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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外开放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山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工作,并以此作为山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山东省利用外资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山东利用外资依然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当年外资并购和地区总部投资项目增长迅速。目前全省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达到144家,投资项目412个,大量外资的引进对山东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资之于经济:越看越像一把双刃剑
经过多年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了山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山东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引进外资,山东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在当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设备,如自动化仪器仪表、大型集成电路、微型电机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山东设立研发机构,成为山东研发队伍中的重要“生力军”。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了机械、轻工、纺织、化工、医药、建材、冶金等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大大提高了省内加工工业的水平,推动了一批新兴行业的发展,形成了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高端电子、导电玻璃、生物制药等高水平产业群体,有效地提升了山东的产业结构;通过引进外资,加速了山东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扩张,“零部件和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产成品主要销往国外”是山东外商投资企业较为普遍的一个生产特点,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多,引起了加工贸易活动的大量增加,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比重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促进外贸进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量。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已经占到山东工业总产值的1/6,并为山东提供了1/7数额的税收和130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对山东经济的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三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是跨国公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由跨国公司环保责任缺失所引起的污染问题频频发生,不仅许多小的外资企业经常遭到媒体和政府管理部门的批评和处理,就是一些在其母国拥有良好口碑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成了污染大户。在近几年公布的跨国企业污染名单中,不少被当作宝贝一样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列。“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部分外企对环保责任的忽视和冷漠。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保护环境甚至是它们的竞争优势之一。这些在本国爱惜自己羽毛的“好孩子”来到中国走进山东后却变了味,这一现象折射出加快转变外资政策的必要性。
二是跨国公司对部分产业的控制能力过大,使山东产业安全遭受挑战。随着投资数量的增多,跨国公司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外资已经起到主导作用。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甚至是超经济的利益,跨国公司祭出了“结盟”和“并购”两张大牌。所谓结盟牌是指跨国公司之间建立的各种联盟协议,如相关行业的跨国公司通过协议制定共同的价格协议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通过建立R&D协议限制对中国技术转移等。所谓并购牌是指有的跨国公司展开跑马圈地,频频出手并购各产业的龙头企业,甚至是全行业性并购。有关数据显示,在相当一部分行业中,如汽车、日化等,外资企业的产品已经占到半壁江山。更为严重的是,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后,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品牌企业,或者被母公司将其“改头换面”,而其产品品牌也已渐式微;或者被母公司转为在华生产基地,而产品品牌干脆遭母公司弃用。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纠正,我们将彻底失去经济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性。到那时,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将变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是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程度过低,外资“飞地”现象亟待解决。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以“两头在外”为主要特征的外企生产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那些在山东外商投资较为集中的加工贸易领域内外资企业间的生产关联性更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外贸的粗放型增长,加剧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更不利于延长山东产品的产业生产链条。
应势知变:外资政策酝酿重大调整
2010年是山东经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年。“十一五”即将结束,新的五年计划将在这一年里制定,此时又恰逢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山东外资政策调整正是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新的机遇与挑战的结果。
从国际环境看,在经历了为期近两年的衰退后,世界经济正在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此后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朝着原有发展轨道的简单回归,经受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带有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受此影响,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也被赋予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曾经崇拜“越大越好”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大幅度收缩经营范围,形成所谓的非投资异地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新型战略中,跨国公司不再独自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与其他企业共同合作、共存。很多这样相互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无边的网络。网络化生存正在成为企业的最佳存在方式。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将为东道国带来产业升级的“马太效应”:同质集群的自我克隆式增长,即东道国有什么样的生产网络将进一步带动什么样的投资进入。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果山东不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则未来必将陷入“不仅规模难以持续扩大而且现有优质投资也将离去”的尴尬境地。
从国内环境看,自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海啸”面前,国际投资者普遍收缩或暂停了对外投资。为此,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有力地扭转了外资不断下滑的趋势,但利用外资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表现为:依靠要素价格竞争取胜的引资竞争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低效益使用资源的高能耗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高污染的经济发展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年来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使靠“拼劳力、拼资源、拼环境”的手段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时代成为过去。
从山东来看,省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提高外资效益的迫切性。无论是国家还是山东省,都不约而同地将加快利用外资方式转变,提高利用外资效益作为2010年乃至“十二五”时期的迫切任务。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在利用外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党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精神,积极推动利用外资从注重引进向既注重引进又注重效益转变。在去年底召开的山东省经济工作会上专门论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和主攻方向”。在稍后召开的山东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利用外资方式转变、提高使用外资效益的实现途径。
提高外资效益:贵在坚守
提高外资效益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管经济风云如何变动,都应该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执著地去追求,否则只会使外资效益提高变成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为此,应该走好以下四步棋。
一是坚定不移地紧密围绕山东省经济发展规划选商优资,积极促进山东产业集群的发展。应尽快建立起外资准入标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商优资原则。不仅应严格控制那些科技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大量占有土地的外资企业进入,还应当以实施全省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为重点,优化外资产业结构。把利用外资的重点转向船舶、钢铁、汽车、化学、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现代农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循环经济等新型战略产业。引导外商加强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投资,进一步发挥外资在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是鼓励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在山东尤其是济南和青岛设立地区总部、营运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物流中心、技术服务中心、核心产品制造中心等,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三是建立制造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利用外资互动发展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优势,制定鼓励制造业外资带动服务业外资发展的措施,促进外商投资关联性生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资和服务业外资统一规划、互动发展,变项目招商为产业链招商,实现生产性服务和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在制造业聚集区设立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引导生产性外商服务企业的集中和集聚。
四是完善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制止跨国公司不良行为。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跨国公司给予荣誉奖项、政策激励、政府采购等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鼓励跨国公司采取积极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引导跨国公司出版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公布有关社会责任行为信息,并加强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的监控和评估。跨国公司的工会要通过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维权机制,通过社会化维权渠道、专业化维权队伍、法制化维权手段,实现维权机制的创新,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形成对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本文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The year 2010 i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Shand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e adjustment of Shandong’s policies concerning foreign investment is the result of Shandong’s dealing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period.
In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tricken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larg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speeding up the cutting of non-core businesses and shrinking their business scope by a wide margin to form the so-called non-investment off-site production. In this kind of new strategy, network survivability is becoming the best survival mode for enterprises.
In light of their own domestic environment, from 2008,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have all shrunk or paused overseas invest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not undergon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because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investment attraction mode mainly relying on essential price competition, no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utilizing resources with high consumption, and no chang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of high pollution.
Nowadays, Shandong is changing from solely laying stress o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laying stress on attracting bot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enefit. Promoting the benefi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a long-term task. Therefore, Shandong should closely cente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oos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nergetic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handong’s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entr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featuring l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 pollutio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ccupying large areas of land should be restrained. Moreover, Shandong should implement the adjustment of 10 industrie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funded industrial structure.
Shandong should encourage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especially the world top 500 companies, to establish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operation centers, R&D centers, purchase centers, logistics centers,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s, and core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enters in Jinan and Shandong so as to develop 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in Shandong.
Shandong also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raction mechanism concerning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By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East Shandong, Shandong should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se are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nated service industries.
外资之于经济:越看越像一把双刃剑
经过多年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了山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山东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引进外资,山东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在当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设备,如自动化仪器仪表、大型集成电路、微型电机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山东设立研发机构,成为山东研发队伍中的重要“生力军”。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了机械、轻工、纺织、化工、医药、建材、冶金等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大大提高了省内加工工业的水平,推动了一批新兴行业的发展,形成了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高端电子、导电玻璃、生物制药等高水平产业群体,有效地提升了山东的产业结构;通过引进外资,加速了山东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扩张,“零部件和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产成品主要销往国外”是山东外商投资企业较为普遍的一个生产特点,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多,引起了加工贸易活动的大量增加,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比重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促进外贸进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量。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已经占到山东工业总产值的1/6,并为山东提供了1/7数额的税收和130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对山东经济的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三大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是跨国公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由跨国公司环保责任缺失所引起的污染问题频频发生,不仅许多小的外资企业经常遭到媒体和政府管理部门的批评和处理,就是一些在其母国拥有良好口碑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成了污染大户。在近几年公布的跨国企业污染名单中,不少被当作宝贝一样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列。“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部分外企对环保责任的忽视和冷漠。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保护环境甚至是它们的竞争优势之一。这些在本国爱惜自己羽毛的“好孩子”来到中国走进山东后却变了味,这一现象折射出加快转变外资政策的必要性。
二是跨国公司对部分产业的控制能力过大,使山东产业安全遭受挑战。随着投资数量的增多,跨国公司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外资已经起到主导作用。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甚至是超经济的利益,跨国公司祭出了“结盟”和“并购”两张大牌。所谓结盟牌是指跨国公司之间建立的各种联盟协议,如相关行业的跨国公司通过协议制定共同的价格协议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通过建立R&D协议限制对中国技术转移等。所谓并购牌是指有的跨国公司展开跑马圈地,频频出手并购各产业的龙头企业,甚至是全行业性并购。有关数据显示,在相当一部分行业中,如汽车、日化等,外资企业的产品已经占到半壁江山。更为严重的是,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后,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品牌企业,或者被母公司将其“改头换面”,而其产品品牌也已渐式微;或者被母公司转为在华生产基地,而产品品牌干脆遭母公司弃用。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纠正,我们将彻底失去经济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性。到那时,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将变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是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程度过低,外资“飞地”现象亟待解决。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以“两头在外”为主要特征的外企生产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那些在山东外商投资较为集中的加工贸易领域内外资企业间的生产关联性更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外贸的粗放型增长,加剧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更不利于延长山东产品的产业生产链条。
应势知变:外资政策酝酿重大调整
2010年是山东经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年。“十一五”即将结束,新的五年计划将在这一年里制定,此时又恰逢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山东外资政策调整正是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新的机遇与挑战的结果。
从国际环境看,在经历了为期近两年的衰退后,世界经济正在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此后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朝着原有发展轨道的简单回归,经受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带有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受此影响,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也被赋予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曾经崇拜“越大越好”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大幅度收缩经营范围,形成所谓的非投资异地化生产模式。在这种新型战略中,跨国公司不再独自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与其他企业共同合作、共存。很多这样相互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无边的网络。网络化生存正在成为企业的最佳存在方式。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将为东道国带来产业升级的“马太效应”:同质集群的自我克隆式增长,即东道国有什么样的生产网络将进一步带动什么样的投资进入。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果山东不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则未来必将陷入“不仅规模难以持续扩大而且现有优质投资也将离去”的尴尬境地。
从国内环境看,自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海啸”面前,国际投资者普遍收缩或暂停了对外投资。为此,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有力地扭转了外资不断下滑的趋势,但利用外资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表现为:依靠要素价格竞争取胜的引资竞争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低效益使用资源的高能耗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高污染的经济发展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年来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使靠“拼劳力、拼资源、拼环境”的手段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时代成为过去。
从山东来看,省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提高外资效益的迫切性。无论是国家还是山东省,都不约而同地将加快利用外资方式转变,提高利用外资效益作为2010年乃至“十二五”时期的迫切任务。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在利用外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党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精神,积极推动利用外资从注重引进向既注重引进又注重效益转变。在去年底召开的山东省经济工作会上专门论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意义,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和主攻方向”。在稍后召开的山东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利用外资方式转变、提高使用外资效益的实现途径。
提高外资效益:贵在坚守
提高外资效益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管经济风云如何变动,都应该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执著地去追求,否则只会使外资效益提高变成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为此,应该走好以下四步棋。
一是坚定不移地紧密围绕山东省经济发展规划选商优资,积极促进山东产业集群的发展。应尽快建立起外资准入标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商优资原则。不仅应严格控制那些科技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大量占有土地的外资企业进入,还应当以实施全省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为重点,优化外资产业结构。把利用外资的重点转向船舶、钢铁、汽车、化学、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现代农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信息、循环经济等新型战略产业。引导外商加强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投资,进一步发挥外资在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是鼓励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在山东尤其是济南和青岛设立地区总部、营运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物流中心、技术服务中心、核心产品制造中心等,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三是建立制造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利用外资互动发展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优势,制定鼓励制造业外资带动服务业外资发展的措施,促进外商投资关联性生产服务业。对制造业外资和服务业外资统一规划、互动发展,变项目招商为产业链招商,实现生产性服务和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在制造业聚集区设立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引导生产性外商服务企业的集中和集聚。
四是完善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制止跨国公司不良行为。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跨国公司给予荣誉奖项、政策激励、政府采购等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鼓励跨国公司采取积极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引导跨国公司出版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公布有关社会责任行为信息,并加强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的监控和评估。跨国公司的工会要通过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维权机制,通过社会化维权渠道、专业化维权队伍、法制化维权手段,实现维权机制的创新,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形成对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本文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The year 2010 i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Shand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e adjustment of Shandong’s policies concerning foreign investment is the result of Shandong’s dealing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period.
In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tricken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larg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speeding up the cutting of non-core businesses and shrinking their business scope by a wide margin to form the so-called non-investment off-site production. In this kind of new strategy, network survivability is becoming the best survival mode for enterprises.
In light of their own domestic environment, from 2008,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have all shrunk or paused overseas invest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not undergon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because there is no change in the investment attraction mode mainly relying on essential price competition, no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utilizing resources with high consumption, and no chang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of high pollution.
Nowadays, Shandong is changing from solely laying stress o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laying stress on attracting bot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enefit. Promoting the benefi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a long-term task. Therefore, Shandong should closely cente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oos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nergetic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handong’s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entr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featuring l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 pollutio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ccupying large areas of land should be restrained. Moreover, Shandong should implement the adjustment of 10 industrie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funded industrial structure.
Shandong should encourage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especially the world top 500 companies, to establish their regional headquarters, operation centers, R&D centers, purchase centers, logistics centers,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s, and core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enters in Jinan and Shandong so as to develop 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in Shandong.
Shandong also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raction mechanism concerning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By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East Shandong, Shandong should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se are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nated service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