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研究者，一直把丁文江、胡适等人认定为高度西方化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置身于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特定历史情境当中，在超科学超现实的形而上维度所信守的，一直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家国情怀。应该说，在丁文江、胡适身上，形而下的科学精神、自由思想和形而上的人生信仰、家国情怀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一、丁文江早年的蚂蚁宗教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泰兴县。1902年，16岁的丁文江到日本自费留学。1904年3月，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人听信吴稚晖的劝说，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三个人乘坐火车赶到爱丁堡时，发现吴稚晖所说在英国留学一年只需要600元，指的只是食宿费用，读书穿衣的费用并没有计算在内。
　　侥幸的是，丁文江、李祖鸿在爱丁堡偶遇曾经在山西传教的约翰·斯密勒医生，他们在约翰·斯密勒医生的热心安排下，到英国东部小镇司堡尔丁就读乡镇中学。丁文江从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在剑桥大学只读了半年时间，因为学费昂贵而被迫辍学。
　　1908年，丁文江进入学费相对低廉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911年4月，25岁的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位。同年9月，丁文江到北京参加学部专門为各国游学毕业生安排的科举考试，与章鸿钊等人一起获得格致科进士。
　　1912年，丁文江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的聘请，担任化学及西洋史课程，并尝试开办生物、地理课程。同年11月20日，丁文江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编写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本《动物学》教科书。
　　1913年2月，丁文江来到北京，就任工商部矿政司的叙五等佥事、地质科科长。他在同乡前辈张轶欧、刘厚生、张謇的支持下，先后创办地质研究班和地质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地质学专家，并且初步调查了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
　　1914年，封面写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理科学士丁文江编、中学校师范学校用民国新教科书”的《动物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丁文江在这本通俗教科书中写道：“既以蚁论之，蚁群之中，有后蚁、雄蚁、工蚁、兵蚁，各有专职，不稍混杂，而其体质之构造，寿命之修短，亦都与其所司之业相宜。分劳则无废事，合力则能拒敌，宜乎蚁之生殖繁多，而占优胜之地位也。”
　　丁文江所说的“优胜”，指的是蚂蚁种群在保种保命、生殖繁多的生存层面上，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胜。他从蚂蚁群体所推演出来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超科学的天演结论：
　　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参考蚁节），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其自私自利之心，与其聪明才力相表里。智力日进，则天性日薄，必将牺牲全种万世之利益，以供个体一时之逸乐，而其所以自豪者转足以自害矣。救其智力之流弊，补其天性之缺点，而宗教生焉。……然则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
　　像蚂蚁那样的低级动物，是不是具备形而上的“全种万世”的所谓“天性”，应该说是很难断论的。但是，人的天性里面确实有这样一种本能驱动，就是用一种形而上的高光绝对的东西，来支撑、照亮、引领、提升自己。这种东西，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当中叫绝对理念;在神道设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叫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在丁文江及胡适的话语体系里，叫“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最高的宗教”、“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和“爱国苦心”。这种“全种万世”的民族主义哲学理念、人生信仰，和中国特色的爱国救亡公忠报国的家国情怀，是照亮贯通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翁文灏等人的学术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一条高光红线。
　　二、“全种万世”的科学与玄学
　　1923 年2月14日，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学校，给即将赴美的留学生演讲“人生观”。张君劢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张君劢的演讲稿《人生观》在《清华周刊》刊载后，惹恼了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丁文江奋笔写作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