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人对《史记》中太伯形象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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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太伯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诗经》中记载只有这简单的一句,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到了《左传》中则有三处关于太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或直接或间接地讲到太伯,但是未免零零散散,没有完整地记载关于太伯的事迹。到了《竹书纪年》的记载,才可以大致勾勒出太伯的形象,“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以及昌。昌为西伯,所邑于丰。”其后则是在《论语》中孔子称其让国行为为“至德”。一直到《史记》,其中记载的吴太伯事迹对之前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事迹集中在《吴太伯世家》,也有一些散落在其他传记当中,其中《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虽然只有简单的一百多字,却成为了后代诗人不断吟咏其形象的渊源。
  一、让国风范
  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之首,这本身就是对太伯的一种赞赏。因为司马迁在安排首篇时,完全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但是纵观其他体例的首篇,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其中蕴含着司马迁自己的社会理想,其实他在《太史公自序》也提到了自己的这一理想:“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其实就是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慕”的“大同”社会的向往。太伯的让国行为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赞赏,历代诗人在吟咏其行为时也表露出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晚唐皮日休和陆龟蒙在当时时有唱和,现存有唱和集《松陵集》。其中皮日休《太伯庙》一诗云:“一庙争祠两让君,几千年后转清芬。当时尽解称高义,谁敢教他盲卓闻?”皮日休对晚唐社会多有不满,所以他写这首诗是以追溯太伯的高风亮节来讽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陆龟蒙作为他的好友,写了首和诗《和袭美太伯庙》,其诗云:“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当时的故国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景象,但是太伯的至德却从来没有消失。向来都有父子争天下,不相信人间还会有让位的出现。诗人正是以“年年椒奠湿中唐堂”来证明太伯的德行经久不衰,从而对其高尚的情操更加缅怀。而且直到现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位于无锡梅村的太伯庙都会有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以此来纪念其始祖太伯。范仲淹《苏州十咏·太伯庙》:“至德本无名,宣尼一此评。能将天下让,知有圣人生。南国奔方远,西山道始亨。英灵岂不在?千古碧江横。”首句出自《论语·太伯》:“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一代圣人对太伯的评价如此之高,也难怪诗人们会对此有感而发。生于吴地,作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范仲淹也不例外,他毫不吝啬地对太伯的德行和功绩进行了歌颂:太伯的英灵依旧在,就像那浩浩汤汤的江水现今依然源远流长。
  二、断发文身
  关于太伯的断发文身,现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左传》中出现的太伯死之后仲雍“断发文身”。南宋时期的林同对此深信不疑,在其《太伯》一诗云:“为怜季有子,逆探父传贤。断发文身事,诬哉司马迁。”他在这首诗的小序里面就是引用了《左传·哀公七年》中子贡回答吴太宰豁的话:“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而所谓“诬哉司马迁”是指《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至于诗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其实不难理解:作为南宋时期的诗人林同在当时并没有做官,但是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南宋,作为一个刚烈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对异族习俗的憎恶,所以他才会激烈地认为司马迁是“诬”,持同样观点的也有不少人。其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第一,子贡的观点没有其他的佐证;第二,这是太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才会有后来的“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南朝名臣王十朋就看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其诗《太伯》云:“莫言断发便无用,犹有荆蛮慕义归。”如果不是太伯的这一举动,可能就不会有之后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位诗人的分析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另一种观点就是其他有关书籍中记载的二人都曾“断发文身”。据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材料,“断发文身”一词的最早记载在《逸周书》“越沤(瓯)剪发文身”,将剪发文身视为瓯越当地的风俗,其在《墨子》和《庄子》里面也曾出现过越人断发文身。同时可以看到《论衡·四维篇》中曾记载太伯的话:“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吴刑馀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断发文身就是当地的习俗,而且是在太伯到来之前,当地就有这种习俗。而在当时的周人并没有这种习俗,甚至将此作为一种刑法。所以可以知道太伯断发文身一方面是为了“示不可用”,而另一方面也是入乡随俗的一种表现,从而与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也为自己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宋代的陈普在《太伯》一诗云:“断发雕肌费一躯,岐阳万国布黄朱。仲雍不解兄深意,季历携昌亦到吴。”诗人不仅对太伯断发文身持肯定态度,同時把这种行为看做太伯在当地安身立命、德化万民的重要条件。
  三、后世影响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备受推崇的人物,不仅仅是其让国行为和断发文身给诗人们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同时诗人在接受以他命名的一些事物时,也呈现出其精神对后世的一些影响。据史书记载,东汉永兴二年,汉桓帝敕令吴群太守糜豹在太伯故宅建立了太伯庙。太伯庙的建立,更是为历代诗人提供了吟咏的素材,很多咏史诗都直接以“太伯庙”为题,宋代诗人王令的《太伯庙》:“古庙郁崔嵬,朱门傃道开。今人不为让,间或乞灵来。”蒋堂《太伯庙》:“太伯何为者,不以身为身。逊避天下位,奔走勾吴滨。隐德照来世,遗祀传斯民。吁此廉让国,合生廉让民。”明代诗人邵宝的《太伯庙》、朱彝尊的《谒太伯庙四十韵》等,这些诗歌都可以证明这是太伯对后世的一种影响。其实不只是以太伯命名的庙宇,还有在太伯庙里面的那口井也为诗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创造力。关于“太伯井”,《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刘昭云,“臣昭案: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斋,井犹存。”此外《吴地记》也有所记载:“吴筑城梅里平墟,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其实当时的那口井跟普通人家的用水井并无异样,只不过是因为在太伯的住宅里面才得以出名,因此后人将此井冠名为“太伯井”,以此来纪念太伯。至于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被确定下来的不得而知,但是唐代诗人李绅有一首名为《太伯井》的诗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其诗云:“至德今仍在,平墟井有泉。梁鸿重浚后,又历几千年。”诗人晚年曾在太伯庙居住,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当时诗人的心情,回忆当年太伯犹在的情景,不禁引起作诗的雅兴。此外,还有以太伯命名的“太伯渎”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清代《锡金考乘》卷一转引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云:“渎开于太伯,所以备民之旱涝。民德太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梅里志》卷二太伯渎“西枕运河,东连蠡湖,而梅里当其中。长八十七里,广二十丈。起自无锡县东南五里许。历景云、太伯、梅里、垂庆、延祥五乡,入长州界,相传太伯所开。盖农田灌溉之通渠,亦苏锡往来之迳道也。唐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尝浚导之,改称孟渎。然民间有口,但云伯渎,不闻孟渎也。”这些以太伯命名的事物是其精神对后世的一种影响,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四、结语
  《史记》中关于太伯的记载既是在前人材料基础之上,又是司马迁一种独特的文学创造,因此不免成为了历代诗人吟咏其形象的重要源头。而关于人物的咏史诗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吟咏对象的认识和评价,历代诗人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解读,同时诗中也寄寓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完成了对太伯这一历史人物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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