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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5”SS2001年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了“人权与外交研讨会”,来自本
院法学所、欧洲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科研院所的近20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中国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文祥也出席了
研讨会。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陶文钊、顾国良及政治室主任周琪先后主持了研讨会,会议讨
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如下:
(一)人权理论和实践
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普遍的人权、人权的实质及表现形式。与会学 者认为,不存在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权,人权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专家认为, 人权可以区分为人权外交和人权问题两个层次。它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人权斗争最终可以 发展为对一个政权、甚至对一种制度的声讨。6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是亚 非国家。也有学者认为人权问题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人权 是表现在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的问题,人权在内政上的表现是立法、价值观和社会整合三个 方面。在外交上则是核心国家整合边缘国家的手段。外交学院的周启朋教授则认为,人权理 论的演化体现于国际、学术和实践三个层面。其中在国际层面的变化还具体表现在国际人权 政策纲领和发展纲领两个方面;学术层面的变化则表现于“主权相对论”或“人权高于主权 ”、安全理论和治理理论等三个方面;实践上的变化又体现于从政治干涉到武力干涉、人权 “普世化”的发展及受信息时代的影响而产生的单向传播的演变。对于人权不是抽象的这一 点与会学者基本存在共识,有学者认为,在法语中,人权就是法律上认定的权利,因此,人 权是具体的法定人权,而不是抽象的天赋人权。
(二)美国人权外交
美国人权外交的根源、发展脉络及实质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周琪结合自己 即将出版的新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发表了看法。她认为,美国人权外交主要起源于其国 内政治,而不仅仅是调整外交政策以便在同苏联对抗是处于有利地位的需要。从卡特政府执 政伊始(1977年),人权考虑就被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上。冷战时期美国人权外交 归根到底服务于在全球抵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冷战后,美国改变了以“人道主义援 助”为主推行人权外交的手法,转而更多地采用“人道主义干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杨光斌教授指出,美国的人权外交不仅是其推行外交战略的工具,它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根 源,即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在冷战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反共意识形态 ,它成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峰教授指出,可以从 美国外交的两大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分析人权外交问题,他认为,美国人权外交是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的产物,人权是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但它同时又构成 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的一种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即软权力。美国在国际上推进和主导 一种价值,在国内也积极进行价值建设。也有学者指出了美国人权标准的两重性。
(三)人权与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中突出存在的人权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六四”将人权问题带到中 美关系的中心,它与贸易、武器扩散及台湾问题一起构成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四大问题 。截止到2000年,美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先后共提出九次反华提案,但都以失败 而告终。有学者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为了在每年4月份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 反华提案,美国往往从每年的1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但今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这可能 说明美国已意识到反华提案对中国不起作用。同时,有迹象表明,9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对华 人权外交的力度与我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密切相关,即中国国内政治的某种不稳定性可以使美 国的人权政策达到顶峰,反过来,中国政治的稳定也可以使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回落。在 探讨“美国人为什么‘关心’中国人权”的问题时,有学者的解释是,从宗教传统看,这种 行为缘于美国人的传教士情结。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就是想通过人权来达到整合中国的目的 。
(四)人权与主权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是讨论中颇有争议的问题。讨论中,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批判 的 是天赋人权,强调的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主权消亡了,人权才能全面实现。因此,主权是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和强调主权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权。但是,当 主权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的时候,宣扬主权高于人权就是不成立的。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 为,人权是核心,没有人权发展不出民主体系,但人权不能超越国家之上。人权是按国家来 划分的,国家利益不同,对人权的看法也不同。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权与主权不是一个层次 的问题,在价值观上,人权与主权并不矛盾。最终能否将人道主义作为基础,将人道主义拉 到人权中,这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价值观明显带有主观性。另有学者直截了当 地指出,人权与主权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问题。
(五)人权国际干涉
人权国际干涉是与会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欧洲研究所的田德文副研究员认为,由 于文化 传统、管理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人权问题确实存在。但就此采取人权干预却 既缺乏合理性又较少有效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国家实施人权干预不能摆脱自己的利 益,另一方面,发达的西方本可以为改善人权加大经济投入,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它们采取 的是消极的干预手段,所以其合理性受到质疑;制裁对大国的影响较小,对小国而言,制裁 的是老百姓。因此,它的收效差。有学者援引国际法的有关条款指出,人道主义干预没有法 律依据,科索沃的干涉是非法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干涉就是纳粹干涉 苏台德地区,而实施干涉使用最多的借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学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实际情况是,为了使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具有法律依据,联合国在处理对人权 的严重侵犯时,十分常见地使用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一概念。联合国援引这一 概念的依据在于,冷战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人权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但是却 具有外溢的效果,可能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因此,不能说联合国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威胁”为由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没有法律依据。与会者还指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 人道主义干预机制化,由谁和以什么方式进行干预?就人道主义干预在什么程度上可行的问 题,外交学院的熊志勇教授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即联合国授权、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及事后弥补消极作用。就何种行为属于国际干涉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道主义救援、人道 主义干涉和军事干涉都属于国际干涉行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认为,应将人道主义救 援和干涉区分开来,人道主义救援不属于干涉之列。
(六)中国的人权政策
与会学者就国际人权公约将如何在中国适用、中国在人权领域里的外交,以及人权 建设等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法学所的专家陈小青介绍了我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在国内的 适用情况。她说,中国于1997-1998年先后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 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于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国内举行过国际性学术研讨 会,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一元论,即认为法律是一个单一概念,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因而 ,对国际条约可以采取直接纳入的方式;二是二元论,即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法是两个独立 的不同的法律体系,因而,国际条约必须通过转化的方式适用。在这个问题上,她认为,国 际条约不能在我国直接适用,原因之一是我国宪法上对此没有原则规定,而部门法上的适用 规定不属于司法解释。就在国际上中国应如何树立自己的人权形象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 应该在人权领域的外交上采取积极的对策,我们要敢于提出自己在人权方面的不同观点,同 时,这些观点应当是系统的。应敢于打出自己的旗帜,扩大宣传和影响。范大使就这个问题 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赞成在国际上主动挑起意识形态争论,其中包括人权问题。我们不 拿人权做别国的文章,但是如果别人搞到我们头上,则必须作出反应。对于中国的人权建设 问题,与会学者表示,生存权、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但不全面。在人权 问题上,鉴于美国的强大攻势和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慎重,但同时也要深入探讨 人权方面的问题。与会学者还指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能跟着外国走,但只强调主权类似 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时的做法。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加强民主建设:这不仅仅是 为了应付来自外部的攻击,而是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权发展的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
为了适应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和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加强决策咨询研究, 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同行中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 心近日成立。
新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将挂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该院历来重视美国问题的研究, 并与美国的十几所著名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和基金会保持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
(陈伟刚供稿)
(一)人权理论和实践
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普遍的人权、人权的实质及表现形式。与会学 者认为,不存在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权,人权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专家认为, 人权可以区分为人权外交和人权问题两个层次。它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人权斗争最终可以 发展为对一个政权、甚至对一种制度的声讨。6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是亚 非国家。也有学者认为人权问题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人权 是表现在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的问题,人权在内政上的表现是立法、价值观和社会整合三个 方面。在外交上则是核心国家整合边缘国家的手段。外交学院的周启朋教授则认为,人权理 论的演化体现于国际、学术和实践三个层面。其中在国际层面的变化还具体表现在国际人权 政策纲领和发展纲领两个方面;学术层面的变化则表现于“主权相对论”或“人权高于主权 ”、安全理论和治理理论等三个方面;实践上的变化又体现于从政治干涉到武力干涉、人权 “普世化”的发展及受信息时代的影响而产生的单向传播的演变。对于人权不是抽象的这一 点与会学者基本存在共识,有学者认为,在法语中,人权就是法律上认定的权利,因此,人 权是具体的法定人权,而不是抽象的天赋人权。
(二)美国人权外交
美国人权外交的根源、发展脉络及实质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周琪结合自己 即将出版的新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发表了看法。她认为,美国人权外交主要起源于其国 内政治,而不仅仅是调整外交政策以便在同苏联对抗是处于有利地位的需要。从卡特政府执 政伊始(1977年),人权考虑就被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上。冷战时期美国人权外交 归根到底服务于在全球抵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冷战后,美国改变了以“人道主义援 助”为主推行人权外交的手法,转而更多地采用“人道主义干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杨光斌教授指出,美国的人权外交不仅是其推行外交战略的工具,它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根 源,即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在冷战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反共意识形态 ,它成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峰教授指出,可以从 美国外交的两大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分析人权外交问题,他认为,美国人权外交是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的产物,人权是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但它同时又构成 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的一种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即软权力。美国在国际上推进和主导 一种价值,在国内也积极进行价值建设。也有学者指出了美国人权标准的两重性。
(三)人权与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中突出存在的人权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六四”将人权问题带到中 美关系的中心,它与贸易、武器扩散及台湾问题一起构成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四大问题 。截止到2000年,美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先后共提出九次反华提案,但都以失败 而告终。有学者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为了在每年4月份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 反华提案,美国往往从每年的1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但今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这可能 说明美国已意识到反华提案对中国不起作用。同时,有迹象表明,9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对华 人权外交的力度与我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密切相关,即中国国内政治的某种不稳定性可以使美 国的人权政策达到顶峰,反过来,中国政治的稳定也可以使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回落。在 探讨“美国人为什么‘关心’中国人权”的问题时,有学者的解释是,从宗教传统看,这种 行为缘于美国人的传教士情结。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就是想通过人权来达到整合中国的目的 。
(四)人权与主权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是讨论中颇有争议的问题。讨论中,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批判 的 是天赋人权,强调的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主权消亡了,人权才能全面实现。因此,主权是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和强调主权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权。但是,当 主权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的时候,宣扬主权高于人权就是不成立的。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 为,人权是核心,没有人权发展不出民主体系,但人权不能超越国家之上。人权是按国家来 划分的,国家利益不同,对人权的看法也不同。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权与主权不是一个层次 的问题,在价值观上,人权与主权并不矛盾。最终能否将人道主义作为基础,将人道主义拉 到人权中,这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价值观明显带有主观性。另有学者直截了当 地指出,人权与主权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问题。
(五)人权国际干涉
人权国际干涉是与会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欧洲研究所的田德文副研究员认为,由 于文化 传统、管理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人权问题确实存在。但就此采取人权干预却 既缺乏合理性又较少有效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国家实施人权干预不能摆脱自己的利 益,另一方面,发达的西方本可以为改善人权加大经济投入,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它们采取 的是消极的干预手段,所以其合理性受到质疑;制裁对大国的影响较小,对小国而言,制裁 的是老百姓。因此,它的收效差。有学者援引国际法的有关条款指出,人道主义干预没有法 律依据,科索沃的干涉是非法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干涉就是纳粹干涉 苏台德地区,而实施干涉使用最多的借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学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实际情况是,为了使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具有法律依据,联合国在处理对人权 的严重侵犯时,十分常见地使用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一概念。联合国援引这一 概念的依据在于,冷战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人权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但是却 具有外溢的效果,可能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因此,不能说联合国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威胁”为由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没有法律依据。与会者还指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 人道主义干预机制化,由谁和以什么方式进行干预?就人道主义干预在什么程度上可行的问 题,外交学院的熊志勇教授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即联合国授权、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及事后弥补消极作用。就何种行为属于国际干涉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道主义救援、人道 主义干涉和军事干涉都属于国际干涉行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点认为,应将人道主义救 援和干涉区分开来,人道主义救援不属于干涉之列。
(六)中国的人权政策
与会学者就国际人权公约将如何在中国适用、中国在人权领域里的外交,以及人权 建设等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法学所的专家陈小青介绍了我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在国内的 适用情况。她说,中国于1997-1998年先后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 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于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国内举行过国际性学术研讨 会,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一元论,即认为法律是一个单一概念,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因而 ,对国际条约可以采取直接纳入的方式;二是二元论,即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法是两个独立 的不同的法律体系,因而,国际条约必须通过转化的方式适用。在这个问题上,她认为,国 际条约不能在我国直接适用,原因之一是我国宪法上对此没有原则规定,而部门法上的适用 规定不属于司法解释。就在国际上中国应如何树立自己的人权形象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 应该在人权领域的外交上采取积极的对策,我们要敢于提出自己在人权方面的不同观点,同 时,这些观点应当是系统的。应敢于打出自己的旗帜,扩大宣传和影响。范大使就这个问题 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赞成在国际上主动挑起意识形态争论,其中包括人权问题。我们不 拿人权做别国的文章,但是如果别人搞到我们头上,则必须作出反应。对于中国的人权建设 问题,与会学者表示,生存权、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但不全面。在人权 问题上,鉴于美国的强大攻势和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慎重,但同时也要深入探讨 人权方面的问题。与会学者还指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能跟着外国走,但只强调主权类似 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时的做法。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加强民主建设:这不仅仅是 为了应付来自外部的攻击,而是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权发展的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
为了适应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和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加强决策咨询研究, 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同行中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 心近日成立。
新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将挂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该院历来重视美国问题的研究, 并与美国的十几所著名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和基金会保持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
(陈伟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