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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意在探讨《琵琶记》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与消解，并由此形成对作品意义的深入探究，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讨论封建伦理关系的发展概况，其次探究矛盾与消解在作品中的体现，主要包括“孝”的内在矛盾，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矛盾，忠孝的矛盾及礼教与人性的矛盾，最后形成对作品意义的现代思考，主要从封建文化的角度分析矛盾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作品中矛盾与消解的统一。
关键词： 《琵琶记》 封建伦理关系 矛盾 消解
元代南戏《琵琶记》在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①的意义，在于其艺术上的全面成熟，而高则诚对元代社会的深切体验，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明嘉靖《宁波府志·流寓·高明传》载：“……太祖御极，闻其名，召之，以疾辞。使者以《琵琶记》上，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之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馐之属，俎豆间亦不可少也’。”②由此足见《琵琶记》在明代的影响，虽然明代人多对元本有改动，某种程度上对其原意有所扭曲，全然将歌颂孝道伦理作为琵琶记的主旨，宣扬封建礼教，以求迎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考之元本，封建伦理似乎仍是《琵琶记》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着重以此为基点，探求《琵琶记》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及其消解。
一、 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概况
封建伦理内部纷繁的各项准则，以巩固封建统治为内核，形成了一个错综交织的网状结构，其间确是有矛盾因素存在的，这种矛盾自南宋以后就尤为明显。“南宋以后的三纲之说，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子必须绝对服从父，妻必须绝对服从夫。这也就是否认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也就是要求除最高统治者以外，一切人都应甘受奴役”③，《琵琶记》正是脱胎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从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情节逻辑中，我们看到其中对于封建伦理关系内在矛盾因素的有力展现。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消解却始终无法改变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味，这正是《琵琶记》思想内蕴深刻的体现。
二、矛盾与消解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人与家庭的关系
1.父子：“孝”这一元素的内在矛盾
对于“小节”与“大孝”的问题，蔡伯喈所认为的“孝”是侍奉双亲，省昏定省的古之“孝”，这更多地符合先秦儒家所崇尚的“孝”观念。《论语·为政》篇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而在蔡伯喈这里，除却奉养的要义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与其不愿为官的主观意愿是相契合的。但是在蔡公看来，这种孝仅是小节，入仕为官、立身行道才是大孝，显而易见，这是一套封建道德的理论。离家做官，所行之道，无不合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目标，在封建道德体系内部，奉养之小节必然当是服从于行道之大孝的，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事实上，从宏观看，对于普通家庭关系中的父子而言，父子二者，身处“孝”之两端，父亲要求儿子做官扬名的愿望与儿子奉养双亲的目标是相矛盾的，这是由“孝”内部存在的矛盾因素所致。蔡伯喈是孝子，他渴望终养父母的意愿是依传统的孝道伦常而行的，“孝”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念之一，是从人伦角度对人的行为起道德上的约束作用，然而最终却要服从于“父为子纲”。尽管剧本最末蔡伯喈得以庐墓守孝，并获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似使小节、大孝皆得以保全，但对“孝”的内在矛盾却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解，子欲养而亲不在，圆满背后却止不住满纸的悲凉。
2.婆媳：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矛盾
男性主流话语背景下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男尊女卑，而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使得整体上女性群体有着共同的命运，这是封建礼教之下女性之间天然的共性，而与此同时，正是在这种礼教纲常的内部，女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形成了复杂紧张的婆媳关系。比如蔡婆对赵五娘吃糠的误解，怀疑她背着公婆偷吃好食一出的一番说辞。相比蔡公“休错埋冤了人”的劝解，蔡婆的言语尤显婆媳关系的紧张。在猜忌误解之中，赵五娘无从申诉，“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苦！”（第二十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女性的共同遭际，然而当处于同一家庭体系中，本应有着天然共性的女性却形成了排斥异化的局面，排斥的中心在于一个与她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男性，由此展现了矛盾与冲突。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忠孝的矛盾
忠与孝是组成封建伦理纲常的两个重要的因素，也是社会成员超出普通家庭之外而涉及在社会中的位置。《琵琶记》中，忠与孝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蔡伯喈的身上，忠孝二者的封建背景赋予了它们复杂的意义。忠孝的矛盾正是伦理纲常自身的内在冲突，长期存在却难以调和。作为伦理观念的“孝”，本是建立在家庭血缘之上的，一旦与世俗社会的功利教化沾染，本体性的“孝”就在现实之中被曲解，服从于皇权的绝对权威，正如皇帝以“王事多艰”、“眷兹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孝道虽大，终于事君”之由对蔡伯喈辞官之举进行驳斥，以尽忠之名约束蔡伯喈行孝之念。“这种孝也就是忠的变相……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不论大小，实质上都是为忠服务的，用来巩固他们的统治”④，孝更多地成了“‘忠’的附属品”⑤。
（三）宏观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一切伦常所约束的是社会成员，“人”在封建伦理纲常体系中应当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但是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礼教的附属，人性受到封建理性的压抑，“人”的因素无条件地服从于无情残酷的礼教，礼教对血缘亲情的牵绊也贯穿作品的始终。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孝”，蔡伯喈不得不牺牲父子间天然的亲情，新婚夫妻适才两月便要硬生别离；为事君，就定将守孝之愿悉数斩断，从中展现的是冷酷森严的礼教对于人性的扭曲与戕害，因而其中不乏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三、作品意义的现代思考
通过对作品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的分析，对种种矛盾的展现与消解的揣摩，我们更能体会到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作品最后所体现的悲剧意味，正是人物性格、环境等种种因素相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无可厚非。
此外，作品中的种种矛盾因素及其各自的消解，正是统一于特定的价值体系内部的，在封建伦理纲常中，大孝与小节的矛盾、忠孝的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都是封建礼教自身难以消除的内在矛盾，然而，在《琵琶记》中，这些矛盾却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正是这种艺术化的“消解”与本体性的“矛盾”才使得作品的思想意义得到了升华。因此，只有通过对封建伦理纲常内在矛盾的理性思考，对作品中矛盾与消解的深入探究，才能够对作品的意义形成多维度的认知。
注释：
①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1.
②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9.
③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52.
④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6.
⑤徐蓓蓓.“全忠”未必忠，“全孝”不能孝——从《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VOL31（4）.
关键词： 《琵琶记》 封建伦理关系 矛盾 消解
元代南戏《琵琶记》在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①的意义，在于其艺术上的全面成熟，而高则诚对元代社会的深切体验，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明嘉靖《宁波府志·流寓·高明传》载：“……太祖御极，闻其名，召之，以疾辞。使者以《琵琶记》上，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之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馐之属，俎豆间亦不可少也’。”②由此足见《琵琶记》在明代的影响，虽然明代人多对元本有改动，某种程度上对其原意有所扭曲，全然将歌颂孝道伦理作为琵琶记的主旨，宣扬封建礼教，以求迎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考之元本，封建伦理似乎仍是《琵琶记》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着重以此为基点，探求《琵琶记》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及其消解。
一、 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概况
封建伦理内部纷繁的各项准则，以巩固封建统治为内核，形成了一个错综交织的网状结构，其间确是有矛盾因素存在的，这种矛盾自南宋以后就尤为明显。“南宋以后的三纲之说，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子必须绝对服从父，妻必须绝对服从夫。这也就是否认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也就是要求除最高统治者以外，一切人都应甘受奴役”③，《琵琶记》正是脱胎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从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情节逻辑中，我们看到其中对于封建伦理关系内在矛盾因素的有力展现。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消解却始终无法改变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味，这正是《琵琶记》思想内蕴深刻的体现。
二、矛盾与消解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人与家庭的关系
1.父子：“孝”这一元素的内在矛盾
对于“小节”与“大孝”的问题，蔡伯喈所认为的“孝”是侍奉双亲，省昏定省的古之“孝”，这更多地符合先秦儒家所崇尚的“孝”观念。《论语·为政》篇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而在蔡伯喈这里，除却奉养的要义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与其不愿为官的主观意愿是相契合的。但是在蔡公看来，这种孝仅是小节，入仕为官、立身行道才是大孝，显而易见，这是一套封建道德的理论。离家做官，所行之道，无不合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目标，在封建道德体系内部，奉养之小节必然当是服从于行道之大孝的，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事实上，从宏观看，对于普通家庭关系中的父子而言，父子二者，身处“孝”之两端，父亲要求儿子做官扬名的愿望与儿子奉养双亲的目标是相矛盾的，这是由“孝”内部存在的矛盾因素所致。蔡伯喈是孝子，他渴望终养父母的意愿是依传统的孝道伦常而行的，“孝”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念之一，是从人伦角度对人的行为起道德上的约束作用，然而最终却要服从于“父为子纲”。尽管剧本最末蔡伯喈得以庐墓守孝，并获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似使小节、大孝皆得以保全，但对“孝”的内在矛盾却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解，子欲养而亲不在，圆满背后却止不住满纸的悲凉。
2.婆媳：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矛盾
男性主流话语背景下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男尊女卑，而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使得整体上女性群体有着共同的命运，这是封建礼教之下女性之间天然的共性，而与此同时，正是在这种礼教纲常的内部，女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形成了复杂紧张的婆媳关系。比如蔡婆对赵五娘吃糠的误解，怀疑她背着公婆偷吃好食一出的一番说辞。相比蔡公“休错埋冤了人”的劝解，蔡婆的言语尤显婆媳关系的紧张。在猜忌误解之中，赵五娘无从申诉，“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苦！”（第二十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女性的共同遭际，然而当处于同一家庭体系中，本应有着天然共性的女性却形成了排斥异化的局面，排斥的中心在于一个与她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男性，由此展现了矛盾与冲突。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忠孝的矛盾
忠与孝是组成封建伦理纲常的两个重要的因素，也是社会成员超出普通家庭之外而涉及在社会中的位置。《琵琶记》中，忠与孝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蔡伯喈的身上，忠孝二者的封建背景赋予了它们复杂的意义。忠孝的矛盾正是伦理纲常自身的内在冲突，长期存在却难以调和。作为伦理观念的“孝”，本是建立在家庭血缘之上的，一旦与世俗社会的功利教化沾染，本体性的“孝”就在现实之中被曲解，服从于皇权的绝对权威，正如皇帝以“王事多艰”、“眷兹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孝道虽大，终于事君”之由对蔡伯喈辞官之举进行驳斥，以尽忠之名约束蔡伯喈行孝之念。“这种孝也就是忠的变相……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不论大小，实质上都是为忠服务的，用来巩固他们的统治”④，孝更多地成了“‘忠’的附属品”⑤。
（三）宏观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一切伦常所约束的是社会成员，“人”在封建伦理纲常体系中应当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但是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礼教的附属，人性受到封建理性的压抑，“人”的因素无条件地服从于无情残酷的礼教，礼教对血缘亲情的牵绊也贯穿作品的始终。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孝”，蔡伯喈不得不牺牲父子间天然的亲情，新婚夫妻适才两月便要硬生别离；为事君，就定将守孝之愿悉数斩断，从中展现的是冷酷森严的礼教对于人性的扭曲与戕害，因而其中不乏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三、作品意义的现代思考
通过对作品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的分析，对种种矛盾的展现与消解的揣摩，我们更能体会到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作品最后所体现的悲剧意味，正是人物性格、环境等种种因素相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无可厚非。
此外，作品中的种种矛盾因素及其各自的消解，正是统一于特定的价值体系内部的，在封建伦理纲常中，大孝与小节的矛盾、忠孝的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都是封建礼教自身难以消除的内在矛盾，然而，在《琵琶记》中，这些矛盾却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正是这种艺术化的“消解”与本体性的“矛盾”才使得作品的思想意义得到了升华。因此，只有通过对封建伦理纲常内在矛盾的理性思考，对作品中矛盾与消解的深入探究，才能够对作品的意义形成多维度的认知。
注释：
①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1.
②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9.
③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52.
④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6.
⑤徐蓓蓓.“全忠”未必忠，“全孝”不能孝——从《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VOL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