻九一八后的这些言论，博得了蒋介石的关注和欣赏。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蒋介石1933年夏在庐山牯岭召见了他，当面听取他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蒋廷黻在庐山逗留了一个星期，与蒋交谈了数次。蒋廷黻针对蒋介石当时面临的如何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真正实现统一这个重大问题，向蒋献策说：统一不能单靠武力，要把正确的政策与武力结合起来。鉴于“中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他建议“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段进行”，首先把“核心地区”也就是南京直接控制的省份建设好，其行政效率和民众生活应优于地方实力派统治的地方。他坦率指出，在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方面，南京控制下的浙江还不如韩复榘治下的山东。
还在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后，越过长城线，长驱直抵平津城下。南京政府再次屈辱妥协，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冀东22县实际上已被日军控制，整个华北岌岌可危，抗日救亡的浪潮再次席卷全国。是年秋，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提出用全民投票方式决定和战的建议。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原本就反对对日作战，他知道蒋廷黻多次声明反对武装抗日，便把他召至南京，问他对颜惠庆建议的态度，意在取得他的支持。蒋廷黻明确表示颜的建议不妥。他对汪说：如果政府已准备对日作战，想制造一个海内外华人要求抗日的印象，不妨举行公民投票；否则，此举幼稚。
1934年初，蒋廷黻应召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也就颜惠庆建议征询他的意见，蒋廷黻把答复汪精卫的话向蒋重述了一遍。蒋这次召见他，主要是想听取他对当时正在国内讨论的宪法草案的意见。蒋廷黻深知，这部宪法草案的主旨是采行美国的总统制，而不是采用法国的内阁制；拟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如果通过了它，总统一职非蒋莫属。深谙西方政治学的蒋廷黻认为，蒋介石当上总统获取最高行政权后，再担任军队最高统帅是不合适的。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面告了蒋介石，虽得到了在场的黄郛的支持，但一心要实行独裁的蒋介石未置可否。蒋廷黻告辞时，蒋介石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他说拟于暑假去欧洲考察，搜集历史资料。蒋让他行前再来会面。
1934年7月27日，蒋廷黻再到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听完他赴欧考察的计划后，蒋介石要求他这次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当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热切希望中国能与苏联携手，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他作为一名学者，恐难以完成此项重任。但蒋介石对他说：我将使苏联当局知道，你是我信赖的人。
衔命访苏
1934年8月16日，蒋廷黻乘火车离开北平，途经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出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近十几年来“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如今置身于这个国家，可以亲自了解它的究竟了。
8月26日，蒋廷黻到达莫斯科，游览了半个月。9月10日，他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俄罗斯历史文化名城，苏俄十月革命的发源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莫斯科后，他于9月24日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还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关系的建议：“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
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电报后，10月1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赖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还让孔祥熙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 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他“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廷黻)开诚洽谈”。10月8日，鲍格莫洛夫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了孔祥熙的上述请求，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交当局交涉，希望他们的官员会晤蒋廷黻。
当时，苏联正面临着日、德两个法西斯夹击的威胁，急欲同蒋介石修好，希望蒋武力抗日，牵制日本，以减轻其东线的威胁。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蒋廷黻访苏，正是他们实施联华制日方针的好机会。10月16日，负责中国与远东事务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蒋廷黻。蒋说，蒋介石让他向苏联当局转达如下意见：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和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知道苏联政府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斯托莫尼亚科夫明确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廷黻又问：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向蒋解释了苏外交政策的原则，说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而是“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
蒋廷黻进一步问道：1924—1927年中苏曾亲密合作，后来两国关系破裂了，而当时“在中国执政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阻碍？”斯托莫尼亚科夫答道：“我不想回顾过去的中苏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他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看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了这些讲话，真是喜出望外，他向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意义。”当他问斯托莫尼亚科夫是否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时，斯氏答道：“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个石报告谈话内容。”蒋廷黻也表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他还说：“至于说到蒋介石，只要有合适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的。”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会谈，对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南京改善对苏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由此了解到苏联当局对他的态度，很快就采取措施，加快联苏步伐，实施联苏制日方针。蒋介石对蒋廷黻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满意，立即复电“甚表嘉许”。11月7日，蒋廷黻以中国驻苏使馆客人的身份，应邀在莫斯科红场参观十月革命节庆典。在圆满完成访苏使命后，他于11月10日前往德、英等国考察。
出使莫斯科
蒋廷黻结束欧洲之行，返回清华大学，已是1935年9月。不久，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11月，南京政府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蒋廷黻被选人内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协助院长拟定政策并担任秘书工作。
1936年6月，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要求辞积。6月底，在酝酿继任人选的会议上，张群(外交部长)提名吴鼎昌、顾维钧或徐谟，孔祥熙建议王正廷，但蒋介石均不满意，亲自提名蒋廷黻，10月正式任命。
1936年10月21日，蒋廷黻离国赴任。此时，中日两国代表虽开始进行所谓调整国交谈判，但日本仍大量增兵华北，加快全面侵华的准备。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联苏抗日”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要求。南京当局意识到，中日战争一起，东南沿海必被日本海军封锁，通过甘肃、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就变得十分重要。蒋廷黻离国前，蒋介石指示他“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可“全权交涉一切”，并争取把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举行的中苏密谈(主要内容是苏联援华抗日和中苏签约)移到莫斯科进行，以便躲避日人耳目。
蒋廷黻11月7日到达莫斯科，11日递交国书，19日即开始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谈判。蒋廷黻转达蒋介石意见，希望把中苏密谈从南京移到莫斯科。苏方断然拒绝，其理由不言而喻：在南京，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可与蒋介石、陈立夫、孔祥熙等直接谈判，解决问题；如转到莫斯科谈，得经过蒋廷黻将意见转来转去。
蒋廷黻到莫斯科刚过一个月，国内爆发西安事变。事变初起，南京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是在中共和苏联支持下干的。京沪一带报纸曾以此为题攻击苏联。苏联当局为澄清事实，表白与西安事变无关，14日通过其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社论，攻击张、杨。蒋廷黻当天将苏联报纸社论摘要电告南京外交部，建议公开发表，以使事变发动者知道苏联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同一天，南京政府致电蒋廷黻，指示他敦促苏联当局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迅速释放蒋介石。蒋廷黻对这项使命颇感棘手，当天傍晚他复电南京，答应可就此事与苏方交涉，但指出：苏联“两大报同时发表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他建议南京立停内战，联共抗日。因为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亦希望他不“剿共”，南京如能这样，定会受到苏联欢迎和帮助，使蒋介石早日安全获释。
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15日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表示十分关心蒋介石的命运，说苏联一向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地方军阀发动的反蒋内战。几个月前两广发动“六一”事变，苏联即曾加以指责。蒋廷黻委婉地说，南京令他“询问苏联政府能否用其它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意思是请苏联采取实际行动，对西安事变发动者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李维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开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
16日，蒋廷黻收到南京发来的“铣电”，令其抓紧与苏交涉，注意搜集莫斯科策动西安事变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谈判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蒋廷黻17日复电南京，再次建议停止“剿共”。他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他在复电中虽列出一些疑点，但自感“证据不足”，似是而非，所以几次与苏方交涉均“未责一词”。蒋廷黻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策略，切不可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蒋介石)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可见，在西安事变中，远在莫斯科的蒋廷黻同国内的宋氏兄妹遥相呼应，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反对用武力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廷黻又应蒋介石要求，与苏方交涉，帮助并安排已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使蒋氏父子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