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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4日，青岛市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究会主办“科技与金融：创新平台建设”学术沙龙。会上，知识产权机构的经理人、科研院所的专家、大学教授和创投公司代表建言立论，展开激烈交锋，争辩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之殇。
楼市火热，截了高科技的资金流？
度假到青岛，购房到青岛，但要说到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资，创投们恐怕很难将这座城市列进他们的备选名单里，这是以“点高面低”为鲜明特征的青岛产业之殇，即便在吹响“蓝色经济”冲锋号的近两年，海洋产业仍未摆脱粗放模式，令其遭遇融资瓶颈。
“钱去哪儿了？”青岛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长隋映辉教授在会议伊始就抛出一问。多年研究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他，看到的现象是：钱流进了房地产商的腰包，没有鼓起科技创业者的口袋。
以统计数据为证：2012年，青岛市技术转移机构、创业投资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发明专利三项衡量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在国内同类副省级城市中位列倒数，反映出青岛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而另外一个产业却风生水起，“常住人口不及北京一半的青岛，房屋库存量是北京的两倍。”隋映辉语带不可思议状，评述到房地产的大热、高科技的遇冷，逐利的资本投入“圈地运动”，高新技术项目问津不够等，他警示产业格局未来前景的忧虑。
就在沙龙开始前，主持会议的隋映辉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变化的世界》视频，述说的是五年来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科技与新经济潮流，一切日新月异，数年翻天覆地，一个转型缓慢、固化笨重的城市产业群，无法应对这样的局面。
“资金有定数，不是流向科技或实体，就是流向楼市或股市。”隋映辉认为，楼市火热必然会截了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流。
不是不愿投，是无好项目可投？
不过，在投资企业方面，又自有他们的说法。
学术沙龙上，一位创投企业老总的发言直白：“新材料，新经济，新服务，互联网，山东有这样的企业吗？很难找。海洋经济现在有吗？有，好不好？不好。基于对山东产业的了解，我们只能投第二产业。年前，我和行业内的人作交流，有人说邀请沈南鹏过来吧（编者注：沈南鹏是国内知名创投人。CCTV年度经济人物），我说，你把他请来可以，但是他不可能在青岛搞一个结构性的大动作，你没有互联网对不对，你就是傻大笨粗这样一些结构，他来干嘛呢。”
高科技，不是他们不愿投，是无好项目可投——创投们的“卸责”，对于正在发力高端蓝色经济产业的青岛是一种警示。
创投们多多少少存在着急功近利之心，学术沙龙上，这位创投老总言下之意是，创投就犹如高利贷，瞅准谁家缺钱就往里注资，经年后坐收其成，“不赚钱，投它干嘛？”然而，问题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完全能够确定高新技术项目的成长性和盈利性也是难上加难、机会微乎其微，既是创业投资，必是风险投资。
是归咎于投资家的不切实际、一味要找立马能赚大钱的理想项目呢？还是怪罪于青岛确乎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高新技术项目？这个问题尚需调研，不过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不畅总是事实。
实验室花光了产业化的钱？
青岛坐拥中国三分之一的海洋研究机构，聚集接近一半的与海洋科学相关的高端研究人才，可是竟没有转化出太多的科技成果及产业化项目，这着实令人感到费解。
而在此次沙龙中，来自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海洋大学的老师和科研人员道出了“玄机”。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林指出：根据全球经验，科研、中试与产业化的资金需求比例是1：10：100。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技术成果被研发出来所耗费的资金是1元，那么中试阶段的资金需求量就是10元，最后产业化的投入资金量则是100元。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科技部、财政部等投大量资金注入前期科研，研究人员经费主要集中在前期研发，而后期投资较大的中试阶段却无人问津。就在偌大的遍布国字号科研机构的青岛市，中试基地为数不多。前期科研环节与后期产业化环节断层、割裂，钱都跑到实验室里头，却只转化成论文，没有转化成商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鼓励科技创新所投入的科研经费，不少“漂移”了。
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的发言者反复强调：现在的科研机构好的成果研发不缺钱。可是，又正是因为科研机构不缺钱，反而妨碍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悖论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做科研项目就已经能满足我了，我又何苦违背考核机制去辛辛苦苦搞产业化呢？”科研人员的心态，道出了科研机构的机制弊端。
“没有人来考核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带来多少社会效应，上级考核的是有多少课题，发表了多少文章。所以科研人员顶多做到中试环节，就不进行下去了。”沙龙上，一位高校的教授说，“比如说我是大学老师，如果我（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办个厂，或者有些其它想法，那校方对我的评价就是打上‘叉叉’的，认为你不能做这种背离本职工作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缺乏正确的评价机制。”
显然，大部分科研资金换来论文和试验品之后便戛然而止，往下才是重头戏的中试与产业化、真正为社会创造新产品的生产过程反而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每十几分钟就有一项知识产权诞生，可是我们的转化率非常非常的低。”来自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代表说。
科研机构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不思进取”，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长期以来，包括各大国字号科研院所在内的整个中国科研系统，脱离市场经济，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如今难以嵌入市场科技创新的产业链。青岛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涛表达了类似观点，“你敢不敢跳到市场当中去？我们有几个科研人员敢跳到市场当中去的？”
不缺钱，缺平台？
“我们现在不缺钱。”青岛橡胶谷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总经理封红雨说，“但是这些钱流向何方？这是很大的问题。”
“有没有一个责任者，把钱用在真正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负责任上？现在可能没有，我们全是零散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落在一个平台上。”
封红雨所说的“平台”，指的是类似于“橡胶谷”这样的实体平台。
虽有借机宣传的嫌疑，但是，“橡胶谷”在青岛市内确属探索知识产权转化路径颇有成就的“小巨人”。业内人士皆知，“橡胶谷”的支柱企业之一是软控公司，而青岛科技大学孕育了软控的创始人，在日后漫长的创业发展岁月中，软控和青岛科技大学结成了相当紧密的校企联盟。
这似乎与美国硅谷相似——斯坦福大学依靠硅谷从藉藉无名变成知名学府，硅谷依靠斯坦福大学从山寨工业区变成全球科技高地。如今，青岛橡胶工业上演了相似的路数：青岛科技大学倚靠软控成长为“中国橡胶行业的黄埔军校”，软控则倚靠青科大成为中国橡胶工业的民营小巨人。
现在，软控公司的野心更大，试图借助“橡胶谷”打造一个产业航空母舰，在封红雨看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欠缺“橡胶谷”这样的综合性平台，他描绘的蓝图充满理想色彩：“只要是对产业发展有利的，都请进来，都到橡胶谷来，它是一个创新共鸣的地方，大家来了以后都受益。钱也来，人也来，信息也来，产业需求也来，我们中介体系把它们融合起来。”
然而，这不是所有工业园区都在努力的方向吗？将所有优质资源包括人才、技术、资金、政策全部“圈”进该地，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生态圈，何尝不是每一个高科技园区的梦想？但真正实现了的又有几个？因此，封红雨也承认，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挖掘青岛科技大学的资源”。说白了，校企联盟、产学研合作才是橡胶谷的真正核心，也是它未来可能成功的关键。
如此一来，便又回到了高科技产业困境的逻辑起点：如何改革高校和国有科研机构的体制弊端，将其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里头来呢？
楼市火热，截了高科技的资金流？
度假到青岛，购房到青岛，但要说到高科技产业项目投资，创投们恐怕很难将这座城市列进他们的备选名单里，这是以“点高面低”为鲜明特征的青岛产业之殇，即便在吹响“蓝色经济”冲锋号的近两年，海洋产业仍未摆脱粗放模式，令其遭遇融资瓶颈。
“钱去哪儿了？”青岛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长隋映辉教授在会议伊始就抛出一问。多年研究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他，看到的现象是：钱流进了房地产商的腰包，没有鼓起科技创业者的口袋。
以统计数据为证：2012年，青岛市技术转移机构、创业投资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发明专利三项衡量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在国内同类副省级城市中位列倒数，反映出青岛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而另外一个产业却风生水起，“常住人口不及北京一半的青岛，房屋库存量是北京的两倍。”隋映辉语带不可思议状，评述到房地产的大热、高科技的遇冷，逐利的资本投入“圈地运动”，高新技术项目问津不够等，他警示产业格局未来前景的忧虑。
就在沙龙开始前，主持会议的隋映辉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变化的世界》视频，述说的是五年来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科技与新经济潮流，一切日新月异，数年翻天覆地，一个转型缓慢、固化笨重的城市产业群，无法应对这样的局面。
“资金有定数，不是流向科技或实体，就是流向楼市或股市。”隋映辉认为，楼市火热必然会截了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流。
不是不愿投，是无好项目可投？
不过，在投资企业方面，又自有他们的说法。
学术沙龙上，一位创投企业老总的发言直白：“新材料，新经济，新服务，互联网，山东有这样的企业吗？很难找。海洋经济现在有吗？有，好不好？不好。基于对山东产业的了解，我们只能投第二产业。年前，我和行业内的人作交流，有人说邀请沈南鹏过来吧（编者注：沈南鹏是国内知名创投人。CCTV年度经济人物），我说，你把他请来可以，但是他不可能在青岛搞一个结构性的大动作，你没有互联网对不对，你就是傻大笨粗这样一些结构，他来干嘛呢。”
高科技，不是他们不愿投，是无好项目可投——创投们的“卸责”，对于正在发力高端蓝色经济产业的青岛是一种警示。
创投们多多少少存在着急功近利之心，学术沙龙上，这位创投老总言下之意是，创投就犹如高利贷，瞅准谁家缺钱就往里注资，经年后坐收其成，“不赚钱，投它干嘛？”然而，问题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完全能够确定高新技术项目的成长性和盈利性也是难上加难、机会微乎其微，既是创业投资，必是风险投资。
是归咎于投资家的不切实际、一味要找立马能赚大钱的理想项目呢？还是怪罪于青岛确乎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高新技术项目？这个问题尚需调研，不过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不畅总是事实。
实验室花光了产业化的钱？
青岛坐拥中国三分之一的海洋研究机构，聚集接近一半的与海洋科学相关的高端研究人才，可是竟没有转化出太多的科技成果及产业化项目，这着实令人感到费解。
而在此次沙龙中，来自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海洋大学的老师和科研人员道出了“玄机”。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林指出：根据全球经验，科研、中试与产业化的资金需求比例是1：10：100。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技术成果被研发出来所耗费的资金是1元，那么中试阶段的资金需求量就是10元，最后产业化的投入资金量则是100元。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科技部、财政部等投大量资金注入前期科研，研究人员经费主要集中在前期研发，而后期投资较大的中试阶段却无人问津。就在偌大的遍布国字号科研机构的青岛市，中试基地为数不多。前期科研环节与后期产业化环节断层、割裂，钱都跑到实验室里头，却只转化成论文，没有转化成商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鼓励科技创新所投入的科研经费，不少“漂移”了。
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的发言者反复强调：现在的科研机构好的成果研发不缺钱。可是，又正是因为科研机构不缺钱，反而妨碍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悖论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做科研项目就已经能满足我了，我又何苦违背考核机制去辛辛苦苦搞产业化呢？”科研人员的心态，道出了科研机构的机制弊端。
“没有人来考核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带来多少社会效应，上级考核的是有多少课题，发表了多少文章。所以科研人员顶多做到中试环节，就不进行下去了。”沙龙上，一位高校的教授说，“比如说我是大学老师，如果我（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办个厂，或者有些其它想法，那校方对我的评价就是打上‘叉叉’的，认为你不能做这种背离本职工作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缺乏正确的评价机制。”
显然，大部分科研资金换来论文和试验品之后便戛然而止，往下才是重头戏的中试与产业化、真正为社会创造新产品的生产过程反而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每十几分钟就有一项知识产权诞生，可是我们的转化率非常非常的低。”来自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代表说。
科研机构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不思进取”，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长期以来，包括各大国字号科研院所在内的整个中国科研系统，脱离市场经济，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如今难以嵌入市场科技创新的产业链。青岛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涛表达了类似观点，“你敢不敢跳到市场当中去？我们有几个科研人员敢跳到市场当中去的？”
不缺钱，缺平台？
“我们现在不缺钱。”青岛橡胶谷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总经理封红雨说，“但是这些钱流向何方？这是很大的问题。”
“有没有一个责任者，把钱用在真正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负责任上？现在可能没有，我们全是零散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落在一个平台上。”
封红雨所说的“平台”，指的是类似于“橡胶谷”这样的实体平台。
虽有借机宣传的嫌疑，但是，“橡胶谷”在青岛市内确属探索知识产权转化路径颇有成就的“小巨人”。业内人士皆知，“橡胶谷”的支柱企业之一是软控公司，而青岛科技大学孕育了软控的创始人，在日后漫长的创业发展岁月中，软控和青岛科技大学结成了相当紧密的校企联盟。
这似乎与美国硅谷相似——斯坦福大学依靠硅谷从藉藉无名变成知名学府，硅谷依靠斯坦福大学从山寨工业区变成全球科技高地。如今，青岛橡胶工业上演了相似的路数：青岛科技大学倚靠软控成长为“中国橡胶行业的黄埔军校”，软控则倚靠青科大成为中国橡胶工业的民营小巨人。
现在，软控公司的野心更大，试图借助“橡胶谷”打造一个产业航空母舰，在封红雨看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欠缺“橡胶谷”这样的综合性平台，他描绘的蓝图充满理想色彩：“只要是对产业发展有利的，都请进来，都到橡胶谷来，它是一个创新共鸣的地方，大家来了以后都受益。钱也来，人也来，信息也来，产业需求也来，我们中介体系把它们融合起来。”
然而，这不是所有工业园区都在努力的方向吗？将所有优质资源包括人才、技术、资金、政策全部“圈”进该地，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生态圈，何尝不是每一个高科技园区的梦想？但真正实现了的又有几个？因此，封红雨也承认，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挖掘青岛科技大学的资源”。说白了，校企联盟、产学研合作才是橡胶谷的真正核心，也是它未来可能成功的关键。
如此一来，便又回到了高科技产业困境的逻辑起点：如何改革高校和国有科研机构的体制弊端，将其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里头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