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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不掩饰对程千帆先生的崇敬之情。并世数十年，无缘一亲，由此我很感激程门诸弟子。
我是通过程门诸贤的《书绅录》才得以亲近程先生的。看完之后，我是欢喜赞叹，又懊恼不已。我小时候受到父兄们训诫，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从念硕士起，我先后侍从过的导师何业恒先生、谭其骧先生，年辈都与程先生相若，因之而拜见过的硕学鸿儒不知凡几，可是我没有把他们的咳珠唾玉给记下来。真是天下没后悔药卖。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没有笔之于书，老师当年那些教诲还是念兹在兹、经常反思的。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问学以后，由于跟他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他的每一次谈话都让我异常震惊，如闻天鼓。例如，一九九一年三月间的一个早上，我去他家接他来学校开会，刚上车，他就说了一番让我听了很惊异的话。
他说： 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各地的民族变迁弄清楚。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云南在元代以前，贵州在明代以前，都还不是汉人占主体。这两个省的汉人占到主体，应该在明清以后；贵州应该在清代。全国的这个过程、这个发展次序必须搞清楚。湖南比云贵要早一点，不过也早不过宋代。
一般人大概难以想象那天我听到这番话时的感受。在此不妨插叙几句背景。我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的佛教地理，答辩时好几位前辈鼓励说：这个题目值得继续做下去。我自知还只是开了个头，于是也想接着做。孰料在投考谭先生的博士生时，先生兜头给泼了一瓢冷水。他说：历史文化地理的论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断代的，像卢云那样，选一个时代，做全国；还有一种是跟那样相对称的，选一个区域，做通代。卢云学历史出身，做了汉晋文化地理；而我原来学地理的，先生希望我做一个区域。考虑到我是湖南人，他建议我做“两湖”，以湖南、湖北两省为范围。
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更不可能自主想到的选题思路。我是既惊奇，又没把握，于是当即向他请教：佛教地理那个选题如何？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个选题做当然也可以，但对于整个历史文化地理来说，并不是最重要。他建议我先还是做一个综合性的，把“两湖”做出来；至于佛教地理的选题，且等将来再说。
在这里我也就不说听他一席话如何如何了，总之，这一席话让我后来的十年过得非常充实。只是就当时来说，我心理压力确实非常之大。一方面，同类工作毫无成例可循；另一方面，谭先生还不准我一上来就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他说，博士嘛，应该要博，最起码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跟毕业论文无关的书。至于写博士论文时间不够，“三年写不出就四年，四年写不出那就五年吧！”还没入学他就撂下话等着我了。
延期我不怕。巴不得呢，跟着他。可问题是，再怎么样也要知道往哪儿下功夫才行吧。因此我特别留意他平时关于学习、关于文化地理会做些什么样的指示。那个早上听他在车上那么一说，激动得我简直什么似的。
可惜那天他刚说完上面这些话，车上又上来了中文系的王运熙先生，谭先生转而跟王先生聊天。从那以后，再没重拾过那个话题。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了，想问他，没机会了。
念书时迫于学业压力，对于谭先生的教诲我自然是采取本位主义态度。他说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民族变迁弄清楚，我做的是“两湖”，这个空间范围里的我当然不敢偷懒，至于这两个省份之外，例如云、贵之类,我只能说，我一直在关注。
可能有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以上我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其实还只是垫场，下面我要说的另有其事。的确。接下来要说的是温春来教授的新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地理学著作，尽管里面既有历史也有地理。它走的是历史人类学路线，关注的则是社会经济史问题。可是从题目上已不难看出，它与上述谭先生指示我关注的东西实在是很接近。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区域社会变迁，从宋元到明清。作者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四个词：“异域”,“羁縻”,“新疆”,“旧疆”。早在宋代，当地是一个有深厚制度文明的彝族君长国，以中原而言之，还只是“异域”。元代设立土官，驻军屯守；明代将贵州开设为省，但在黔西北，仍然是通过军屯、土司进行管理，因而终元明之世，不过是“羁縻”。清初改土归流，辟为“新疆”；到清中叶以后，文化和礼俗均彬彬如内地，渐次被人们视为“旧疆”。
这样一个故事，就主题和结局而言，并不算稀奇。在同样的时段，至少南方广大地区，不知同步上演着多少同样主题的悲喜剧。多年前读黄永玉先生写湘西的文章《蜜泪》，那里面就隐约晃动着一个差不多同类的故事。黄先生用的是文学手法，笔触沉痛、洗练；而以学术语言表现同类题材的，在以往学界恐怕也未便说很少。
那么关键还是在故事的线索和演进过程。这取决于作者的识力和叙事技巧。这是我读完温著后着重想一吐为快的。
我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了一个很坏的毛病，但凡写学术文章，一定要先把题目安好。定下来之后哪怕扯动一个字，整个思路都要重新理过。否则就写不下去。这当然很麻烦，因为要找到一个好题目很不容易，有时思维推进了往往还会导致想法的改变，所以经常被折腾得很苦。我不知春来兄是否也有这样的习惯，从他的这本书看来，我推想他大概也差不多。因为他这本书的题目定得很精准。
制度、开发、认同，这是作者拈出当做书名的三个关键词。书中的讲述，也就围绕着这三条线索而展开。当然有主次。其中最吃劲的，我觉得是制度。当地作为一个有自身文化传统、有独特语言文字的地域，要揭示这中间的变迁，不仅须深入田野，还要跟彝族语文打交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关于彝族文献的汉译前人已有大量工作可以参考，但彝族社会经济的地域差异那么明显，而且其各地文字不尽相同，因此作者只能谨慎地使用当地的材料。在讨论中，作者很低调，没有整篇整段地引述彝文，只是在提到某些概念时将彝文括注出来；但无论追述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还是分析当地制度在与汉文明接触过程中的嬗递，作者一直抓住那些关键的彝语概念展开讨论，不时断以己见。这中间的是非我判断能力较弱，在此且不多说。
当然，更多情况下，作者还是利用传统典籍以及当地的汉文材料、包括前人汉译的彝语材料进行讨论。诸如土官、流官的设置以及里甲制、赋役等等。这些讨论我能看出作者有不少个人发明，例如对明代土官文职武职的考辨，但是这方面非我所长，在此也不多说。
开发的主题，作者依次考虑移民、户口、矿产、交通、市场还有农业转型等等。至于文化认同，作者先后阐述了文化移植、社会阶层变迁、文教兴起、族类界限观念演变等相关问题。这些内容我相对较熟悉一些，但还是不想多说。如果硬逼我谈感受，我只说一句：读起来很舒服。
我想说的是，作者讲一个地域社会变迁，用三个词就把它拎活了。以往讲地域社会变迁的著作海天海地，可曾见过谁也有这样的手笔？我不敢把话说太满，但是我印象中确实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由此我不能不认为，作者的历史哲学功底是令人钦佩的。
奇怪，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摆弄哲学名词，也没有玩那些莫名其妙的理论，但我就是有上述印象。想来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师承。早在十几年前，我初次拜见陈春声、刘志伟两位先生的时候，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冲击：他们跟我熟悉的一些历史学家大不一样，脑子特别清楚。在轻松、热烈的交谈中，他们很注重逻辑、理性，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位曾大声喝问：“难道不从哲学上思考吗？”由此我感到，他们对于学生的训练，会很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
更主要的还是工作本身。制度、开发、认同，如果按照我们固有的普遍真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来讲的。制度是上层建筑，开发是经济基础，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么，岂有把上层建筑摆在经济基础前面之理？然而，作者就这样摆了，并且，如果我们贴近史实还会发现：不这样摆不行。黔西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制度确实是个先行因素。它是人为的。确实是先有了制度上的变迁，然后才导致开发上的演替。在这中间和之后表现出文化认同方面的跟进。这样看下来，文章似乎根本就不是作者自己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天地间本来就存在的。
我不知道作者花了怎样的功夫才从千头万绪的社会事象中理出了这样一个故事结构，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就算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构，要把它抓住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见多了一些所谓“深入”的研究：本来要几条线索共同起作用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可是，每条线索都有它本身的内容，深入下去都有事情可做，于是，顺着其中某一线索的细节，琐琐碎碎，枝蔓不已，到后来捧出一堆破裹脚布。至于当初的设想、问题本身的结构，天知道。
所以我认为，作者清理出制度、开发、认同三条线索，却没有写成单独的一本制度史、或开发史、或认同史，而是写成了一本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变迁史，这反映他具有很好的整体观，有相当强的分析和归纳能力。我在上文引述谭其骧先生的话，他多次谈到某问题重要、或更重要，这是一种很科学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我要说，温著也是识得重与轻的。否则，很容易陷入琐碎无聊的细故中难以自拔。
也许马上就有人要来质疑温著的细节了。有些人差不多有一个思维定式：识见宏阔者其工作必粗疏。对此，我实在不愿简单地予以直接回应，不妨先补叙一下该书的篇章安排。其主干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异域”到“羁縻”，讨论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下篇从“新疆”到“旧疆”，分析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各分四章，前面是：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地方传统对“羁縻”政治的制约，驿道、卫所与教化，彝族制度在明代的变化；后面则是：开辟“新疆”，改流后的土目与布摩，移民、矿业与农耕的发展，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演变。这就足可以看出，作者在工作中不仅能得其大，同时思维相当柔软。他完全在讲一个历史学的故事，而不是从制度、开发、认同三个概念出发，将黔西北的社会变迁硬劈成几块，然后切细。他得出来一些宏大叙事，完全是建立在细致的具体工作之上的。
还是举例说明。其他例证意义不大，请看史料方面。这是衡量一份史学工作够不够格、或高不高明的基本标准。我注意到三点，其一是关于彝文材料，作者在每次使用时都谨慎地分析材料的具体创作时代。因为黔西北的彝文字虽然早在南宋时已开始使用，但现存的彝文献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作品。由此作者在导言中提出，对于彝文献的时代以及对音这两点，必须审慎。他甚至声明：“本书一般不会单独利用彝书去考证、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24页）这一态度是令人放心的。
其二，作者在第一章引用范成大的记载，其出处不是《桂海虞衡志》原书，而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为此他特意注明：通行本《桂海虞衡志》中的《志蛮》部分缺漏甚多，反倒是《文献通考》中所引与原书的本来面目最近（5页）。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发现，但足以反映其对史料的敏感。在以明清为主要研究时段的工作中，对前段的史料居然也运用得如此细腻，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
更重要的还有其三，关于民间文献的搜集和解读，作者在导言中写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规范，“强调不破坏文献本身的系统与脉络”，这样，“研究者既容易了解文献之间的关联，也有足够的线索回到文献产生的现场，进行田野体验与调查”（14页）。这一点，我不仅佩服，而且深受启发。因为近年来我对收集民间资料也颇有兴趣，已经陆续收到了一些。以往都是学别人的样，付完钱拿了就跑，根本不考虑文献现场、回访调查之类的事。现在学到这一招，对我将来的工作颇多助益。
有了上述三点，还须进一步举证么？我以为不必了。末后，我也许该讲讲该书的不足。
说实话，我本来不认为该书真有什么值得说的不足。在我看来，一个故事已经讲到这分上了，就算有不足也无大所谓。但我怕有人说我看问题不全面，于是只好给它硬挑。终于，我发现该书的结论好像还有加强的余地。
该书一共四大部分，上、下篇和导言，上文都已有所引述；最后的结语，题为对周边族类进入王朝秩序的思考，仅写了十几页，似乎缺乏足够的展开。我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就我的想法，我对写这种劳什子很痛恨。一来很难，二来我觉得与作者无关：故事讲完了，如果讲得不好，那是作者的责任；至于从中得出什么思考，那是读者自己的事，凭什么还要作者来讲？作者有无想法，讲与不讲，都应该是自由的，何必要求他一定告诉读者？因此，我绝无意于苛责春来兄，在这里写下这样一点所谓不足，实在只是为了替某些追求完美的读者表达他们对完美的追求。仅此而已。
二○○八年九月四日初稿，九月五日订正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温春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六月版，32.00元）
我是通过程门诸贤的《书绅录》才得以亲近程先生的。看完之后，我是欢喜赞叹，又懊恼不已。我小时候受到父兄们训诫，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从念硕士起，我先后侍从过的导师何业恒先生、谭其骧先生，年辈都与程先生相若，因之而拜见过的硕学鸿儒不知凡几，可是我没有把他们的咳珠唾玉给记下来。真是天下没后悔药卖。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没有笔之于书，老师当年那些教诲还是念兹在兹、经常反思的。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问学以后，由于跟他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他的每一次谈话都让我异常震惊，如闻天鼓。例如，一九九一年三月间的一个早上，我去他家接他来学校开会，刚上车，他就说了一番让我听了很惊异的话。
他说： 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各地的民族变迁弄清楚。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云南在元代以前，贵州在明代以前，都还不是汉人占主体。这两个省的汉人占到主体，应该在明清以后；贵州应该在清代。全国的这个过程、这个发展次序必须搞清楚。湖南比云贵要早一点，不过也早不过宋代。
一般人大概难以想象那天我听到这番话时的感受。在此不妨插叙几句背景。我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的佛教地理，答辩时好几位前辈鼓励说：这个题目值得继续做下去。我自知还只是开了个头，于是也想接着做。孰料在投考谭先生的博士生时，先生兜头给泼了一瓢冷水。他说：历史文化地理的论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断代的，像卢云那样，选一个时代，做全国；还有一种是跟那样相对称的，选一个区域，做通代。卢云学历史出身，做了汉晋文化地理；而我原来学地理的，先生希望我做一个区域。考虑到我是湖南人，他建议我做“两湖”，以湖南、湖北两省为范围。
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更不可能自主想到的选题思路。我是既惊奇，又没把握，于是当即向他请教：佛教地理那个选题如何？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个选题做当然也可以，但对于整个历史文化地理来说，并不是最重要。他建议我先还是做一个综合性的，把“两湖”做出来；至于佛教地理的选题，且等将来再说。
在这里我也就不说听他一席话如何如何了，总之，这一席话让我后来的十年过得非常充实。只是就当时来说，我心理压力确实非常之大。一方面，同类工作毫无成例可循；另一方面，谭先生还不准我一上来就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他说，博士嘛，应该要博，最起码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跟毕业论文无关的书。至于写博士论文时间不够，“三年写不出就四年，四年写不出那就五年吧！”还没入学他就撂下话等着我了。
延期我不怕。巴不得呢，跟着他。可问题是，再怎么样也要知道往哪儿下功夫才行吧。因此我特别留意他平时关于学习、关于文化地理会做些什么样的指示。那个早上听他在车上那么一说，激动得我简直什么似的。
可惜那天他刚说完上面这些话，车上又上来了中文系的王运熙先生，谭先生转而跟王先生聊天。从那以后，再没重拾过那个话题。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了，想问他，没机会了。
念书时迫于学业压力，对于谭先生的教诲我自然是采取本位主义态度。他说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民族变迁弄清楚，我做的是“两湖”，这个空间范围里的我当然不敢偷懒，至于这两个省份之外，例如云、贵之类,我只能说，我一直在关注。
可能有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以上我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其实还只是垫场，下面我要说的另有其事。的确。接下来要说的是温春来教授的新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地理学著作，尽管里面既有历史也有地理。它走的是历史人类学路线，关注的则是社会经济史问题。可是从题目上已不难看出，它与上述谭先生指示我关注的东西实在是很接近。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区域社会变迁，从宋元到明清。作者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四个词：“异域”,“羁縻”,“新疆”,“旧疆”。早在宋代，当地是一个有深厚制度文明的彝族君长国，以中原而言之，还只是“异域”。元代设立土官，驻军屯守；明代将贵州开设为省，但在黔西北，仍然是通过军屯、土司进行管理，因而终元明之世，不过是“羁縻”。清初改土归流，辟为“新疆”；到清中叶以后，文化和礼俗均彬彬如内地，渐次被人们视为“旧疆”。
这样一个故事，就主题和结局而言，并不算稀奇。在同样的时段，至少南方广大地区，不知同步上演着多少同样主题的悲喜剧。多年前读黄永玉先生写湘西的文章《蜜泪》，那里面就隐约晃动着一个差不多同类的故事。黄先生用的是文学手法，笔触沉痛、洗练；而以学术语言表现同类题材的，在以往学界恐怕也未便说很少。
那么关键还是在故事的线索和演进过程。这取决于作者的识力和叙事技巧。这是我读完温著后着重想一吐为快的。
我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了一个很坏的毛病，但凡写学术文章，一定要先把题目安好。定下来之后哪怕扯动一个字，整个思路都要重新理过。否则就写不下去。这当然很麻烦，因为要找到一个好题目很不容易，有时思维推进了往往还会导致想法的改变，所以经常被折腾得很苦。我不知春来兄是否也有这样的习惯，从他的这本书看来，我推想他大概也差不多。因为他这本书的题目定得很精准。
制度、开发、认同，这是作者拈出当做书名的三个关键词。书中的讲述，也就围绕着这三条线索而展开。当然有主次。其中最吃劲的，我觉得是制度。当地作为一个有自身文化传统、有独特语言文字的地域，要揭示这中间的变迁，不仅须深入田野，还要跟彝族语文打交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关于彝族文献的汉译前人已有大量工作可以参考，但彝族社会经济的地域差异那么明显，而且其各地文字不尽相同，因此作者只能谨慎地使用当地的材料。在讨论中，作者很低调，没有整篇整段地引述彝文，只是在提到某些概念时将彝文括注出来；但无论追述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还是分析当地制度在与汉文明接触过程中的嬗递，作者一直抓住那些关键的彝语概念展开讨论，不时断以己见。这中间的是非我判断能力较弱，在此且不多说。
当然，更多情况下，作者还是利用传统典籍以及当地的汉文材料、包括前人汉译的彝语材料进行讨论。诸如土官、流官的设置以及里甲制、赋役等等。这些讨论我能看出作者有不少个人发明，例如对明代土官文职武职的考辨，但是这方面非我所长，在此也不多说。
开发的主题，作者依次考虑移民、户口、矿产、交通、市场还有农业转型等等。至于文化认同，作者先后阐述了文化移植、社会阶层变迁、文教兴起、族类界限观念演变等相关问题。这些内容我相对较熟悉一些，但还是不想多说。如果硬逼我谈感受，我只说一句：读起来很舒服。
我想说的是，作者讲一个地域社会变迁，用三个词就把它拎活了。以往讲地域社会变迁的著作海天海地，可曾见过谁也有这样的手笔？我不敢把话说太满，但是我印象中确实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由此我不能不认为，作者的历史哲学功底是令人钦佩的。
奇怪，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摆弄哲学名词，也没有玩那些莫名其妙的理论，但我就是有上述印象。想来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师承。早在十几年前，我初次拜见陈春声、刘志伟两位先生的时候，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冲击：他们跟我熟悉的一些历史学家大不一样，脑子特别清楚。在轻松、热烈的交谈中，他们很注重逻辑、理性，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位曾大声喝问：“难道不从哲学上思考吗？”由此我感到，他们对于学生的训练，会很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
更主要的还是工作本身。制度、开发、认同，如果按照我们固有的普遍真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来讲的。制度是上层建筑，开发是经济基础，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么，岂有把上层建筑摆在经济基础前面之理？然而，作者就这样摆了，并且，如果我们贴近史实还会发现：不这样摆不行。黔西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制度确实是个先行因素。它是人为的。确实是先有了制度上的变迁，然后才导致开发上的演替。在这中间和之后表现出文化认同方面的跟进。这样看下来，文章似乎根本就不是作者自己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天地间本来就存在的。
我不知道作者花了怎样的功夫才从千头万绪的社会事象中理出了这样一个故事结构，在这里我还要讲的是，就算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构，要把它抓住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见多了一些所谓“深入”的研究：本来要几条线索共同起作用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可是，每条线索都有它本身的内容，深入下去都有事情可做，于是，顺着其中某一线索的细节，琐琐碎碎，枝蔓不已，到后来捧出一堆破裹脚布。至于当初的设想、问题本身的结构，天知道。
所以我认为，作者清理出制度、开发、认同三条线索，却没有写成单独的一本制度史、或开发史、或认同史，而是写成了一本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变迁史，这反映他具有很好的整体观，有相当强的分析和归纳能力。我在上文引述谭其骧先生的话，他多次谈到某问题重要、或更重要，这是一种很科学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我要说，温著也是识得重与轻的。否则，很容易陷入琐碎无聊的细故中难以自拔。
也许马上就有人要来质疑温著的细节了。有些人差不多有一个思维定式：识见宏阔者其工作必粗疏。对此，我实在不愿简单地予以直接回应，不妨先补叙一下该书的篇章安排。其主干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异域”到“羁縻”，讨论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下篇从“新疆”到“旧疆”，分析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各分四章，前面是：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地方传统对“羁縻”政治的制约，驿道、卫所与教化，彝族制度在明代的变化；后面则是：开辟“新疆”，改流后的土目与布摩，移民、矿业与农耕的发展，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演变。这就足可以看出，作者在工作中不仅能得其大，同时思维相当柔软。他完全在讲一个历史学的故事，而不是从制度、开发、认同三个概念出发，将黔西北的社会变迁硬劈成几块，然后切细。他得出来一些宏大叙事，完全是建立在细致的具体工作之上的。
还是举例说明。其他例证意义不大，请看史料方面。这是衡量一份史学工作够不够格、或高不高明的基本标准。我注意到三点，其一是关于彝文材料，作者在每次使用时都谨慎地分析材料的具体创作时代。因为黔西北的彝文字虽然早在南宋时已开始使用，但现存的彝文献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作品。由此作者在导言中提出，对于彝文献的时代以及对音这两点，必须审慎。他甚至声明：“本书一般不会单独利用彝书去考证、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24页）这一态度是令人放心的。
其二，作者在第一章引用范成大的记载，其出处不是《桂海虞衡志》原书，而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为此他特意注明：通行本《桂海虞衡志》中的《志蛮》部分缺漏甚多，反倒是《文献通考》中所引与原书的本来面目最近（5页）。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发现，但足以反映其对史料的敏感。在以明清为主要研究时段的工作中，对前段的史料居然也运用得如此细腻，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
更重要的还有其三，关于民间文献的搜集和解读，作者在导言中写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规范，“强调不破坏文献本身的系统与脉络”，这样，“研究者既容易了解文献之间的关联，也有足够的线索回到文献产生的现场，进行田野体验与调查”（14页）。这一点，我不仅佩服，而且深受启发。因为近年来我对收集民间资料也颇有兴趣，已经陆续收到了一些。以往都是学别人的样，付完钱拿了就跑，根本不考虑文献现场、回访调查之类的事。现在学到这一招，对我将来的工作颇多助益。
有了上述三点，还须进一步举证么？我以为不必了。末后，我也许该讲讲该书的不足。
说实话，我本来不认为该书真有什么值得说的不足。在我看来，一个故事已经讲到这分上了，就算有不足也无大所谓。但我怕有人说我看问题不全面，于是只好给它硬挑。终于，我发现该书的结论好像还有加强的余地。
该书一共四大部分，上、下篇和导言，上文都已有所引述；最后的结语，题为对周边族类进入王朝秩序的思考，仅写了十几页，似乎缺乏足够的展开。我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就我的想法，我对写这种劳什子很痛恨。一来很难，二来我觉得与作者无关：故事讲完了，如果讲得不好，那是作者的责任；至于从中得出什么思考，那是读者自己的事，凭什么还要作者来讲？作者有无想法，讲与不讲，都应该是自由的，何必要求他一定告诉读者？因此，我绝无意于苛责春来兄，在这里写下这样一点所谓不足，实在只是为了替某些追求完美的读者表达他们对完美的追求。仅此而已。
二○○八年九月四日初稿，九月五日订正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温春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六月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