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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极少触及影视，也不上网，有人说您“纯粹是文学影响力”，这种说法您认可吗?
张炜：世上很难说有多么纯粹的东西。不过一个文学写作者，算是以笔发声、交出自己艺术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书籍等印刷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载体，也很好。但仅仅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读物仍然是最好的。我们已经用得习惯了，用熟了，也更信任它。如果通过荧屏办事，会觉得它太小也太冷，可能不太理想。借助声象艺术的话，，又担心它不能给我足够的思索自由和联想空间。对我来说，文字更能够深入下去，能抵达思想和艺术的深处。就因为这种理解，这种实践的鼓励，我才选择了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写作，选择以书籍的形式与别人交流。方式各有所长，关键是个习惯。不能把所有方式的长处都拥在怀里，总得有个最熟悉和最方便的使用着才好。
记者：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谈到现代文学影响力时有句名言：“文学拥有飞机和Ⅵ、Ⅶ飞弹，这类武器抵达远方，引起对方的不安，骚扰对方，但不奠定成败。书籍仍是横扫和占领战场的重装备步兵。”您同意萨特的这种说法吗?
张炜：我注意到了萨特的这些话，也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世界早就进入电视时代了。他在艺术行当里是个老干家了，对自己的结论可能有充分的经验支持吧。他肯定有些深刻体会。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曾经很热门。但是他知道留下来的是什么，不是一闪而过的荧屏之类，而是书籍。书籍的形式可以变换，比如从竹简到线装书再到今天的无线装订，甚至某一天完全普及了电子阅读器。不过即便到了那一天，它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它还是书籍，还得人来写。历史上，有人不止一次惊呼文学就要绝迹了，书籍也要绝迹了。这样的惊呼在雨果和左拉的时代就有，几百年了。他们二位都嘲讽过这种论调。可见一惊一乍是人的特点，每个时代都有。文学与人是共生共存的，放心吧，只要人活着，文学也就活着。但书籍的印刷方式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改变。有人从网络上读文学书籍，那也好，那不过是传播记录的方式变了。到了哪一天电脑代替人脑创作文学作品了，作家们才会真正歇工。可是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太相信。在很遥远的未来，畅销书由电脑写出来还有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套活”，是故事语言乃至思想的平均值和公约数。纯文学呢?大概还是不可能。现在的各种“飞弹”很多，影响也很大，的确引起许多人的不安。不过它呼隆一阵，也就过去了，不能最终解决战斗。就像打仗，即便有了激光武器，天上的卫星飞来飞去的，但要占领和巩固一块阵地，还是需要出动步兵。步兵得长时间靠在那儿。萨特的意思，至今看也还是不错的。
记者：您在20多岁的时候就获得多次全国重要文学奖，30岁之前几乎获得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07年，因新作《刺猬歌》的出版，您一度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奖项?
张炜：评奖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因为总有一些评奖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较不靠谱的奖，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恶作剧。这种活动使文学界变得热闹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与好评奖是一样的，都需要时间去检验。再大的奖项也只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许诺和赞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所以给好作家们奖赏总是一种善举。旧社会里有些富人常常自叮自己，要“日行一善”，因为他们知道行大善不易，需要一点点积累才行。对人世间非常坚持的思考、对写作给予鼓励褒扬，大致就是积善。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行善之心，那么花这种钱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只因为手里有了钱和权，就轻浮起来任性起来，那只能是恶，而不是善。人们当然会欣赏“日行一善”那样的诚实和恒心，同时也会蔑视一切形式的轻浮。无论是什么作品，无论奖赏的名头有多么大，都无妨平静自然地对待它。让一个奖把好端端的人搞个半疯，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利欲熏心。这就像范进中举的道理一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作家，可不要当“文学老范进”。一位俄罗斯著名人物说得好：经历了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记者：艺术永远是遗感的，尽管您精益求精，但作品出版后，是否觉得不够完美、留有瑕疵?
张炜：作品出版后留有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遗憾，那是肯定的。这就只好找机会加以改正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很自然，不过也不要紧，既然看出来了，说明我们还有提高的余地。有时候作品出版很多年了，回头看还是大为失望，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沮丧的。因为不能一直改下去吧，这里面还有个为读者负责的问题。其实作者自己是很愿意改的，修改得越来越完美，这是多好的工作啊。
记者：出版后的作品您自己还阅读吗?渎着变成铅字的语言，内心是否有种别样的感受?
张炜：铅字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再读，这时候会发现一些毛病。当然也有自我欣赏的时候，不过这会儿主要还是找毛病，这是出版发表前的主要任务，作家一般都有这样的习惯。也有人对出版后的作品不太严厉了，因为他觉得已经问世了，就这样了。其实作品直到最后发现了毛病，也还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我在作品出版后还是要看。我会继续判断它们，看看是不是足够好。这对以后写新作品也有好处。
记者：《古船》和《九月寓言》已出版了20多个版本，是当代文学中极少数能够长达20多年常销不衰的作品。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泼·柯林公司向全世界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古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这两部作品是否奠定了您在当今文坛的地位?
张炜：关于国外的信息我比较闭塞。我不能说它们究竟卖得怎样，时间还短，以后慢慢看吧。说到卖，有些很拙劣的书不是卖得更好吗?所以这是不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作家倔了半辈子，最后却被市场说服了，也够不幸的。以市场论英雄这种事，是商人才有的。作家身上的商人气越少越好。《九月寓言》和《古船》都不是为市场竞争准备的。它们销量虽然也算比较大，那是因为时间积累的关系。一部出版二十四五年了，另一部也出版十八九年了，如果每年印上一点，再加上不同的版本，加来叠去就会印得多了。这两本书都是在我30多岁以前出版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们会让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现在我年纪大一些了，写作这种事就得从头打谱，干一点更大的活计，要节省时间并舍得花费时间才行。这就是近来这部长书出现的原因，这是从长计议、集中时间工作的结果。现在的年纪，不能凭一时冲动和意气用事了，而是要慢慢来，沉住气。责任心、生活方式，这些都一块儿包含在写作这种劳动中了。
记者：大音声希，巨流不哗，山不言高自高。有人评价您是一个谦逊低调、勤奋扎实、用生命写作的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张炜：如果有什么较高的评价，那也是对我寄托的一种希望而已。我好在还知道自己离他们的期待有多远。事实上我这些年从同行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共同努力，才把文学推到了时下这一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有令人痛心的一大堆问题，但即便这样也很不容易，也是在往前走着的。我们对照一下百年来的文学脚印，就能看出一些实情来。一个文学时代不是孤立的，它是由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许多牺牲才换来的。今天的很多结果，不论好的或坏的，都能从昨天找到一些原因。经过了几番折腾，到了这个年头还一如既往地爱着文学，也不容易。要知道这种爱没有改变也是很难的。这其实远远不止是个文学问题。至于我，不过是一直这样工作下来而已，说多么优秀还远远谈不上。
张炜：世上很难说有多么纯粹的东西。不过一个文学写作者，算是以笔发声、交出自己艺术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书籍等印刷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载体，也很好。但仅仅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读物仍然是最好的。我们已经用得习惯了，用熟了，也更信任它。如果通过荧屏办事，会觉得它太小也太冷，可能不太理想。借助声象艺术的话，，又担心它不能给我足够的思索自由和联想空间。对我来说，文字更能够深入下去，能抵达思想和艺术的深处。就因为这种理解，这种实践的鼓励，我才选择了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写作，选择以书籍的形式与别人交流。方式各有所长，关键是个习惯。不能把所有方式的长处都拥在怀里，总得有个最熟悉和最方便的使用着才好。
记者：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谈到现代文学影响力时有句名言：“文学拥有飞机和Ⅵ、Ⅶ飞弹，这类武器抵达远方，引起对方的不安，骚扰对方，但不奠定成败。书籍仍是横扫和占领战场的重装备步兵。”您同意萨特的这种说法吗?
张炜：我注意到了萨特的这些话，也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世界早就进入电视时代了。他在艺术行当里是个老干家了，对自己的结论可能有充分的经验支持吧。他肯定有些深刻体会。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曾经很热门。但是他知道留下来的是什么，不是一闪而过的荧屏之类，而是书籍。书籍的形式可以变换，比如从竹简到线装书再到今天的无线装订，甚至某一天完全普及了电子阅读器。不过即便到了那一天，它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它还是书籍，还得人来写。历史上，有人不止一次惊呼文学就要绝迹了，书籍也要绝迹了。这样的惊呼在雨果和左拉的时代就有，几百年了。他们二位都嘲讽过这种论调。可见一惊一乍是人的特点，每个时代都有。文学与人是共生共存的，放心吧，只要人活着，文学也就活着。但书籍的印刷方式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改变。有人从网络上读文学书籍，那也好，那不过是传播记录的方式变了。到了哪一天电脑代替人脑创作文学作品了，作家们才会真正歇工。可是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太相信。在很遥远的未来，畅销书由电脑写出来还有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套活”，是故事语言乃至思想的平均值和公约数。纯文学呢?大概还是不可能。现在的各种“飞弹”很多，影响也很大，的确引起许多人的不安。不过它呼隆一阵，也就过去了，不能最终解决战斗。就像打仗，即便有了激光武器，天上的卫星飞来飞去的，但要占领和巩固一块阵地，还是需要出动步兵。步兵得长时间靠在那儿。萨特的意思，至今看也还是不错的。
记者：您在20多岁的时候就获得多次全国重要文学奖，30岁之前几乎获得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07年，因新作《刺猬歌》的出版，您一度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奖项?
张炜：评奖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因为总有一些评奖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较不靠谱的奖，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恶作剧。这种活动使文学界变得热闹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与好评奖是一样的，都需要时间去检验。再大的奖项也只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许诺和赞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所以给好作家们奖赏总是一种善举。旧社会里有些富人常常自叮自己，要“日行一善”，因为他们知道行大善不易，需要一点点积累才行。对人世间非常坚持的思考、对写作给予鼓励褒扬，大致就是积善。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行善之心，那么花这种钱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只因为手里有了钱和权，就轻浮起来任性起来，那只能是恶，而不是善。人们当然会欣赏“日行一善”那样的诚实和恒心，同时也会蔑视一切形式的轻浮。无论是什么作品，无论奖赏的名头有多么大，都无妨平静自然地对待它。让一个奖把好端端的人搞个半疯，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利欲熏心。这就像范进中举的道理一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作家，可不要当“文学老范进”。一位俄罗斯著名人物说得好：经历了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记者：艺术永远是遗感的，尽管您精益求精，但作品出版后，是否觉得不够完美、留有瑕疵?
张炜：作品出版后留有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遗憾，那是肯定的。这就只好找机会加以改正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很自然，不过也不要紧，既然看出来了，说明我们还有提高的余地。有时候作品出版很多年了，回头看还是大为失望，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沮丧的。因为不能一直改下去吧，这里面还有个为读者负责的问题。其实作者自己是很愿意改的，修改得越来越完美，这是多好的工作啊。
记者：出版后的作品您自己还阅读吗?渎着变成铅字的语言，内心是否有种别样的感受?
张炜：铅字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再读，这时候会发现一些毛病。当然也有自我欣赏的时候，不过这会儿主要还是找毛病，这是出版发表前的主要任务，作家一般都有这样的习惯。也有人对出版后的作品不太严厉了，因为他觉得已经问世了，就这样了。其实作品直到最后发现了毛病，也还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我在作品出版后还是要看。我会继续判断它们，看看是不是足够好。这对以后写新作品也有好处。
记者：《古船》和《九月寓言》已出版了20多个版本，是当代文学中极少数能够长达20多年常销不衰的作品。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泼·柯林公司向全世界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古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这两部作品是否奠定了您在当今文坛的地位?
张炜：关于国外的信息我比较闭塞。我不能说它们究竟卖得怎样，时间还短，以后慢慢看吧。说到卖，有些很拙劣的书不是卖得更好吗?所以这是不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作家倔了半辈子，最后却被市场说服了，也够不幸的。以市场论英雄这种事，是商人才有的。作家身上的商人气越少越好。《九月寓言》和《古船》都不是为市场竞争准备的。它们销量虽然也算比较大，那是因为时间积累的关系。一部出版二十四五年了，另一部也出版十八九年了，如果每年印上一点，再加上不同的版本，加来叠去就会印得多了。这两本书都是在我30多岁以前出版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们会让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现在我年纪大一些了，写作这种事就得从头打谱，干一点更大的活计，要节省时间并舍得花费时间才行。这就是近来这部长书出现的原因，这是从长计议、集中时间工作的结果。现在的年纪，不能凭一时冲动和意气用事了，而是要慢慢来，沉住气。责任心、生活方式，这些都一块儿包含在写作这种劳动中了。
记者：大音声希，巨流不哗，山不言高自高。有人评价您是一个谦逊低调、勤奋扎实、用生命写作的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张炜：如果有什么较高的评价，那也是对我寄托的一种希望而已。我好在还知道自己离他们的期待有多远。事实上我这些年从同行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共同努力，才把文学推到了时下这一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有令人痛心的一大堆问题，但即便这样也很不容易，也是在往前走着的。我们对照一下百年来的文学脚印，就能看出一些实情来。一个文学时代不是孤立的，它是由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许多牺牲才换来的。今天的很多结果，不论好的或坏的，都能从昨天找到一些原因。经过了几番折腾，到了这个年头还一如既往地爱着文学，也不容易。要知道这种爱没有改变也是很难的。这其实远远不止是个文学问题。至于我，不过是一直这样工作下来而已，说多么优秀还远远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