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武侠文学史上，金庸堪称一代宗师，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从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迄今已有六十余载。金庸的出现，早就引起了文学史的深入思考；他的小说的深远影响，也已经对现代中国文学述史秩序的调整和书写格局的重构产生了实质性推进。更重要的是，港台新武侠小说能够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并跻身于经典行列，金庸功不可没。金庸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家，其小说创作之所以被誉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我看来，这与他的精神结构中浓郁的家国情怀及其小说中内蕴的以家国情怀为底色的侠义精神息息相关。
　　所谓家国情怀是指一个人对国家、民族发自内心的最深沉的大爱和愿为祖国牺牲的精神，是对国家富强、民族和谐和人民幸福的最高追求，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认同，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屡遭浩劫反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植根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是巨大的精神原动力，灌注其中的最强音就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永续发展的血缘脐带，是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厚土根基，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铸就成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它以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为核心宗旨，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在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发展壯大、抵御外侮、自强奋进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精神史诗。尤其是面临外敌入侵时，那种被家国情怀所激发出来的空前高涨的民族大义和民族精神，更是焕发为响彻寰宇的时代最强音和砥柱中流的历史担当。金庸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就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受家国情怀的浸润，仁义礼智信，侠肝义胆心，是他一生所追随的精神航标，并成为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质素。他8岁那年开始接触武侠小说，少年时代就胸怀大义，仗义执言，曾发文影射所就读中学的训育主任，以此对抗国民党的思想专制，差一点被开除。他的一生，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祖国山河破碎，民族饱受欺凌，人民流离失所，成为他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这是他家国情怀的重要起源。他曾经坦言自己是一个家国情怀很重的人，在他的心中潜藏着一个乌托邦社会，那里充满了自由、正义、平等和美德，但当他发现心中美好的愿景凭一己之力无法真正实现的时候，他就把这种乌托邦社会以艺术审美的方式写进武侠世界。金庸心系家国，针砭时弊，希望祖国和家乡越来越好。于是他一手写政论，一手写武侠，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世界之间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以通俗的方式传承和发扬着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及以其为底色的侠义精神。作为一代宗师，金庸借助武侠小说类型，动用丰厚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以多姿多彩的、大气雄浑的文字，铸就了属于他的江湖世界，里面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更有侠肝义胆、凛然正气，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特质和精神血脉。他以如椽健笔在想象和虚构的武侠世界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淋漓尽致地演绎着华夏泱泱历史，他笔下的侠义英雄人物大都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总会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取义成仁。金庸通过十五部皇皇巨著的侠义书写在讲述和传承着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正义、正气、精神和力量，演绎和传达着一个内心充盈家国情怀的文学大家的赤子之心。
　　金庸小说以中国历史发展为脉络，从宋辽之争一直写到康熙平定三藩，往往将人物置于宋辽、宋元、元末、明清鼎革之际的乱世，这就使他的侠义书写具有了纵深开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巨大的想象空间。他的小说包括两大系列：一是宋元小说系列，如《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一是明清小说系列，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鹿鼎记》等。里面虽然都充满了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江湖世界，但它们却总是以历史为契机，既有历史的影子，又加入了作者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渗透了作者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感悟。也就是说，金庸建构的江湖融入了“历史的真实”，如《神雕侠侣》中的襄阳保卫战、《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起义、《天龙八部》中的宋辽对峙、《鹿鼎记》中的天地会反清活动等，其中人物的命运往往与历史重大事件和民族国家前途紧密结合。他笔下的江湖，既宏大辽阔，又具体而生动，无论少林、武当、峨眉、青城、昆仑、天山、崆峒、嵩山、泰山、华山、恒山，还是桃花岛、绝情谷、光明顶、聚贤庄、灵鹫宫，都因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勾连而被赋予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深刻的象征意蕴。而活跃于其间的陈家洛、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袁承志等侠客英雄，更是鲜活生动，呼之欲出。金庸创造的武侠世界，已经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强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做法，他在侠义书写中注重提升侠的精神品格，以家国情怀的文化特质赋予“侠之大者”一种“为国为民”的优秀品质和崇高境界。可以说，这种源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家国情怀是金庸多部小说的内核，如最浓烈的精神甘泉，滋养和浇灌着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金庸写“义”，写父子、师徒、朋友间的伦理责任以及武林荣誉，这些都是侠客们游走江湖所必须遵循的崇高正义，《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雪山飞狐》中的胡氏父子，《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等，都是英雄形象，都是“义”的代表与化身。更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赋予“义”以新的内涵，并把“义”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这实际上是以民族大义为高蹈的一种脊梁精神，就是为了群体和大多数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赴汤蹈火，死不还踵，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对侠而言，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使他们在民族争斗、正邪交锋的漩涡中彰显英雄本色。这是在中国传统儒家和墨家思想影响下，在家国情怀浸润下，侠者为追求社会正义、公道和公平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金庸认为：
　　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金庸是在自觉地承担起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在《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为何手下个个对他死心塌地时，张无忌回答道：“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这里的“义”绝不是哥们义气，而是“为国为民”的大义，只有如此，才可以服人，才能有效地团结大多数民众。《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始于靖康之耻，郭靖和杨康的名字就分别取自“靖康”，从他们被命名开始，其个人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懵懂少年到郭大侠，在郭靖的成长过程中，家国情怀始终相伴，对于他的精神人格的型塑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一直死守襄阳城，坚决抵抗蒙元入侵，明知蒙元兵力强盛，自己迟早会失败，但他絕不放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郭靖时刻以岳飞精忠报国自励，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与黄蓉苦守襄阳数十年而至死不渝，就因为他有一种“为国为民”责任感。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讲：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大义和浩然正气更是感人至深。他生活于一个宋辽对立、民族矛盾尖锐的乱世，虽然身怀绝世武功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却因契丹人的身份而不得不辞去丐帮帮主的职位，一步步被迫卷入民族矛盾的漩涡。一次次血泪交迸的经历使他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国的无辜百姓着想。为了救民于水火，他坚决地抵制和反对辽国侵宋的战争，以悲壮的自杀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换来两国百姓的和平安定。“在乔峰身上，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沉思考”。 郭靖、乔峰这类“侠之大者”舍身赴难、视死如归的精神内蕴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大都深明大义，自觉地为大多数人、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奋斗，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说，金庸小说中的乔峰们“当仁不让地是武侠世界里的第一英雄”，“因为真正的大侠骨子里总会有一种英雄本色”，“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是所谓‘大义’”。 而金庸对这种大侠精神的真诚书写和全面弘扬，使他的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相比较，更具有一种内在的英雄旋律。
　　从整体上看，金庸笔下的一系列江湖人物，既满怀侠肝义胆，又充溢着壮怀激烈的家国情怀。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面前，他们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一己得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于牺牲。这些充满凛然正义和浩然正气的侠义英雄形象有血性、有灵魂、有本领、有担当，胸怀家国天下，心系黎民百姓，为冷漠血腥的江湖世界增添了不少温暖人心的底色，他们以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甚至鲜血与生命，在文学艺术世界矗立起一座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世间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社会也不可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正义与邪恶总是纠缠不已，文明和野蛮总是相伴而生，但徜徉于金庸小说的艺术世界及其所营构的家国情怀的意蕴空间，我们会从现实的幽暗困厄中发现希望的光芒，内心对人性和世界充满着爱、诗意与包容。金庸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所坚持并身体力行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执念及氤氲其间的家国情怀和对人民深沉的大爱，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借鉴和发扬光大。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