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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欧洲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德国的遭遇和俾斯麦的外交失败可以证明这一点。本文认为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俾斯麦的外交战略方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维也纳均势体系崩溃后俾斯麦重建的均势体系的起点。
关键词德法战争危机 三皇同盟 “萨布罗夫法则”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229-03
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使俾斯麦遭到了上任后的最大的外交失败,这次失败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表明如果德国再想削弱法国,其他大国必然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危险的国家”。这导致了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变化,他不再用维也纳体系时期的传统手段来建构和维持同盟,而是根据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来建构他的均势体系。
一、1871年后欧洲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及俾斯麦的应对之策
(一)政治格局的改变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这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将阿尔萨斯与洛林割让给德国,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可以说,法国第三共和国从成立之初起,其首要目标就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也认识到《法兰克福和约》只是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两国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因此,法国新共和国的迅速恢复以及民族仇恨的积蓄不得不使德国时刻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它已经无力与德国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基辛格所言:“在缅怀过去及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五十年的时间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如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
就欧洲其他大国而言,德国的统一也并没有使它们感到更加安全。普法战争后,沙俄对于军国主义的德国在欧洲的出现和发展抱有极大的戒心,为确保其在西部边境的安全,它把相当一部分兵力调到西部,以防范德国。奥匈帝国对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强加给它的耻辱难以忘却。英国虽执行“光荣孤立”的政策,但它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危及均势。总的看来,法国虽然已经被削弱到无力报复德国,但它组成反德同盟的潜在盟友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德国的统一并没有改变“他国结盟的噩梦”。
(二)俾斯麦的应对之策
德意志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俾斯麦称之为“他国结盟的噩梦”。俾斯麦的外交战略,首先就是基于形成这一噩梦的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从18世纪腓特烈大王的普鲁士开始,德国的战略构想就受制于它那“倒霉的地理位置”①。俾斯麦是这样评价德国的地缘环境的:“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②也就是说,俾斯麦和德国最惧怕的就是这三条战线上的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其中,法国与德国的仇恨必然使法国最希望并最积极去建立这样一个同盟。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孤立法国。
其次,俾斯麦组建同盟体系的原则是“萨布罗夫法则”。俾斯麦对俄国驻柏林大使萨布罗夫说:“一切政治都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只要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五个强权之间的脆弱平衡,设法加入一个三方同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他国结盟。”根据这一原则,俾斯麦重新把俄国和奥匈帝国拉到了一起,组成了新的“神圣同盟”。1873年5月,威廉一世访问圣彼得堡同俄国陆军元帅贝格签订了《德俄军事协定》。一个月后,维也纳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年6月,俄奥两国皇帝在维也纳郊区申布伦签订了《申布伦协定》,10月德皇威廉一世访问维也纳时加入了《申布伦协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三皇同盟”。
俾斯麦也向英国表示过结盟的意愿,但此时英国的欧洲政策是“光荣孤立”,所以英国婉拒了俾斯麦的提议。
此外,俾斯麦对于法国国内军事发展和复仇情绪的变化非常警惕,《法兰克福和约》中规定德国军队在法国分期交付完所有赔款前驻守在法国各地,这就是为了防止法国的复仇行为。德国占领军在1873年法国交付完所有赔款后撤出,俾斯麦失去了对法国的直接控制,这就使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成为俾斯麦遏制法国的主要方式。
二、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的过程
1873年5月,力主对德复仇的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上台,加之随着法国元气的恢复,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起来。1873年8月,南锡市主教发表一封《牧师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到法国的怀抱而祈祷。一个月后,巴黎的大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号召。为了对付法国日益高涨的反德情绪,德国报刊在俾斯麦的指使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法国的狂热运动。俾斯麦还利用国内的反法情绪,使国会在1874年4月通过了增加军事拨款和确定7年军事预算的军事法案,以威慑法国。面对德国的政策,法国外长德卡兹向欧洲各大国发出呼吁:德国蓄意发动一场新的对法战争。这一呼吁得到了欧洲大国的支持。在国际舆论下,俾斯麦被迫于1874年2月17日下令平息了国内的反法风波。
不久,德法战争危机再次露出了端倪。1875年2月,俾斯麦派其亲信拉多维茨以驻俄临时代办的身份出使彼德堡,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巴尔干纷争,其实是试探能否用德国在近东支持俄国,以换取俄国在法国问题上支持德国或至少采取中立态度。可是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否认在法国存在“特殊的反德宣传”,并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同情法国”的。
德国的阴谋迫使“法国人作了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为了安抚人心,俾斯麦让人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安定人心的文章。从这个角度看,俾斯麦在1875年并不希望德法两国之间爆发战争。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1875年4月21日,英国大使罗素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在宴会上,拉多维茨对法国大使贡托·比隆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地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动进攻”。这又给德卡兹提供了新的口实。德卡兹把贡托·比隆的报告制成复本,送给各国政府,向各国展示了德国企图进攻法国的真实意图,并期望得到各国的外交支持。同时,他还鼓励手下写下一篇题为“法国人受惊”的文章,发表在5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这篇文章要求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阻止德国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由于德卡兹以其外交伎俩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欧洲局势,这次德法争端具有了欧洲国际争端的性质。”
德国的咄咄逼人招致了英国、俄国的抗议。同年5月10日,沙皇和英国首相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到达柏林,要求俾斯麦不要对法国发动战争。俾斯麦也极力说服两人,使它们相信德国实在无意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尽力平息了此事。
三、俾斯麦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的策略
首先,德法战争危机是由俾斯麦主动挑起,还是被迫之举?这与其实行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不论是1873年还是1875年,德法之间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不断增大都是俾斯麦控制的德国舆论一手造成的。但是俾斯麦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哥尔查科夫和法国虚构的战争危机。这肯定不是事实,法国不可能去招致一场会毁灭自己的战争,而俾斯麦对哥尔查科夫的厌恶在自传中是显而易见的:1875年哥尔查科夫以法国拯救者自居到柏林与他会谈,要求德国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这件事令俾斯麦非常恼火。
俾斯麦在自传中这样写到:“我情愿辞职,也不愿插手一种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我认为,这种战争绝不会造成欧洲长期稳定的局面,而很可能使俄国、奥地利和英国……意见一致起来……欧洲会把我们的行动看成是滥用所获得的力量,而且美国人(包括帝国内部的离心力)都汇聚起手来或者拿起剑来反对德国。”很显然,俾斯麦知道与法国再次爆发战争对德国是危险的。
因而,其次,必须考虑俾斯麦的动机。俾斯麦对法国的行为如此敏感和过激,与其在国内的政治处境,即“帝国内部的离心力”有很大关系。1873到1875年,德国政治正处在“文化斗争”之中。六十年代中期,罗马教会宣布其教义为:人民统治、信仰自由和教皇无谬误。1870年12月13日普鲁士天主教候选人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即中央党,而他们是支持梵蒂冈的。1871年3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一跃成为第二大党,其还得到两院(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中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威尔夫党人,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代表的支持。中央党成为反对俾斯麦的最大反对党。“文化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俾斯麦与这个政党的斗争,正如英国大使奥多·罗素所说:“由于他(指俾斯麦)认为自己比教皇更无谬误,所以他不能容忍欧洲有两个无谬误的人存在”。然而,在“文化斗争”中俾斯麦的强硬政策反而使教会势力更加团结,中央党在帝国国会中的席位也有增无减。另外,德国驻法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与首相的不合,使俾斯麦对自己的地位深感不安。1873年,俾斯麦就是利用法国天主教教会的反德言论,借机炒作,使皇帝不再相信阿尼姆。而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俾斯麦“很可能是想压倒法国以便掩盖他自己在‘文化斗争’中的越来越大的失败。他甚至可能想继恐吓之后提出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正象他曾在1866年战争结束五年之后同奥匈言归于好那样”。另一个证据是,1887年1月31日,俾斯麦又想以题为《决定关头》的社论制造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以突出德国西部边境那边反德分子威胁的严重性,来谋求国会选举中的优势。因此,根据泰勒德观点,在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中,俾斯麦夸大其词的战争言论很可能就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很明显他做的太过火了。再加上总参谋部关于“先发制人”的言论,使俾斯麦的战争叫嚣变得更加逼真。
此外,我们可以将俾斯麦对法国的战争威胁看作是一种武力威慑。“从逻辑上说,制定威慑政策的第一步是衡量本国在可能受到敌对行动威胁的那个领域的利益,评估它们有多重要。下一步是确定自己捍卫这些利益的承诺并向对手传达之。”1875年,德国这两步都做到了:确认了法国的重新武装和复仇情绪的高涨是不利于德国安全的,并通过报纸和其他渠道对法国传达了这样一个承诺“裁军,要不战争!”。俾斯麦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作出的威慑并不可信。德国绝对具有足够有力的武力威慑力量,但重要的是这个力量是否可用。它对法国的擅自动武或者是武力讹诈都是欧洲其他大国所不能容忍的。这就使得俾斯麦的威慑不可信。另外,德国在舆论威胁的同时,并没有进行部分战争动员以及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来使它的威慑变得可信。这就令法国更加相信德国并不会真的开战,于是大胆地采取了行动。
综合以上考虑,我们可以重新理清德法战争危机发生的过程:在1875年,法国的重新武装使德国的军方提高了警惕,总参谋部希望能够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彻底地打击法国。而俾斯麦一如继往地尽力压制军队的尚武好战精神,只是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希望能够用强硬的姿态使法国妥协退让。基于对国内政治危机的考虑,俾斯麦使用了夸张的言语,以此来转移国内视线。俾斯麦只是引起了战争来临的危机感,而德卡兹却用高明的外交手腕,使其他大国认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为此德国受到一致谴责。
四、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转变
俾斯麦利用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打破了旧的欧洲均势体系。新的德国成立之后,他想仿效他的前辈梅特涅依靠专制统治原则和传统的王朝友谊将东方三国再次联合在一起。但俾斯麦没有及时地认识到,同造就了“维也纳安排”的人们当年面对的任务相比,缔造新均势、构筑一个维持它的有效的国际体系的任务要艰难得多。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引发的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为几个和约或者协定而有所缓解;相反,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产生,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和减震器都没有了,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意大利这些强国相互接壤,彼此碰撞。加上德国泛日耳曼主义、法国复仇主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意大利故土收复主义等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下转第233页)(上接第230页)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共识在这些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冲突下分崩离析。因此,即使新的均势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像是1873年的三皇同盟一样),也不可能具有牢固和持久的稳定性。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却也使德国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平息后,俾斯麦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辞职。在国内,要想制服中央党看来没有任何希望;在国外,他把自己的欧洲政策建立在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而现在看来两年前的三皇协定似乎真的变得毫无意义。威廉一世拒绝了俾斯麦的辞呈,他留任了。俾斯麦在这次羞辱性的失败之后,认识到了“老朋友”是不可靠的,它们不再像梅特涅时代那样处理国家关系,而更多的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计算。亚历山大二世仍然会定期给他的舅舅威廉一世写“家书”,但两国利益发生分歧时,哥尔查科夫的俄国是不会把俾斯麦的德国当作兄弟之国的。
俾斯麦外交战略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1881年第二次三皇同盟的《德俄奥三国协定》与1873年的三皇协定的差别看到。
首先,1881年协定的前言部分没有了对“欧洲的和平”的期望,而只是“希望有一个保证它们各自本国防御地位的谅解”。如果说1873年协定是表达了三位皇帝的亲密关系,那么1881年协定只能说是不让他们撕破脸打起来的一种妥协。其次,1881年协定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的,比1873年的一个宽泛的承诺要具体的多。第三,关于条约的时限,1881年协定是“自批准书互换日起三年内有效”,而1873年协定则是“如果缔约国一方希望恢复其行动的完全独立而欲通知废弃本协定,该缔约国必须在两年之前通知,以便给予另一方以作任何适当安排的时间”:很明显,1873年协定是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后俾斯麦构筑的这个新的同盟,其目的并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平衡各国的关系,防止战争的发生——俾斯麦不能让俄国同奥匈帝国的战争发生,因为如果这样他的“萨布罗夫法则”就无以为继。同时,他必须给德国留有退出的余地和体系调整的空间,所以1881年协定的效力只有短短的三年,以后的其他条约的时限也都很短。同样以“萨布罗夫法则”为战略指导思想,俾斯麦构筑了一个不同于1873年松散的三皇同盟的更加复杂的同盟体系。这一体系维护脆弱和平的手段也不再是依靠友谊和信仰,而是将各国置于俾斯麦所编织的联盟网络之中。其作用是使“战争打不起来。如果任何一国动一动就要被这张网绊倒,它们就会安分守己地留在原地”。
总之,1875年的德国法危机不能不说是俾斯麦辉煌的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惨痛的失败,使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孤立处境,并促使德国在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国家缔结各种性质的联盟,以打破自身的孤立地位。
注释:
①承庆昌.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参考文献:
[1][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
[3]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英]A·J·P·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6]王立编.铁血首相一世鸷雄——俾斯麦传.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
[7]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
[8][英]艾伦·帕麦尔著.高年生,张连根译.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关键词德法战争危机 三皇同盟 “萨布罗夫法则”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229-03
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使俾斯麦遭到了上任后的最大的外交失败,这次失败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表明如果德国再想削弱法国,其他大国必然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危险的国家”。这导致了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变化,他不再用维也纳体系时期的传统手段来建构和维持同盟,而是根据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来建构他的均势体系。
一、1871年后欧洲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及俾斯麦的应对之策
(一)政治格局的改变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这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将阿尔萨斯与洛林割让给德国,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可以说,法国第三共和国从成立之初起,其首要目标就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也认识到《法兰克福和约》只是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两国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因此,法国新共和国的迅速恢复以及民族仇恨的积蓄不得不使德国时刻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它已经无力与德国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基辛格所言:“在缅怀过去及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五十年的时间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如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
就欧洲其他大国而言,德国的统一也并没有使它们感到更加安全。普法战争后,沙俄对于军国主义的德国在欧洲的出现和发展抱有极大的戒心,为确保其在西部边境的安全,它把相当一部分兵力调到西部,以防范德国。奥匈帝国对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强加给它的耻辱难以忘却。英国虽执行“光荣孤立”的政策,但它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危及均势。总的看来,法国虽然已经被削弱到无力报复德国,但它组成反德同盟的潜在盟友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德国的统一并没有改变“他国结盟的噩梦”。
(二)俾斯麦的应对之策
德意志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俾斯麦称之为“他国结盟的噩梦”。俾斯麦的外交战略,首先就是基于形成这一噩梦的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从18世纪腓特烈大王的普鲁士开始,德国的战略构想就受制于它那“倒霉的地理位置”①。俾斯麦是这样评价德国的地缘环境的:“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②也就是说,俾斯麦和德国最惧怕的就是这三条战线上的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其中,法国与德国的仇恨必然使法国最希望并最积极去建立这样一个同盟。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孤立法国。
其次,俾斯麦组建同盟体系的原则是“萨布罗夫法则”。俾斯麦对俄国驻柏林大使萨布罗夫说:“一切政治都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只要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五个强权之间的脆弱平衡,设法加入一个三方同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他国结盟。”根据这一原则,俾斯麦重新把俄国和奥匈帝国拉到了一起,组成了新的“神圣同盟”。1873年5月,威廉一世访问圣彼得堡同俄国陆军元帅贝格签订了《德俄军事协定》。一个月后,维也纳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年6月,俄奥两国皇帝在维也纳郊区申布伦签订了《申布伦协定》,10月德皇威廉一世访问维也纳时加入了《申布伦协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三皇同盟”。
俾斯麦也向英国表示过结盟的意愿,但此时英国的欧洲政策是“光荣孤立”,所以英国婉拒了俾斯麦的提议。
此外,俾斯麦对于法国国内军事发展和复仇情绪的变化非常警惕,《法兰克福和约》中规定德国军队在法国分期交付完所有赔款前驻守在法国各地,这就是为了防止法国的复仇行为。德国占领军在1873年法国交付完所有赔款后撤出,俾斯麦失去了对法国的直接控制,这就使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成为俾斯麦遏制法国的主要方式。
二、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的过程
1873年5月,力主对德复仇的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上台,加之随着法国元气的恢复,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起来。1873年8月,南锡市主教发表一封《牧师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到法国的怀抱而祈祷。一个月后,巴黎的大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号召。为了对付法国日益高涨的反德情绪,德国报刊在俾斯麦的指使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法国的狂热运动。俾斯麦还利用国内的反法情绪,使国会在1874年4月通过了增加军事拨款和确定7年军事预算的军事法案,以威慑法国。面对德国的政策,法国外长德卡兹向欧洲各大国发出呼吁:德国蓄意发动一场新的对法战争。这一呼吁得到了欧洲大国的支持。在国际舆论下,俾斯麦被迫于1874年2月17日下令平息了国内的反法风波。
不久,德法战争危机再次露出了端倪。1875年2月,俾斯麦派其亲信拉多维茨以驻俄临时代办的身份出使彼德堡,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巴尔干纷争,其实是试探能否用德国在近东支持俄国,以换取俄国在法国问题上支持德国或至少采取中立态度。可是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否认在法国存在“特殊的反德宣传”,并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同情法国”的。
德国的阴谋迫使“法国人作了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为了安抚人心,俾斯麦让人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安定人心的文章。从这个角度看,俾斯麦在1875年并不希望德法两国之间爆发战争。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1875年4月21日,英国大使罗素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在宴会上,拉多维茨对法国大使贡托·比隆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地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动进攻”。这又给德卡兹提供了新的口实。德卡兹把贡托·比隆的报告制成复本,送给各国政府,向各国展示了德国企图进攻法国的真实意图,并期望得到各国的外交支持。同时,他还鼓励手下写下一篇题为“法国人受惊”的文章,发表在5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这篇文章要求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阻止德国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由于德卡兹以其外交伎俩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欧洲局势,这次德法争端具有了欧洲国际争端的性质。”
德国的咄咄逼人招致了英国、俄国的抗议。同年5月10日,沙皇和英国首相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到达柏林,要求俾斯麦不要对法国发动战争。俾斯麦也极力说服两人,使它们相信德国实在无意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尽力平息了此事。
三、俾斯麦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的策略
首先,德法战争危机是由俾斯麦主动挑起,还是被迫之举?这与其实行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不论是1873年还是1875年,德法之间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不断增大都是俾斯麦控制的德国舆论一手造成的。但是俾斯麦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哥尔查科夫和法国虚构的战争危机。这肯定不是事实,法国不可能去招致一场会毁灭自己的战争,而俾斯麦对哥尔查科夫的厌恶在自传中是显而易见的:1875年哥尔查科夫以法国拯救者自居到柏林与他会谈,要求德国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这件事令俾斯麦非常恼火。
俾斯麦在自传中这样写到:“我情愿辞职,也不愿插手一种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我认为,这种战争绝不会造成欧洲长期稳定的局面,而很可能使俄国、奥地利和英国……意见一致起来……欧洲会把我们的行动看成是滥用所获得的力量,而且美国人(包括帝国内部的离心力)都汇聚起手来或者拿起剑来反对德国。”很显然,俾斯麦知道与法国再次爆发战争对德国是危险的。
因而,其次,必须考虑俾斯麦的动机。俾斯麦对法国的行为如此敏感和过激,与其在国内的政治处境,即“帝国内部的离心力”有很大关系。1873到1875年,德国政治正处在“文化斗争”之中。六十年代中期,罗马教会宣布其教义为:人民统治、信仰自由和教皇无谬误。1870年12月13日普鲁士天主教候选人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即中央党,而他们是支持梵蒂冈的。1871年3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一跃成为第二大党,其还得到两院(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中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威尔夫党人,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代表的支持。中央党成为反对俾斯麦的最大反对党。“文化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俾斯麦与这个政党的斗争,正如英国大使奥多·罗素所说:“由于他(指俾斯麦)认为自己比教皇更无谬误,所以他不能容忍欧洲有两个无谬误的人存在”。然而,在“文化斗争”中俾斯麦的强硬政策反而使教会势力更加团结,中央党在帝国国会中的席位也有增无减。另外,德国驻法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与首相的不合,使俾斯麦对自己的地位深感不安。1873年,俾斯麦就是利用法国天主教教会的反德言论,借机炒作,使皇帝不再相信阿尼姆。而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俾斯麦“很可能是想压倒法国以便掩盖他自己在‘文化斗争’中的越来越大的失败。他甚至可能想继恐吓之后提出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正象他曾在1866年战争结束五年之后同奥匈言归于好那样”。另一个证据是,1887年1月31日,俾斯麦又想以题为《决定关头》的社论制造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以突出德国西部边境那边反德分子威胁的严重性,来谋求国会选举中的优势。因此,根据泰勒德观点,在1875年的德法战争危机中,俾斯麦夸大其词的战争言论很可能就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很明显他做的太过火了。再加上总参谋部关于“先发制人”的言论,使俾斯麦的战争叫嚣变得更加逼真。
此外,我们可以将俾斯麦对法国的战争威胁看作是一种武力威慑。“从逻辑上说,制定威慑政策的第一步是衡量本国在可能受到敌对行动威胁的那个领域的利益,评估它们有多重要。下一步是确定自己捍卫这些利益的承诺并向对手传达之。”1875年,德国这两步都做到了:确认了法国的重新武装和复仇情绪的高涨是不利于德国安全的,并通过报纸和其他渠道对法国传达了这样一个承诺“裁军,要不战争!”。俾斯麦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作出的威慑并不可信。德国绝对具有足够有力的武力威慑力量,但重要的是这个力量是否可用。它对法国的擅自动武或者是武力讹诈都是欧洲其他大国所不能容忍的。这就使得俾斯麦的威慑不可信。另外,德国在舆论威胁的同时,并没有进行部分战争动员以及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来使它的威慑变得可信。这就令法国更加相信德国并不会真的开战,于是大胆地采取了行动。
综合以上考虑,我们可以重新理清德法战争危机发生的过程:在1875年,法国的重新武装使德国的军方提高了警惕,总参谋部希望能够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彻底地打击法国。而俾斯麦一如继往地尽力压制军队的尚武好战精神,只是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希望能够用强硬的姿态使法国妥协退让。基于对国内政治危机的考虑,俾斯麦使用了夸张的言语,以此来转移国内视线。俾斯麦只是引起了战争来临的危机感,而德卡兹却用高明的外交手腕,使其他大国认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为此德国受到一致谴责。
四、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的转变
俾斯麦利用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打破了旧的欧洲均势体系。新的德国成立之后,他想仿效他的前辈梅特涅依靠专制统治原则和传统的王朝友谊将东方三国再次联合在一起。但俾斯麦没有及时地认识到,同造就了“维也纳安排”的人们当年面对的任务相比,缔造新均势、构筑一个维持它的有效的国际体系的任务要艰难得多。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引发的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为几个和约或者协定而有所缓解;相反,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产生,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和减震器都没有了,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意大利这些强国相互接壤,彼此碰撞。加上德国泛日耳曼主义、法国复仇主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意大利故土收复主义等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下转第233页)(上接第230页)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共识在这些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冲突下分崩离析。因此,即使新的均势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像是1873年的三皇同盟一样),也不可能具有牢固和持久的稳定性。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却也使德国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平息后,俾斯麦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辞职。在国内,要想制服中央党看来没有任何希望;在国外,他把自己的欧洲政策建立在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而现在看来两年前的三皇协定似乎真的变得毫无意义。威廉一世拒绝了俾斯麦的辞呈,他留任了。俾斯麦在这次羞辱性的失败之后,认识到了“老朋友”是不可靠的,它们不再像梅特涅时代那样处理国家关系,而更多的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计算。亚历山大二世仍然会定期给他的舅舅威廉一世写“家书”,但两国利益发生分歧时,哥尔查科夫的俄国是不会把俾斯麦的德国当作兄弟之国的。
俾斯麦外交战略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1881年第二次三皇同盟的《德俄奥三国协定》与1873年的三皇协定的差别看到。
首先,1881年协定的前言部分没有了对“欧洲的和平”的期望,而只是“希望有一个保证它们各自本国防御地位的谅解”。如果说1873年协定是表达了三位皇帝的亲密关系,那么1881年协定只能说是不让他们撕破脸打起来的一种妥协。其次,1881年协定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的,比1873年的一个宽泛的承诺要具体的多。第三,关于条约的时限,1881年协定是“自批准书互换日起三年内有效”,而1873年协定则是“如果缔约国一方希望恢复其行动的完全独立而欲通知废弃本协定,该缔约国必须在两年之前通知,以便给予另一方以作任何适当安排的时间”:很明显,1873年协定是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后俾斯麦构筑的这个新的同盟,其目的并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平衡各国的关系,防止战争的发生——俾斯麦不能让俄国同奥匈帝国的战争发生,因为如果这样他的“萨布罗夫法则”就无以为继。同时,他必须给德国留有退出的余地和体系调整的空间,所以1881年协定的效力只有短短的三年,以后的其他条约的时限也都很短。同样以“萨布罗夫法则”为战略指导思想,俾斯麦构筑了一个不同于1873年松散的三皇同盟的更加复杂的同盟体系。这一体系维护脆弱和平的手段也不再是依靠友谊和信仰,而是将各国置于俾斯麦所编织的联盟网络之中。其作用是使“战争打不起来。如果任何一国动一动就要被这张网绊倒,它们就会安分守己地留在原地”。
总之,1875年的德国法危机不能不说是俾斯麦辉煌的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惨痛的失败,使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孤立处境,并促使德国在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各种方式与其他国家缔结各种性质的联盟,以打破自身的孤立地位。
注释:
①承庆昌.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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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A·J·P·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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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
[8][英]艾伦·帕麦尔著.高年生,张连根译.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著.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