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先生在论及民国人事时，曾谈到民国时期军阀们对教育的普遍关注，并且认为此种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的风气有很大关联，是军阀们性格的一个侧面，但未究及更为深层的原因。一介武夫对教育的关注、重视，对学者、教授的尊重，看上去确实很有可爱之处，但在军阀们支持教育的背后，不乏拉拢学界以利舆论声势、安定政治环境的诸多动机，且更为直接的因由，与其说是军阀们支持教育，不如说是利用教育资源。民国时期，军阀头子们在各学校开办军政学堂、速成班、管理干部、军训等学科、课程，考虑壮大自己的力量实则是第一位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对各学校的经费支持、师资引进，委实不应看作他们支持教育事业的善举。
　　民国时期四川大军阀刘湘也热衷于办学，但他对教育事业倾注的心血，是绝大多数军阀不能相比的。虽然最初也只是在各学校开办军训课程，为自己的队伍储备兵士，但驻守重庆时筹办重庆大学、扶助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院、出川抗战在武汉病危时仍念及支持父母所在处兴办学校的这些举动，动机显然已经不是为了“训兵”。刘湘——包括他的幺叔刘文辉——在投资教育上花费诸多心血，其中颇有值得研究之处。
　　刘湘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夏天就拿到了“毕业证”，这样的速成班里，恐怕学不到多少东西，但部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从排长到护国军熊克武麾下第二师师长，刘湘征战了7年时间。
　　1929年夏，一批返回重庆的川东籍成都大学教授联合当地各界人士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希望在重庆办一所大学。当时驻守重庆，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已履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督办的刘湘，对教授们的想法表示非常赞同。毕竟重庆已属自己的地盘，却连一所大学都没有，现在既然有这么多教育界专业人士要在重庆兴办大学教育，当然是好事一桩!8月4日，刘湘召集会议，正式成立重庆大学筹备会，发表《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和《重庆大学筹备会宣言》，向众多工商界、教育界重头人物阐明创建重庆大学的动机、原因和目的。之后，刘湘多次亲自过问重庆大学开办的日期、经费、校址、招生及聘请教授等问题，出了不少点子。在创办文字斋(现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时，经费困难，在一次饭桌上，大家向他提出经费的问题，刘湘正用筷子夹起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顿时来了主意：时下战火连连，民不聊生，猪肉哪是寻常百姓消受得起的?吃得起猪肉的人，当为教育贡献一份力量，于是下令养猪户今后每杀一头猪，须上缴一个银元的“猪头税”，正是有了这笔“猪头税”，才建立起了重庆大学的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刘湘担任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学校成立后，理学院院长一时无人能胜任，刘湘最初想以“委任状”“训令”的方式把安徽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大师”何鲁“训”至理学院。何鲁看不惯刘湘的傲慢态度，说刘湘只以自己的官职来吓唬人，甚至不懂得基本的师道礼节，连“先生”都舍不得称呼一声。刘湘得知何鲁的不满后，三番五次电报、信函、托人道歉，最终以自己对重庆大学的那份真挚感情感动了何鲁。“数学大师”执掌重庆大学理学院，并与重庆大学一起度过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
　　1930－1933年，刘湘与幺叔刘文辉的矛盾逐渐激化，军阀混战一度打得天昏地暗，直至最后侄儿刘湘战胜了叔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这一时期里，二刘皆不乏在各学校开办军事速成课程，开展军事化训练等做法。但也并非只是如此，1931年，刘文辉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原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二是开办成都建国中学，解决当时很多失学青年的就学问题。这两件投资教育的事，几乎都与充实私人军队无关。也是在这一年，刘湘任命四川大学资深教授高显鉴为江津县长。高从创建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开始，振兴乡村教育，复兴农业，逐渐完善了平民教育艺术、生计、卫生、公民四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都曾派遣骨干力量帮助高显鉴开展平民教育。一时间江津县白沙镇平民教育实验区人才济济，获得社会各界好评，从中亦可看出刘湘、刘文辉、高显鉴等人当时对教育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第二年春，太虚法师到重庆，得知刘湘曾派人游学康藏，与藏人往来密切，遂找到刘湘商议创办汉藏学校事宜。刘湘不但口头上欣然表示支持，还指定缙云山处九所庙宇为太虚法师办学的固定资产。加之彼时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在重庆力主发展生产，倡办文教，太虚法师亦深受感染，抗战期间在教理院成立防护队，积极支持刘湘出川抗日。抗战期间，汉藏教理院邀请于右任、冯玉祥、马寅初、翦伯赞等中外名流前来讲学，一时影响颇大。
　　进“速成班”取得“大专文凭”的刘湘，并非真正有多少学问。在1935－1936年与共产党军队拉锯，长时间相持不下时，刘湘无甚学识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他以“高帝子孙皆龙种”自居，满以为自己是刘备的后人，遂请来江湖术士刘从云当他的军师。“神仙军师”甫一出师便遭红军沉重打击，连称“妖法失灵”，闻听刘湘在万源失利，仓皇坐飞机先“闪人”了。这种糗事一时间在川军各派系间传为笑柄。刘湘在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接受了思想教育，好好洗了一下自己的浆糊脑子，终于认清形势，站出来宣传联共抗日。
　　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在第一线担任指挥，不料水土不服，胃病日益严重。但期间仍对教育十分关注，在大中学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创办《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进步刊物，宣传长期抗战。就是在最后的日子里，刘湘仍然念及父母，念及教育，在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的状况下，他还想着远在平武南坝的父母，想着为那里的学校捐钱捐书，让孩童陪伴母亲安享晚年。这时候的刘湘，虽然也生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奈，但却还心念教育事业，非常令人感动。
　　刘湘病逝后，成都人民在成都为他举行了国葬，对他的尊敬爱戴难以言表，将拟创办甫澄中学的校址拿出来为其修建墓园。1941年，甫澄中学开始招生，校长杨声就是刘湘生前曾十分器重的人才，曾被刘湘派遣至德国留学专门考察教育。在一批精通办学、各有专长、熟悉成都教育界的人士的努力下，甫澄中学很快就声誉鹊起，仅次于树德中学。后甫澄中学并入树德中学，原校址处现为成都体育学院。
　　梳理刘湘、刘文辉军事生涯中对教育的投资情况，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办学的缘由：首先，职务使然，二刘曾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帮办职务，兴办学堂，振兴教育是职责之内的事情；其次，投资教育的同时也是在利用教育资源为自己储备军事人才，亦是拉拢曾与自己是同学、老乡的各部下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之刘氏家族是大邑县的名门望族，良好的家族背景使二人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有别于常人，更懂得如何利用教育资源，如何办教育，恰如傅国涌先生所说的有“尊师重教”传统；再者，两叔侄的矛盾激化后，在教育上的投资也是两人互不相让抢占资源、抢出风头的手段；另外，二刘所结识的众多教育界名流皆不乏丰富之办学经验、先进之教育思想，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刘对投资教育的态度，促成了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建国中学、甫澄中学等学校的创办和建设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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