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天赋异禀，23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成为教授。1912年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时，他还不到30岁。
　　《经济发展理论》共有六章，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当然，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创新理论。
　　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的独到见解奠定了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其主要学术成就。
　　笔者以为，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有四点值得细品。
　　其一，发展不是积累而是创新（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发展，不是人口、财富的简单积累，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也就是“创新”。他认为，现代经济生活是在“破中求立，边破边立”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对国内盛行“就增长谈发展”认识的批判，又是对“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积极探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央对这一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
　　其二，重点在生产而非需求（对需求要素的淡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考虑消费者需求中的任何自发性，即假定嗜好是“给定的”。他不否认“新需求产生，继而带动生产”的供需关联的存在，但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催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需求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这一设定使其对经济的理解偏重于“供给”，也使其与关注“需求”、倡导政府救市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熊彼特的设定更适应政府职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回归“生产”无疑是一个理性选择。
　　其三，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对创新理论的构建）。熊彼特强调创新（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和新的企业组织等五类创新。创新可以打破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合理地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熊彼特的“五类创新”理论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路径借鉴，对企业家的认识为强化企业家创新功能，发掘“企业家精神”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其四，要适应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熊彼特认为，创新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大有小，可以用创新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在两个繁荣期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吸收、清理和蓄势的过程。繁荣从自身创造出一种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求，也将使繁荣和吸收出现交替。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从熊彼特的理论来看，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正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区分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和因偶然事件陷入困境的企業，让前者听任市场抉择，对后者给予支持。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