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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純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谦虚、学风纯正、律己极严，生活上特别容易满足，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
这是朱邦芬对黄昆的评价。
日前，在第22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作了题为《一个大写的人和中国半导体物理及固体物理的奠基人——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的报告，回忆了黄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点点滴滴。
“黄昆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朱邦芬回忆道。
每经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黄昆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生怕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坚决反对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黄昆先生这辈子就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他带领半导体所理论组十几个人，申请了3年共6万元的经费。他特别珍惜国家的钱，但花自己的钱却不太在乎。”朱邦芬说。
报告会上，朱邦芬说，黄昆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局利益和合理的布局出发，不为本单位、本部门谋取利益。因此，和他关系越密切的人，往往“吃亏”越大。
黄昆评价一个人时，从不以这个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依据;相反，他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要求更严格。
据朱邦芬回忆，黄昆担任评委时，不管是评奖还是评经费，毫无门户意识，也不为本单位、小团体争什么利益。黄昆很少给人写推荐信，一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所写意见实事求是，吝于夸大之辞。
黄昆审稿及审查研究生论文十分认真，同时也会不客气地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学风问题，并提醒他的导师注意此类问题，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朱邦芬说：“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他觉得意思不大的著作往往被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
黄昆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不赞成发了许多文章，却没有真正解决科学问题。
黄昆在英国6年发表十几篇论文，还完成了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年才能完成两三项研究，必须全力以赴，自己在英国6年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
黄昆做研究，喜欢事必躬亲。
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归属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
黄昆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
“多量子阱系统中，光学声子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这项研究是朱邦芬提出来的。后来黄昆和朱邦芬各用一种方式进行了推导，最后由黄昆撰写论文。
“黄昆用家里的打字机打了40多页，把我放在第一作者，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当时凝聚态物理界并不流行通讯作者的说法，他认为这项研究是我提出来的，并做了主要推导工作。只是在最后投稿的时候我把他的名字提到前面了。”朱邦芬说。
另一篇论文《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是朱邦芬根据黄昆1950年的一个模型做的。其间，黄昆多次参加讨论，并对初稿多次仔细修改，但在自己名字上打了一个叉，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朱邦芬还回忆道，半导体研究所物理室有一项研究成果——“砷化镓中氮及氮—氮对束缚激子的压力行为”，实验和理论都是在黄昆的倡导和支持下做的，特别是理论研究，主要是黄昆指导学生。这项工作做得较好，作为1985年半导体所的成果上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但是，黄昆自始至终坚持不署名。
黄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占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自己支付了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从不领取出国的制装费和补助费;他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
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黄昆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用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给半导体所。1986年2月，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举办庆祝弗洛利希80寿辰学术会议，邀请黄昆参加，并提供他500马克生活费。结果，黄昆用结余的近400马克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研究所外事处的同志工作用。
黄昆不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夫人李爱扶也是这样。刚当所长时，半导体所急需一位英语口语教师，有人提议把李爱扶从北大调来，因为她是合适的英语教师。黄昆坚决反对自己的亲属在自己领导下工作，认为至少应该避嫌。
朱邦芬说，黄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家是一套60平方米小三居的单元房，地面是水泥砖，没有任何铺设。大房间的面积约18平方米，是客厅、卧室兼黄昆的办公室。房间很挤，放着一张双人床、两个简易沙发、一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旧写字台和两个小书架。
“黄昆家中的‘自由’空间狭小，每次我坐在简易沙发上时，李先生就坐在黄昆写字桌旁的椅子上。当客人多于两人时，他们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朱邦芬回忆。
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老同学，他们想方设法，把双人床的四条腿用木板垫上，木板下面安上滚轮，等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待客的地方。当问他们为什么仍住在狭小、陈旧的房子中时，李爱扶总用她那略带英国口音的普通话说：“只要我们住着舒服就行。”
他们对饮食很不讲究。上世纪90年代，李爱扶比较注意黄昆的营养，每顿正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常常是烧一锅红烧肉，吃上几天。汤经常是西式的素菜浓汤，把土豆、胡萝卜等用食品加工机搅碎，加上西红柿等熬汤。朱邦芬好几次看到酱豆腐是李爱扶吃饭的“保留菜”，菜不够时就吃酱豆腐。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科学家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报告会快结束时，朱邦芬同样用这句话评价黄昆。
“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谦虚、学风纯正、律己极严，生活上特别容易满足，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黄昆。”朱邦芬说。
这是朱邦芬对黄昆的评价。
日前，在第22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作了题为《一个大写的人和中国半导体物理及固体物理的奠基人——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的报告，回忆了黄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点点滴滴。
“黄昆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朱邦芬回忆道。
每经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黄昆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生怕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坚决反对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黄昆先生这辈子就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他带领半导体所理论组十几个人，申请了3年共6万元的经费。他特别珍惜国家的钱，但花自己的钱却不太在乎。”朱邦芬说。
报告会上，朱邦芬说，黄昆考虑问题总是从全局利益和合理的布局出发，不为本单位、本部门谋取利益。因此，和他关系越密切的人，往往“吃亏”越大。
黄昆评价一个人时，从不以这个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依据;相反，他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要求更严格。
据朱邦芬回忆，黄昆担任评委时，不管是评奖还是评经费，毫无门户意识，也不为本单位、小团体争什么利益。黄昆很少给人写推荐信，一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所写意见实事求是，吝于夸大之辞。
黄昆审稿及审查研究生论文十分认真，同时也会不客气地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学风问题，并提醒他的导师注意此类问题，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朱邦芬说：“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反对‘灌水’。他觉得意思不大的著作往往被束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以数量取胜，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
黄昆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不赞成发了许多文章，却没有真正解决科学问题。
黄昆在英国6年发表十几篇论文，还完成了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年才能完成两三项研究，必须全力以赴，自己在英国6年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
黄昆做研究，喜欢事必躬亲。
国内流行一种说法，科学家有多种类型：有的人是帅才，有战略眼光，能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人是将才，能带领一批人攻克难关;有的人是兵，只能自己一个人或归属一个小组，在第一线冲锋陷阵。
黄昆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兵，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将帅之才。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也根本无法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
“多量子阱系统中，光学声子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这项研究是朱邦芬提出来的。后来黄昆和朱邦芬各用一种方式进行了推导，最后由黄昆撰写论文。
“黄昆用家里的打字机打了40多页，把我放在第一作者，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当时凝聚态物理界并不流行通讯作者的说法，他认为这项研究是我提出来的，并做了主要推导工作。只是在最后投稿的时候我把他的名字提到前面了。”朱邦芬说。
另一篇论文《超晶格中的光学声子》是朱邦芬根据黄昆1950年的一个模型做的。其间，黄昆多次参加讨论，并对初稿多次仔细修改，但在自己名字上打了一个叉，拒绝署名，认为自己没做具体研究。
朱邦芬还回忆道，半导体研究所物理室有一项研究成果——“砷化镓中氮及氮—氮对束缚激子的压力行为”，实验和理论都是在黄昆的倡导和支持下做的，特别是理论研究，主要是黄昆指导学生。这项工作做得较好，作为1985年半导体所的成果上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但是，黄昆自始至终坚持不署名。
黄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占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自己支付了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从不领取出国的制装费和补助费;他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
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黄昆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用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给半导体所。1986年2月，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举办庆祝弗洛利希80寿辰学术会议，邀请黄昆参加，并提供他500马克生活费。结果，黄昆用结余的近400马克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研究所外事处的同志工作用。
黄昆不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夫人李爱扶也是这样。刚当所长时，半导体所急需一位英语口语教师，有人提议把李爱扶从北大调来，因为她是合适的英语教师。黄昆坚决反对自己的亲属在自己领导下工作，认为至少应该避嫌。
朱邦芬说，黄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家是一套60平方米小三居的单元房，地面是水泥砖，没有任何铺设。大房间的面积约18平方米，是客厅、卧室兼黄昆的办公室。房间很挤，放着一张双人床、两个简易沙发、一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旧写字台和两个小书架。
“黄昆家中的‘自由’空间狭小，每次我坐在简易沙发上时，李先生就坐在黄昆写字桌旁的椅子上。当客人多于两人时，他们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朱邦芬回忆。
有段时间，为了接待几位老同学，他们想方设法，把双人床的四条腿用木板垫上，木板下面安上滚轮，等客人来时，把床推到一边，腾出待客的地方。当问他们为什么仍住在狭小、陈旧的房子中时，李爱扶总用她那略带英国口音的普通话说：“只要我们住着舒服就行。”
他们对饮食很不讲究。上世纪90年代，李爱扶比较注意黄昆的营养，每顿正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常常是烧一锅红烧肉，吃上几天。汤经常是西式的素菜浓汤，把土豆、胡萝卜等用食品加工机搅碎，加上西红柿等熬汤。朱邦芬好几次看到酱豆腐是李爱扶吃饭的“保留菜”，菜不够时就吃酱豆腐。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科学家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报告会快结束时，朱邦芬同样用这句话评价黄昆。
“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极端谦虚、学风纯正、律己极严，生活上特别容易满足，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黄昆。”朱邦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