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
　　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徐先生1895年诞生，殁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30年50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30年50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
　　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
　　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他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全天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的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
　　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的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就像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一一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
　　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一一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
　　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账；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账；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账；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账；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账一一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做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这是我们应当深思的问题。
　　摘自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