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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雇主各种各样的侵害: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休息休假权利被剥夺、社会保险没有保障等等。之所以受到以上的侵害,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缺失。因为劳动合同的缺失不仅使农民工和雇主的劳动关系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且使法律赋予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订立完善的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维权十分必要。
据程保平对我国外来农民工较为集中的沿海地区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其中有42.44%的农民工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而在已经签订合同的农民工中,只有18.65%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什么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会如此低呢?本文以此问题为切入点,首先分析农民工与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各自的需求与利益,依照这个逻辑,对他们不签订合同的原因从制度经济学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劳资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雇主合谋三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形成雇主和农民工之间非合作博弈,从而导致双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
二、雇主与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各自需求
(一)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
对于雇主来说,它们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主要是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雇主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显然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程度的劳动使用权,而不签合同对他们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为什么不签合同对雇主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呢?这是因为劳动合同具有保护雇员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给予雇员相关的经济补偿等条款,这大大阻碍了雇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的实现。
此外,“追求比较收益”的需求也使得雇主倾向于不与农民工签订合同。雇主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下,若其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所造成的罚款成本、经济赔偿等小于与农民工签订后劳动合同所增加的社会保险费用等时,他们便有了冒险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动机与行动。同时,我国司法机关在执法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漏洞,更减少了雇主们的冒险风险系数。综上分析,在比较收益的诱惑下,雇主们便以身试法。
(二)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
虽然雇主有不想签劳动合同的需求与动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如果雇主不签的话农民工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有些农民工从主观上来说也不愿意签订,这是因为于他们自身职业技术水平低,行为习惯散漫,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担心雇主用合同严格进行要求,所以不敢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为了“逃避解雇风险”的需求。
“追求短期利益”的需求也是造成一部分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之一,李萌认为无长期定居城市的预期降低了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维护自己权益的热情。本文进一步分析,这是因为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打算的农民工,对周围的关系倾向于短期行为,他们大多只考虑工资而对劳动合同、劳动权利不怎么在意,甚至有的农民工不愿意为签订劳动合同付费。如果他们是以在城市定居为目标的,就会十分重视与所在社区居民的关系、与所在单位的关系、与居民组织的关系,从而会通过签订稳定的劳动合同来稳定自己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
三、雇主和农民工不签合同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上节从雇主和农民工各自的需求出发,分析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原因,本节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有关雇主与农民工不签订合同的制度方面的原因,已为一些专家学者所认识和研究。杜书云等认为利益的异化、组织权力分布失衡、契约不完备和保护弱化导致农民工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不签劳动合同是农民工选择对自己最优战略的一种妥协。雷佑新等则是基于农民工二重性的视角,认为农民工亦工亦农的二重性的角色,既缺乏工人的行为意识,又不像纯粹农民一样受国家的保护,导致在劳动合同签订上处于劣势地位。下面我们主要从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信息不对称性和共谋博弈三个方面进行理论解释。
从经济结构来分析,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导致农民工市场形成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这是因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原有的户籍制度体系仍然生效,这使得当前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既不能取得城市人的身份,更无法获得社会制度赋予城市人的种种就业和福利待遇,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二重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重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造成其市场均衡价格下降,最终,农民工“买方市场”形成。在这种市场情形下,农民工担心雇主拒绝聘用自己,大多不敢主动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小部分提出类似愿望的农民工,在遭到拒绝后也就不敢坚持。
从信息不对称性方面来分析,农民工与雇主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雇主占有劳动工种、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条件的信息优势,而农民工则由于并不清楚所要投聘的工种岗位的确切内容,处于掌握有关劳动内容与劳动条件的信息劣势。这种不对称使得农民工一开始寻找工作就面临着成功率低、找工成本高的问题,于是农民工便寻求另一种低成本的非市场化的找工方式。刘福成所做的调查中,老乡、亲戚、朋友和家庭成员的介绍或帮助在农民工第一次外出求职获得成功中的作用占到72.20%,这样一种靠熟人介绍的找工方式,不利于农民工法律知识提高,导致目前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契约意识,制约了劳动合同的签订。
从共谋博弈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雇主合谋。它所指的是每一雇主在其与农民工事实上签订的雇佣工资支付契约中含有谈判地位不对称、“裸体工资”和拖欠支付三大侵权条款。以建筑市场为例,现行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向雇主提供了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有利可图的“共同知识”,导致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雇主在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问题上达成合谋条款。由于这些条款是严格遵循现行产权制度达成并与现行产权制度保持高度一致的,是得到国家强制保障及实施的,因而农民工工资纠纷案的发生恰恰是国家强制实施的成功,而不是强制实施的失败。
正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劳资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雇主合谋三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形成雇主和农民工之间非合作博弈,从而导致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项目(KT03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研究项目(08E-08)〕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雇主各种各样的侵害: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休息休假权利被剥夺、社会保险没有保障等等。之所以受到以上的侵害,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缺失。因为劳动合同的缺失不仅使农民工和雇主的劳动关系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且使法律赋予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订立完善的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维权十分必要。
据程保平对我国外来农民工较为集中的沿海地区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其中有42.44%的农民工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而在已经签订合同的农民工中,只有18.65%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什么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会如此低呢?本文以此问题为切入点,首先分析农民工与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各自的需求与利益,依照这个逻辑,对他们不签订合同的原因从制度经济学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劳资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雇主合谋三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形成雇主和农民工之间非合作博弈,从而导致双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
二、雇主与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各自需求
(一)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
对于雇主来说,它们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主要是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雇主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显然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程度的劳动使用权,而不签合同对他们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为什么不签合同对雇主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呢?这是因为劳动合同具有保护雇员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给予雇员相关的经济补偿等条款,这大大阻碍了雇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的实现。
此外,“追求比较收益”的需求也使得雇主倾向于不与农民工签订合同。雇主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下,若其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所造成的罚款成本、经济赔偿等小于与农民工签订后劳动合同所增加的社会保险费用等时,他们便有了冒险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动机与行动。同时,我国司法机关在执法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漏洞,更减少了雇主们的冒险风险系数。综上分析,在比较收益的诱惑下,雇主们便以身试法。
(二)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需求
虽然雇主有不想签劳动合同的需求与动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如果雇主不签的话农民工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有些农民工从主观上来说也不愿意签订,这是因为于他们自身职业技术水平低,行为习惯散漫,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担心雇主用合同严格进行要求,所以不敢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为了“逃避解雇风险”的需求。
“追求短期利益”的需求也是造成一部分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之一,李萌认为无长期定居城市的预期降低了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维护自己权益的热情。本文进一步分析,这是因为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打算的农民工,对周围的关系倾向于短期行为,他们大多只考虑工资而对劳动合同、劳动权利不怎么在意,甚至有的农民工不愿意为签订劳动合同付费。如果他们是以在城市定居为目标的,就会十分重视与所在社区居民的关系、与所在单位的关系、与居民组织的关系,从而会通过签订稳定的劳动合同来稳定自己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
三、雇主和农民工不签合同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上节从雇主和农民工各自的需求出发,分析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原因,本节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有关雇主与农民工不签订合同的制度方面的原因,已为一些专家学者所认识和研究。杜书云等认为利益的异化、组织权力分布失衡、契约不完备和保护弱化导致农民工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不签劳动合同是农民工选择对自己最优战略的一种妥协。雷佑新等则是基于农民工二重性的视角,认为农民工亦工亦农的二重性的角色,既缺乏工人的行为意识,又不像纯粹农民一样受国家的保护,导致在劳动合同签订上处于劣势地位。下面我们主要从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信息不对称性和共谋博弈三个方面进行理论解释。
从经济结构来分析,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导致农民工市场形成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这是因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原有的户籍制度体系仍然生效,这使得当前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既不能取得城市人的身份,更无法获得社会制度赋予城市人的种种就业和福利待遇,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二重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重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造成其市场均衡价格下降,最终,农民工“买方市场”形成。在这种市场情形下,农民工担心雇主拒绝聘用自己,大多不敢主动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小部分提出类似愿望的农民工,在遭到拒绝后也就不敢坚持。
从信息不对称性方面来分析,农民工与雇主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雇主占有劳动工种、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条件的信息优势,而农民工则由于并不清楚所要投聘的工种岗位的确切内容,处于掌握有关劳动内容与劳动条件的信息劣势。这种不对称使得农民工一开始寻找工作就面临着成功率低、找工成本高的问题,于是农民工便寻求另一种低成本的非市场化的找工方式。刘福成所做的调查中,老乡、亲戚、朋友和家庭成员的介绍或帮助在农民工第一次外出求职获得成功中的作用占到72.20%,这样一种靠熟人介绍的找工方式,不利于农民工法律知识提高,导致目前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契约意识,制约了劳动合同的签订。
从共谋博弈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雇主合谋。它所指的是每一雇主在其与农民工事实上签订的雇佣工资支付契约中含有谈判地位不对称、“裸体工资”和拖欠支付三大侵权条款。以建筑市场为例,现行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向雇主提供了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有利可图的“共同知识”,导致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雇主在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问题上达成合谋条款。由于这些条款是严格遵循现行产权制度达成并与现行产权制度保持高度一致的,是得到国家强制保障及实施的,因而农民工工资纠纷案的发生恰恰是国家强制实施的成功,而不是强制实施的失败。
正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劳资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雇主合谋三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形成雇主和农民工之间非合作博弈,从而导致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结果。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项目(KT03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研究项目(08E-08)〕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