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的宠臣贾充，早在曹魏时期，便是司马炎之父司马昭的心腹，曾经果断地帮司马昭除去了当时魏国的最高领导——魏帝高贵乡公曹髦，为司马氏日后夺取政权立下了大功。司马炎成为司马昭的太子，贾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司马炎即位后，贾充更加受宠，高居宰相之位，而且成为司马炎的儿女亲家。
　　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为人巧谄，朝野恶之”——用后人的话来说，简直是全国干部群众的公敌了。侍中裴楷曾经对司马炎说：“陛下之所以比不上尧、舜，就是因为朝廷中还有贾充之徒。”这话说得够严重了，然而，司马炎是个能听批评之言但坚决不改正的君主，说了也是白说。
　　有意思的是，贾充坏事做绝，到了晚年却有一桩心病。《资治通鉴》第八十一卷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鲁公贾充年迈病重，晋武帝派皇太子去看望他。贾充对自己死后的谥号以及修史者对他的记载很是忧虑，他的侄子贾模说：“是非之事日久自见，是无法掩盖的。”不久，贾充死了，有关部门商议给他定谥号之事，博士秦秀认为贾充违反礼法，沉迷私情，开了朝廷败坏变乱的根源，按照谥法规定，应当封谥号为“荒公”。可惜这个建议没有获得司马炎的批准，司马炎为了关照这个亲家公，抛弃“原则”，将贾充的谥号更改为“武”。
　　贾充的“后顾之忧”，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这就需要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谥号制度。谥号始于西周，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较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相当于盖棺定论)。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即“行出于己，名出于人”)。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新即位的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则是朝廷赐予的。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表扬、批评、同情三类。从“理论”上来说，获谥者无法控制后人对自己谥号的评定。事实上，早期人们执行谥法还是较严格的，甚至连皇帝也左右不了，据说，曹操就很想自己的谥号为“文”，可是后人偏偏不买账，让他做了“武帝”，倒是他儿子曹丕成了“文帝”。贾充的担心，正是由于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控制“谥号”，生怕“遗臭万年”。
　　还好，连贾充这样的人都在乎身后事，对“舆论”有所畏惧，可见，世上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把“脸皮”看得无比高贵的，否则，这个世界岂不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