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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里，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想讲一段听父亲讲过的，他带领中央干部团从陕甘宁边区赴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故事。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依照《雅尔塔协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百万红军分东、西、北三路进入我国东北，先后解放长春、沈阳、哈尔滨、旅顺和大连。
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发展和壮大，威望空前提高。党员人数发展到120余万，创建了拥有1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120余万人民军队，260余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连续发布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另一方面又从远离抗日前线的大西南，加紧向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北各地运兵并大量收编伪军，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迅速展开的这场攸关中国命运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争取东北的斗争又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东北当时拥有3000余万人口，物产丰富，工业、交通发达，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与蒙古相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蒋介石能控制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造成对我华北、华东、西北解放区南北夹击的局面，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不利的地位。
党中央很早就看到了这一步。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基础就更巩固了。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并准备接收东北日伪军投降，1945年8月11日，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张学思部、万毅部，以及冀东一带的李运昌部由现地向热、辽、吉进发。接到命令后，李运昌部立即组成4000余人的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由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于8月底攻克山海关，9月初进至锦州、沈阳一带。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派干部去东北。
中央决定在延安组建一个中央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这是第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赴东北的干部团。中央从中央党校各部抽调东北籍干部，从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延安的俄文学校人员全部编为干部团的一个队。干部团共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三个中队，共1000多名干部。为保证干部的安全，从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各抽调一个步兵团组成东北支队，掩护中央干部团一起进入东北。
父亲说;“原先，中央是决定我和黄永胜带部队去开辟豫西根据地（即陕西与河南交界处），毛主席也找我们作了具体部署，正式下了命令。七大后，已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我们立即开赴东北。”
中央任命黄永胜为东北支队司令员，张秀山为东北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朱子休为副参谋长，刘芝明为政治主任，钟光殿为供给部长。工作人员有赵德尊、杨杰英等同志。东北支队司令部也是干部团的团部，主要工作是管干部团的几个大队和东北支队。干部团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张秀山任组长，赵德尊任组织委员，杨英杰任宣传委员，李寿轩、兰桥任军事委员等。同时，还有一个朝鲜干部团也和中央干部团一起走，路上互相联系，但是不归中央干部团管。
同时，中央决定，此次去东北的干部一律不许带家属。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怎样进入东北，怕人多累赘，所以干部团人员比较精干。
张秀山《延安干部团来东北情况》手稿（1984年）
在队伍组织好还没有出发前，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了。刘少奇找张秀山、黄永胜、刘芝明等同志谈话。他说：“主席去重庆前，已经决定你们改去东北，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同你们讲一讲。现在中苏条约公布了，苏联要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接收了东北，我们也要争取东北。你们去了东北，要派一些干部去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去组织工会，搞工人运动。但是，也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也要派干部做地下工作，这是从最坏的情况作出的估计，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刘少奇一再强调要干部团想办法一定要进到东北，他说：“怎样进入东北，中央将随时给你们去电报。”
从延安出发前，中央考虑干部团经费有问题，给了50两黄金在路上使用。但是干部团一路经过晋西北、晋察冀老根据地，50两黄金就没有用上，由钟光殿一直保存带到东北。
1945年9月2日，中央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彭真等同志和中央机关、中央党校的干部都来送行。延安群众热情地为干部送上红枣和鸡蛋。当干部团走到绥德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又补充了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个大队400多人，这样干部团就有四个大队。
经过十多天行军，到达晋西北时，在兴县下川晋绥分局，由林枫带领的晋西北的200多名干部也編入干部团。干部团领导成员增加了林枫，干部达到1600多人。
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军委发给张秀山和黄永胜各一份印在白布上的军用地图，供干部团行军途中使用。这份地图于20世纪90年代由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时，由于条件所限，团以下干部没有马匹，每个小队配两头牲口驮行李，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开始时每天行军70—80里，很快增加到100多里，有时还急行军200多里。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要随时应对敌人的阻截和袭击。进入10月，秋雨连绵，路上满是泥泞。同志们的衣服湿透了，又冷又疲劳，行军更加困难，都很想住下休息。但是，干部团不断接到中央的电报，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沈阳。干部团和东北支队的同志们以顽强的毅力，加快行军速度。
一、赴东北前的形势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依照《雅尔塔协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百万红军分东、西、北三路进入我国东北，先后解放长春、沈阳、哈尔滨、旅顺和大连。
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发展和壮大，威望空前提高。党员人数发展到120余万，创建了拥有1亿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120余万人民军队，260余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连续发布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另一方面又从远离抗日前线的大西南，加紧向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北各地运兵并大量收编伪军，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迅速展开的这场攸关中国命运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争取东北的斗争又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东北当时拥有3000余万人口，物产丰富，工业、交通发达，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与蒙古相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蒋介石能控制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造成对我华北、华东、西北解放区南北夹击的局面，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不利的地位。
党中央很早就看到了这一步。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基础就更巩固了。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并准备接收东北日伪军投降，1945年8月11日，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张学思部、万毅部，以及冀东一带的李运昌部由现地向热、辽、吉进发。接到命令后，李运昌部立即组成4000余人的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由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于8月底攻克山海关，9月初进至锦州、沈阳一带。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派干部去东北。
二、组建中央干部团赴东北
中央决定在延安组建一个中央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这是第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赴东北的干部团。中央从中央党校各部抽调东北籍干部，从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延安的俄文学校人员全部编为干部团的一个队。干部团共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三个中队，共1000多名干部。为保证干部的安全，从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各抽调一个步兵团组成东北支队，掩护中央干部团一起进入东北。
父亲说;“原先，中央是决定我和黄永胜带部队去开辟豫西根据地（即陕西与河南交界处），毛主席也找我们作了具体部署，正式下了命令。七大后，已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我们立即开赴东北。”
中央任命黄永胜为东北支队司令员，张秀山为东北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朱子休为副参谋长，刘芝明为政治主任，钟光殿为供给部长。工作人员有赵德尊、杨杰英等同志。东北支队司令部也是干部团的团部，主要工作是管干部团的几个大队和东北支队。干部团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张秀山任组长，赵德尊任组织委员，杨英杰任宣传委员，李寿轩、兰桥任军事委员等。同时，还有一个朝鲜干部团也和中央干部团一起走，路上互相联系，但是不归中央干部团管。
同时，中央决定，此次去东北的干部一律不许带家属。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怎样进入东北，怕人多累赘，所以干部团人员比较精干。
在队伍组织好还没有出发前，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了。刘少奇找张秀山、黄永胜、刘芝明等同志谈话。他说：“主席去重庆前，已经决定你们改去东北，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同你们讲一讲。现在中苏条约公布了，苏联要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接收了东北，我们也要争取东北。你们去了东北，要派一些干部去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去组织工会，搞工人运动。但是，也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也要派干部做地下工作，这是从最坏的情况作出的估计，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刘少奇一再强调要干部团想办法一定要进到东北，他说：“怎样进入东北，中央将随时给你们去电报。”
从延安出发前，中央考虑干部团经费有问题，给了50两黄金在路上使用。但是干部团一路经过晋西北、晋察冀老根据地，50两黄金就没有用上，由钟光殿一直保存带到东北。
1945年9月2日，中央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彭真等同志和中央机关、中央党校的干部都来送行。延安群众热情地为干部送上红枣和鸡蛋。当干部团走到绥德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又补充了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个大队400多人，这样干部团就有四个大队。
经过十多天行军，到达晋西北时，在兴县下川晋绥分局，由林枫带领的晋西北的200多名干部也編入干部团。干部团领导成员增加了林枫，干部达到1600多人。
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军委发给张秀山和黄永胜各一份印在白布上的军用地图，供干部团行军途中使用。这份地图于20世纪90年代由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三、中央干部团分别进入东北
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时，由于条件所限，团以下干部没有马匹，每个小队配两头牲口驮行李，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开始时每天行军70—80里，很快增加到100多里，有时还急行军200多里。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要随时应对敌人的阻截和袭击。进入10月，秋雨连绵，路上满是泥泞。同志们的衣服湿透了，又冷又疲劳，行军更加困难，都很想住下休息。但是，干部团不断接到中央的电报，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沈阳。干部团和东北支队的同志们以顽强的毅力，加快行军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