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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即便是普通民众，他可能不了解作家汪曾祺，但不可能不知道《沙家浜》。汪曾祺正是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再创作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
汪曾祺（1920～1997）曾用“平淡”二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这话是感慨语，当不了真的。只要对汪曾祺的生前情况稍作回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一生非但不平淡，而且具有传奇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作为如今已誉满海内外、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当代中国作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前，汪曾祺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度并不高，以至于他的《大淖记事》荣获1981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不仅一般读者不知汪曾祺为何许人，连作家叶楠也着急地四处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二是他因在戏剧唱词写作上的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三是汪曾祺一生写下的作品总共约300余万字，主要在剧本、小说、散文三个方面。其中，剧本作品只占他一生创作的十分之一，他却为此付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年华，在北京京剧团（后改名为北京京剧院）干了整整20年；他于1980年10月在《北京文学》发表震动中国文坛的小说《受戒》时，正好60岁，从这开始到他1997年5月去世，短短17年，却写下占自己一生创作总量90%的作品，取得举世瞩目、开一代文风的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汪曾祺曾雄心勃勃地渴望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番作为，他甚至为此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创作素材，所擅长的创作方法都与主流文学相距甚远，加之编辑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体验现实生活，因此，他只偶尔写些数量不多的散文、短论，小说创作却搁浅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年过花甲的汪曾祺焕发了创作激情，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他个人创作史上的辉煌时期。1980年5月，他重写了小说《异秉》，同年10月，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接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相继问世。汪曾祺的这些作品都是以故乡高邮的生活为背景，其作品的独特题材和风格引起了文坛极大关注。自1981年后，汪曾祺新作不断，人们把自成一体的汪曾祺作品称之为“汪味”小说、“汪味”散文，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正当汪曾祺在文坛、在广大读者中声誉日隆的时候，他自己接连公开发表文章，反复强调：“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晚翠文谈〉自序》）。与此同时，他也充满自信地坦言：“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关于〈受戒〉》）。他大力提倡，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思想，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他的谦虚美德的同时，得到一把正确欣赏、理解他的作品的钥匙。
首先，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挚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大都是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三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他的作品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也不过是《徙》中的中学老师高北溟，和《鉴赏家》中的被称为“全县第一大画家”的季陶民。汪曾祺把这些普通的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体进行描写时，不是为了求新，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真正觉得这些家乡父老朴实如大地，坚韧如松柏，真正地可敬可亲！因此，他决不以高人一等和怜悯的态度看待这些自食其力的劳苦大众，而总是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切感，去发掘蕴藏在这些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
第二，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地方风俗的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的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市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汪曾祺的这组小说里所表达的劳动领域十分广阔，工农学商，柴米油盐，布帛麦菽，几乎无所不包，正是这些描写，展开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而当作者在这幅劳动画卷中融入真切动人的风俗描写时，就进一步成了积淀丰厚的人文风俗的显示。
第三，他的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作品的正能量，作者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旧生活压力的精神力量的展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感染讀者正确认识世界，增加对生活的信心
当今文坛对汪曾祺的价值和意义已取得如下共识：在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他把中断了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了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他大力倡导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自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的几十年，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直坚守在认准了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汪曾祺是难以复制的。他的出现，是底蕴深厚的高邮地方文化继北宋出现秦少游后的又一次新爆发，他也因此成为源远流长的古老扬州文化的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以自己一生创作的在当代中国文坛独领风骚的优秀作品，表达了他对故乡高邮始终如一的依恋和深爱，回报了家乡对他的哺育培养之恩，他也因此与朱自清一样为璀璨耀眼的扬州文学增光添彩。当前，扬州地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日益自觉主动地把积极开展对汪曾祺作品的深入研究列入教学内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地方文化教育的教学内容，更在于鼓励更多莘莘学子以家乡的文学大家为榜样，从小就接受优秀的中华文化滋润和哺育，长大了积极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努力创造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业绩，报效祖国与人民。
（作者系汪曾祺研究会会长）
汪曾祺（1920～1997）曾用“平淡”二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这话是感慨语，当不了真的。只要对汪曾祺的生前情况稍作回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一生非但不平淡，而且具有传奇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作为如今已誉满海内外、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当代中国作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前，汪曾祺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度并不高，以至于他的《大淖记事》荣获1981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不仅一般读者不知汪曾祺为何许人，连作家叶楠也着急地四处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二是他因在戏剧唱词写作上的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三是汪曾祺一生写下的作品总共约300余万字，主要在剧本、小说、散文三个方面。其中，剧本作品只占他一生创作的十分之一，他却为此付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年华，在北京京剧团（后改名为北京京剧院）干了整整20年；他于1980年10月在《北京文学》发表震动中国文坛的小说《受戒》时，正好60岁，从这开始到他1997年5月去世，短短17年，却写下占自己一生创作总量90%的作品，取得举世瞩目、开一代文风的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汪曾祺曾雄心勃勃地渴望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番作为，他甚至为此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创作素材，所擅长的创作方法都与主流文学相距甚远，加之编辑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体验现实生活，因此，他只偶尔写些数量不多的散文、短论，小说创作却搁浅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年过花甲的汪曾祺焕发了创作激情，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他个人创作史上的辉煌时期。1980年5月，他重写了小说《异秉》，同年10月，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接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相继问世。汪曾祺的这些作品都是以故乡高邮的生活为背景，其作品的独特题材和风格引起了文坛极大关注。自1981年后，汪曾祺新作不断，人们把自成一体的汪曾祺作品称之为“汪味”小说、“汪味”散文，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正当汪曾祺在文坛、在广大读者中声誉日隆的时候，他自己接连公开发表文章，反复强调：“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晚翠文谈〉自序》）。与此同时，他也充满自信地坦言：“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关于〈受戒〉》）。他大力提倡，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思想，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他的谦虚美德的同时，得到一把正确欣赏、理解他的作品的钥匙。
首先，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挚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大都是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三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他的作品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也不过是《徙》中的中学老师高北溟，和《鉴赏家》中的被称为“全县第一大画家”的季陶民。汪曾祺把这些普通的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体进行描写时，不是为了求新，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真正觉得这些家乡父老朴实如大地，坚韧如松柏，真正地可敬可亲！因此，他决不以高人一等和怜悯的态度看待这些自食其力的劳苦大众，而总是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切感，去发掘蕴藏在这些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
第二，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地方风俗的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的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市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汪曾祺的这组小说里所表达的劳动领域十分广阔，工农学商，柴米油盐，布帛麦菽，几乎无所不包，正是这些描写，展开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而当作者在这幅劳动画卷中融入真切动人的风俗描写时，就进一步成了积淀丰厚的人文风俗的显示。
第三，他的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作品的正能量，作者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旧生活压力的精神力量的展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感染讀者正确认识世界，增加对生活的信心
当今文坛对汪曾祺的价值和意义已取得如下共识：在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他把中断了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了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他大力倡导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自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的几十年，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直坚守在认准了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汪曾祺是难以复制的。他的出现，是底蕴深厚的高邮地方文化继北宋出现秦少游后的又一次新爆发，他也因此成为源远流长的古老扬州文化的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以自己一生创作的在当代中国文坛独领风骚的优秀作品，表达了他对故乡高邮始终如一的依恋和深爱，回报了家乡对他的哺育培养之恩，他也因此与朱自清一样为璀璨耀眼的扬州文学增光添彩。当前，扬州地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日益自觉主动地把积极开展对汪曾祺作品的深入研究列入教学内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地方文化教育的教学内容，更在于鼓励更多莘莘学子以家乡的文学大家为榜样，从小就接受优秀的中华文化滋润和哺育，长大了积极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努力创造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业绩，报效祖国与人民。
（作者系汪曾祺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