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古乐奇葩》将付梓出版，不胜感慨!遥想当初，1986年3月28日，春光灿烂，百鸟声喧，我与音乐研究所多位同仁共乘一辆状况颇差的面包车，一路穿越国道、省道、县道、村道，颠颠簸簸，最终进入固安屈家营村，对“音乐会”作首次采访。在我们翻检“民国三十七年”的手抄谱、观赏古老的玉制管、双架云锣、传统笙，特别是聆听农民乐手们奏出大曲《普安咒》的一刹那，惊奇、震撼、兴奋之情充溢于每个人的心间。所惊奇者，数百年前的民间音乐，竟然这般完好地存封、保留在这个并不封闭的普通的平原村落的农民乐社中；所兴奋者，虽屡遭劫难，但国宝犹存，乐在民间。鉴于当时的感慨，我在多年后曾口占一绝：“古有使者驱猷轩，采得风谣供王闻；今见固安一农夫，为断乐事赴京城。”其注日：“1985年，固安县礼让店乡屈家营村‘音乐会’复会。然多数会员心存余悸，疑再度定为‘四旧’。村长林中树为此数度进京，多方寻访而未果。最终于年底来左家庄音乐研究所，余听其详陈，宽其心境，并于翌年3月28日偕本所九位同仁赴是村考察。此后十数年，‘屈家营音乐会’名扬四海，获誉甚多，并开启我辈学人对冀中平原百家‘音乐会’普查研究之壮举。中国自古行自上而下之‘采风’，而无由下而上之求访。中树之所为，千古才得一见，故占以上顺口溜以纪之。”
　　自那天之后的二十余年来，音乐研究所与屈家营村之间，本所音乐学者与音乐会乐手之间，我本人与林村长之间，便来往不断，情同友人。也就在这种一来二往中，林村长脑子中那些为守护甚至扩大‘音乐会’影响的许许多多“想法”——不，应该说是《创意”，竟随时而生，并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提出。而我们则在反复讨论、沟通之后尽可能去一一“落实”。因为这些想法，初听时觉得虽然朴实，做起来却费时费事，有的甚至有不着“边际”之感。但在执着、厚道的这位村长面前，我们很难说出“不”。现在粗算起来，我们先后“落实”的有：派本所学者吴犇、薛艺兵到村里居住采访，并写出“调查报告”发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四期)；1987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屈家营村“音乐会”晋京专场“音乐会”；同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办的“亚太地区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作专门表演；翌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制“音乐会”恢复的全部“十三套大曲”演奏录音；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到村里拍摄上下两集的专题片：1995年在固安和届家营村举办“首届中国鼓吹乐学术研讨会”：1999年出版是次学术会议的文集；正式确认屈家营村及其“音乐会”为音乐研究所永久采访基地(1994)等等。而老林他们自己做主的一个惊人之举，就是把音乐研究所首次采访日——三月二十八，定为永久纪念日，并在当天举行本村的”传统音乐节”。最初，我们对此举未予太多留意，但当进行到第十七八届时，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一个村子例行举办“传统音乐节”，也许已经算做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但它又隐含着民间艺术家对学术单位、学者尊重他们“乐事”的一种真诚回报，谁能不为之感动呢?可以断言，一个国家级音乐学术单位与一个村落乐社在20余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纯洁而深厚的鱼水情谊，前无古人，难能可贵。而且，在林村长一个个“想法”的背后，有一种我们过去未关注到的精神——农民守望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性。以往，我们更多地把这种“文化自觉”给予文人学者。表面看去，林村长的“自觉”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其诚挚的感情和深度，未必逊色于文人学者，为此，在他面前，我常常怀着一份深深的感佩和敬意!
　　从第一次走进屈家营至今，我国的音乐生活和学术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屈家营音乐会所引发出来的却是一个永不褪色并始终保持着鲜活、独特、具有当代特色的音乐文化景观。这道景观在改变我们的民间音乐价值观、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影响至为深远，我在这里愿意将它称为1980年代的“屈家营音乐会现象”。
　　所谓“屈家营音乐会现象”，它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农民为了保护自己，非常愿意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音乐，并品评其价值。所以，才有了1987年5月26日那场哄动京城音乐界的音乐会。我在事后的评论中称：“当那些古朴而又隽逸的乐调第一次飘洒在具有现代意味的音乐大厅时，当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职业的听众通过自己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类音乐的赞赏和理解时，作为一名听众，我心头顿时涌上一阵强烈的感受：真正的艺术，总能以它所蕴含的独特美质和耐人寻味的历史感唤起某种共鸣，从而填平横亘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鸿沟。”(《俗中见雅，清音永存——固安屈家营音乐会赴京演出感言》，(人民音乐)1987第8期)
　　“屈家营音乐会现象”的第二个内涵，则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唤起更多的同种乐社保护自己的自觉性。当屈家营音乐会不断见诸媒体后，冀中平原上许多与之同类品种的乐社纷纷致信或亲自来京，向我们报告他们村子里乐社的现状，并热切邀请我们去采访。于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一个考察“音乐会”的热潮。特别是1993年至1995年间，音乐研究所组成“冀中笙管管乐普查小组”后，这一学术热点不断向纵深开展。几年内，该小组先后接触了百余个乐社，重点采访七十余家。此后，以“音乐会”为对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大概在十余篇、百余万字以上。这一由一个乐社引发而持续了二十余年、收集资料如此丰富、涉及学科如此广泛、参与学者如此众多的学术热潮，又成为音乐学界的一大景观。这个现象在百年来的音乐学术领域，想来也同样是少见的。
　　第三，就该是这个现象的灵魂人物林中树其人了。“音乐会”是在他当村长时复会的。这是我们迄今找到他如此全力投入“音乐会”复兴、传播、传承的唯一理由。他不会乐器，不懂“韵谱”，也没担任过“音乐会”的任何管理职务。但他在背后的“服务”和“辛劳”，比任何一个人都多。从1985年起，为了“音乐会”的事，他至少往来于屈家营村与北京数百十趟。每当他生出一个“想法”，他就会登上一双老式的布鞋，提着一个不能再旧的塑料包，风尘仆仆，出现在“固马公路”或京郊、市区公交车上，穿梭于固安、廊坊、北京各文化、音乐主管部门之间。尽管他很早就卸任，但他办《事”的精神一如既往。更加可贵的是，他所要“办”的事，都事关音乐会的兴盛存亡。例如，旧时，凡有“音乐会”的村落，村里都要划拨一间“官房子”，供乐社活动用。但屈家营早就没有了。于是老林就生出一个盖“音乐堂》的想法。最初，听到的人都认为是一个美好的梦呓而已。但他不放弃。十余年间，上至国家文化部长、省文化厅长，下至县文化局，他都找遍了。最终，“音乐堂”在村口盖起来了，成为村子的一个文化标志。他的特点是，办事前，“踏破铁鞋”，不遗余力，但事情办好以后，他却不声不响地“靠边”了，或坐或立，一脸平静，看不出因为成功而显露的任何得意，倒好像又在琢磨新的什么“想法”。我曾在“事”成之后的许多场合观察过他，确实如此。在他身上，我真的看不到一丝一毫为他个人谋点小“私”的痕迹。这就是我所交往了20余年的老林。一个极有文化责任感、极具文化自觉意识的当代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屈家营二十余年的“传奇”，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与他无关。
　　2006年，我到村里参加纪念音乐研究所采访20周年活动。我向老林打问，第一次赴京演出的老会员中有多少位过世，有多少位还健在?他告诉我，20余位中，十位去世了，目前在会的仅有三位。知此，我一时黯然。但他同时告诉我，一年多以前，会里选了13个青少年开始向老人“学事”，他们将接过老辈人的乐器，把“音乐”传下去。未雨绸缪，居安而思危，屈家营音乐会的会旗在数十年内是不会倒了。但有谁知道，老林为此又费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心力!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对于这个百年老会而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传人在，音乐就在!一代一代的自然传承，才是“音乐会”生命力的依托!
　　遵老林和《古乐奇葩》作者之嘱，钩沉往事，拉杂成文，忝为是书之序。
　　该书作者长期在固安从事文史工作，对固安的风土人情，对屈家营音乐会20余年间的历程十分了然。故全书所述所议，不仅翔实真切，且生动精彩，读来使人心旷神怡。据我所见，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乐社史，本书的出版，正好填补了村落文化研究方面的—个空白。为此，我们要真诚地向作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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