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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杨尚昆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湖南人，一位重庆人，刘少奇比杨尚昆大9岁。两人在革命生涯中建立起良好的革命友谊。本文撷取他们交往的几件往事，略述如下。
初识于莫斯科
1930年6月，刘少奇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率团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哈尔滨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陈郁、梁广、蔡树藩、马辉之、杨汉生、戴重远等20余人。7月，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住在柳克斯公寓。
当时，杨尚昆23岁，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该研究所是当时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提供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文件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告。1930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后，研究所并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杨尚昆自1926年11月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俄语已经熟练掌握，因此被派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担任翻译。在此之前，刘少奇与杨尚昆两人并不相识。杨尚昆担任代表团翻译后，才开始与刘少奇交往。这是他们成为革命战友的起点。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于8月15日至27日，参会的是全世界的工人代表团成员。但是会议不发材料，也没有同声传译，多数外国参会代表都听不懂会议内容。因此杨尚昆称这次会议是“凑热闹”。
会上，刘少奇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于是留下来工作。此后，每周的例会，杨尚昆作为翻译都陪同刘少奇出席。但是在担任职工国际执委的这段时间，刘少奇与职工国际领导的意见相左，因此很不受欢迎，只干了半年时间便返回国内。杨尚昆也于1931年元旦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据杨尚昆回忆，在职工国际工作之初，刘少奇与职工国际主要领导人在两大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一是工运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指被资本家收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刘少奇从中国实际情况以及自己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出发，对此表示不赞同。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主张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而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每逢革命纪念日，党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使工人力量经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他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飞行集会”和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刘少奇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为此他专门写过文章，由杨尚昆等人译成俄文，准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也未被采用。针对职工国际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决议案，刘少奇另外起草了一个修正案，提交会议讨论。因而彻底惹恼了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他指责刘少奇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同职工国际闹对立。二是工作作风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对一些小国如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团，执委会不为他们翻译，甚至不准他们带翻译人员，因而遭到这些小国代表团的非议。然而这引起了洛佐夫斯基等领导的极大不满，指责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本国工人阶级赋予的使命。刘少奇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很是反感，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由于刘少奇的以上这些行为惹恼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主要领导，因此回国时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苏联半年的时间里，杨尚昆对刘少奇实事求是、敢想敢干的性格很是钦佩，刘少奇也对这位比自己小9岁的翻译保持了良好印象。这也奠定了两人在此后30余年亲密合作的基础。
携手为长征筹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和杨尚昆也随中央红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并在长征中为保障红军的基本粮食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省小金县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举行会师大会。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而当时川西北地区的总人口是20多万。因此，吃饭问题成为当时红军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正如萧锋在《长征日记》 中所说的：“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
7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为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杨尚昆、曾传六担任副主任。这一时期，刘少奇已经回到中央工作（中央驻地在则格）；杨尚昆随红三军团驻扎在黑水芦花的寨子；曾传六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驻地在毛儿盖。按照驻地的不同，杨尚昆负责红一方面军的筹粮工作，曾传六则负责红四方面军的筹粮。
筹粮委员会组建完成后，刘少奇找来杨尚昆、曾传六，探讨筹粮的具体实施问题。他们针对当地情况，制订了筹粮政策，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在藏族同胞帮助下筹粮。他们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并对当地上层人士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刘少奇、杨尚昆等的带领下，红军指战员的筹粮热情很高，但是当地居民较少，而且有些藏民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了起来，甚至暂时迁往别处。地里的青稞也是刚开始变黄，只可以勉强食用。因此收效甚微。于是，刘少奇与杨尚昆商量應对之策。他们认为，筹粮是关系全党、全军存亡的大事，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他们根据筹粮中的实际困难，制定了一些变通政策：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筹不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收割已经成熟的青稞；二、收割青稞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收割普通藏民的；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青稞，必须支付粮款，无钱用于支付的，必须把所收粮食的数量，收割的原因等，用毛笔等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待藏民回来可以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款。
在刘少奇与杨尚昆的通力合作下，筹粮工作进展顺利，为保存红军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事北方局
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5月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杨尚昆也率领红军代表团参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10日，刘少奇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和杨尚昆、彭真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6日，刘少奇与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等由延安途经西安于28日秘密抵达太原。由于原北方局书记高文华调往南方工作，而北方局的领导机关在卢沟桥事变后没能及时从北平撤出，因而需要重新组建。
7月下旬，杨尚昆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云阳镇（陕西咸阳）出发，赴华北前线。中央和北方局最初给他安排的任务是转赴平津前线转移干部，但由于敌机轰炸，交通中断，未能成行。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杨尚昆：“即去太原与刘少奇建立领导机关。”
8月初，刘少奇在太原重新组建了新的北方局领导机关，机关驻在太原成成中学。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8月上旬，杨尚昆抵达太原。这样，刘少奇正式以华北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承担起领导华北抗日斗争的重任。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2月下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华北形势日益危急。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北方局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工作该如何开展？当时，华北地区的对日作战以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为主，但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游击战将在华北地区的抗战中承担重要作用，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将主要体现于游击战中。他分析认为，华北势必要沦陷于敌手，因而要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八路军等武装力量。并指出，我们党要尽早准备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有可以用山西地方势力派阎锡山的名义开展工作，在情况紧急的条件下，也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杨尚昆从实际出发，坚定地支持了刘少奇。他认为：“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是发展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他协助刘少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除领导山西党组织和牺盟会的党团工作外，還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北方局党校，为抗日战争培训领导骨干。
正是由于刘少奇、杨尚昆等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使得北方局的各级组织在华北广大农村迅速站稳了脚。到1937年底，在北方局的大力协助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战略支点，敌后战场初具规模。
刘少奇、杨尚昆的工作也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1938年9月，刘少奇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肩负起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杨尚昆则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
（责编 五一）
初识于莫斯科
1930年6月，刘少奇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率团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哈尔滨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陈郁、梁广、蔡树藩、马辉之、杨汉生、戴重远等20余人。7月，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住在柳克斯公寓。
当时，杨尚昆23岁，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该研究所是当时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提供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文件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告。1930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后，研究所并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杨尚昆自1926年11月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俄语已经熟练掌握，因此被派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担任翻译。在此之前，刘少奇与杨尚昆两人并不相识。杨尚昆担任代表团翻译后，才开始与刘少奇交往。这是他们成为革命战友的起点。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于8月15日至27日，参会的是全世界的工人代表团成员。但是会议不发材料，也没有同声传译，多数外国参会代表都听不懂会议内容。因此杨尚昆称这次会议是“凑热闹”。
会上，刘少奇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于是留下来工作。此后，每周的例会，杨尚昆作为翻译都陪同刘少奇出席。但是在担任职工国际执委的这段时间，刘少奇与职工国际领导的意见相左，因此很不受欢迎，只干了半年时间便返回国内。杨尚昆也于1931年元旦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据杨尚昆回忆，在职工国际工作之初，刘少奇与职工国际主要领导人在两大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一是工运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指被资本家收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刘少奇从中国实际情况以及自己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出发，对此表示不赞同。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主张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而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每逢革命纪念日，党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使工人力量经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他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飞行集会”和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刘少奇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为此他专门写过文章，由杨尚昆等人译成俄文，准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也未被采用。针对职工国际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决议案，刘少奇另外起草了一个修正案，提交会议讨论。因而彻底惹恼了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他指责刘少奇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同职工国际闹对立。二是工作作风问题。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对一些小国如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团，执委会不为他们翻译，甚至不准他们带翻译人员，因而遭到这些小国代表团的非议。然而这引起了洛佐夫斯基等领导的极大不满，指责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本国工人阶级赋予的使命。刘少奇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很是反感，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由于刘少奇的以上这些行为惹恼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主要领导，因此回国时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苏联半年的时间里，杨尚昆对刘少奇实事求是、敢想敢干的性格很是钦佩，刘少奇也对这位比自己小9岁的翻译保持了良好印象。这也奠定了两人在此后30余年亲密合作的基础。
携手为长征筹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和杨尚昆也随中央红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并在长征中为保障红军的基本粮食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省小金县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举行会师大会。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而当时川西北地区的总人口是20多万。因此，吃饭问题成为当时红军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正如萧锋在《长征日记》 中所说的：“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
7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为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杨尚昆、曾传六担任副主任。这一时期，刘少奇已经回到中央工作（中央驻地在则格）；杨尚昆随红三军团驻扎在黑水芦花的寨子；曾传六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驻地在毛儿盖。按照驻地的不同，杨尚昆负责红一方面军的筹粮工作，曾传六则负责红四方面军的筹粮。
筹粮委员会组建完成后，刘少奇找来杨尚昆、曾传六，探讨筹粮的具体实施问题。他们针对当地情况，制订了筹粮政策，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在藏族同胞帮助下筹粮。他们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并对当地上层人士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刘少奇、杨尚昆等的带领下，红军指战员的筹粮热情很高，但是当地居民较少，而且有些藏民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了起来，甚至暂时迁往别处。地里的青稞也是刚开始变黄，只可以勉强食用。因此收效甚微。于是，刘少奇与杨尚昆商量應对之策。他们认为，筹粮是关系全党、全军存亡的大事，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他们根据筹粮中的实际困难，制定了一些变通政策：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筹不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收割已经成熟的青稞；二、收割青稞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收割普通藏民的；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青稞，必须支付粮款，无钱用于支付的，必须把所收粮食的数量，收割的原因等，用毛笔等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待藏民回来可以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款。
在刘少奇与杨尚昆的通力合作下，筹粮工作进展顺利，为保存红军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事北方局
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5月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杨尚昆也率领红军代表团参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10日，刘少奇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和杨尚昆、彭真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6日，刘少奇与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等由延安途经西安于28日秘密抵达太原。由于原北方局书记高文华调往南方工作，而北方局的领导机关在卢沟桥事变后没能及时从北平撤出，因而需要重新组建。
7月下旬，杨尚昆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云阳镇（陕西咸阳）出发，赴华北前线。中央和北方局最初给他安排的任务是转赴平津前线转移干部，但由于敌机轰炸，交通中断，未能成行。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杨尚昆：“即去太原与刘少奇建立领导机关。”
8月初，刘少奇在太原重新组建了新的北方局领导机关，机关驻在太原成成中学。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8月上旬，杨尚昆抵达太原。这样，刘少奇正式以华北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承担起领导华北抗日斗争的重任。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2月下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华北形势日益危急。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北方局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工作该如何开展？当时，华北地区的对日作战以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为主，但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游击战将在华北地区的抗战中承担重要作用，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将主要体现于游击战中。他分析认为，华北势必要沦陷于敌手，因而要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八路军等武装力量。并指出，我们党要尽早准备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有可以用山西地方势力派阎锡山的名义开展工作，在情况紧急的条件下，也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杨尚昆从实际出发，坚定地支持了刘少奇。他认为：“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是发展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他协助刘少奇大刀阔斧开展工作，除领导山西党组织和牺盟会的党团工作外，還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北方局党校，为抗日战争培训领导骨干。
正是由于刘少奇、杨尚昆等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使得北方局的各级组织在华北广大农村迅速站稳了脚。到1937年底，在北方局的大力协助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战略支点，敌后战场初具规模。
刘少奇、杨尚昆的工作也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1938年9月，刘少奇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肩负起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杨尚昆则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