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汪晖先生在上文所指出，疏理关键词，把词汇的分析同对文化的分析密切相联系，“这种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适用我们的当下的工作”。这里，在“词语疏理”的名目下，邀请一些专家，就西方文化近年发展中的一些关键词，作一些初步的整理。眼下所作，自然只是说明起源、发展，难求完备，希望以后逐步深入，也希望范围逐步扩大。社会转型，走向现代社会的“巴比塔”正在出现；问题之解决，当赖于现代的“上帝”——一切有心于此的作者和读者们。
　　
　　——编者
　　Hegemony(霸权／领导权)
　　
　　英语hegemony一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形式是egemon，egemonia。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hegemony的本义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统治者，但在传统上这个词主要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霸”的概念有些类似，都含有以实力迫使别国臣服的意思。所以，hegemony在中文里通常被译为“霸权”。例如人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文化霸权，在当代世界语境中，系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强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
　　不过，hegemony作为当代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有着颇为不同且远为复杂的涵义，而这是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著作的中文翻译者和研究者们将hegemony译为“领导权”，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葛兰西的使用中这个词已基本上失去其传统的“霸”的意味。文化霸权和文化领导权都表示某种统治关系，都试图将某种特殊的(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意识形态转换成普遍有效的价值观。所不同者，领导权的运作排除了暴力的和强制性的措施，它是通过社会中大多数人自愿的认可赞同(consent)而实现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倒是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王”，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可以说，领导权比霸权更深入地触及到社会结构与文化生产的复杂隐秘的机制。
　　领导权概念的提出，旨在探寻一条适合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葛兰西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和市民社会(civi1society)两类。前者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律等国家机器构成，后者包括教会、行会、社区、学校等不受国家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体制。如果说国家机器代表前沿阵地，市民社会就代表防御纵深。市民社会越发达，国家就越稳定。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一举成功，在于俄国社会主要是政治社会，其市民社会尚处于非常原始低下的水平，故一旦夺取国家政治即可导致整个社会的剧变。相反，相比较而言，资产阶级在西欧国家的统治要稳固得多，因为在这里已经发展了高度发达和结构复杂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而且通过市民社会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确立了自身在“道德和哲学上的领导地位”。社会中的大多数居民不仅通过选举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相信资产阶级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唯一正常的(normal)和自然的(natural)方式。这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褊狭的表述，而是成为得到普遍认同的普遍价值和人类文明。无产阶级面对的不单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有持敌对态度的“广大群众”。葛兰西指出，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领导权，暴力革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以一种不同的领导权取而代之。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采取运动战即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而应采取葛兰西所谓的阵地战(Warofposition)，即在市民社会层面上逐步夺取文化领导权，从内部或从底部颠覆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这无疑是一次“漫长的革命”，一次细致疏理语言，常识，迷信和感知方式的革命。
　　此外，葛兰西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阐述领导权概念的，也就是说，他淡化了hegemony一词原有的国际关系的意义，转而阐发一个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葛兰西确实提到过“西方文化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可惜没有充分展开。这是一个同西方文化霸权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的问题，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更难以对付的问题。例如，葛兰西指出，日本不仅对于欧洲来说，而且对于日本人本身来说，都是远东。在这里，西方文化的领导权，正如在西方社会内部一样，不是凭借暴力强制实现的。总之，这个问题尚有待于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
　　领导权概念突出地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从而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提出挑战，这是它在当代西方左派学术界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具有一种历史主动性的品格。在经历了结构—后结构主义洗礼之后，当代学者很难认同葛兰西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已无法满足于不动声色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领导权概念既能提供一种能动的斗争策略，又不必脱离文化研究的领地，故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被冠以花色多样的美名：“一种替代的共产主义”，“一种新政治的基石”，“一种激进民主的策略”，“后自由主义民主”，等等。
　　
　　Communication(交往)
　　
　　“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n／kommunikacija)”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catio／communicare”，本意比较简单，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于口语，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该词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使之上升为概念和范畴，逐渐成为一个显词。一个多世纪以来，“交往”概念播散到了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有关“交往”的研究更是诸多学科的必然课题，并形成了独特的“交往理论”、“交往学”，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甚至还发展成为“交往理性”。
　　“交往”在西文中近意词有“互动”(Interaction／Interaktion)、“交通”(traffic／Verkehr)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早提出“交往”概念时，使用的就是“Verkehr”。但是，他们是在极其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从而使之涵括了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大大突破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Verkehr”的内涵。所以，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主义乃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这提法，既有其内在理论逻辑在，但也不排除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共产主义”(Commu-nism／Kommunismus)与“交往”二词之间在词源上的亲和性，即前缀“Co”。
　　由这种亲和性不难发现，“交往”强调的不是“相互”，而是“共同”，旨在通过使用符号(包括前符号、符号和元符号)，来协调大家的行为和举止，以求得沟通和共识。这里有三种不良倾向应予防止，即信息论的还原(把交往看成是简单的信息交流)，互动性(主体间性)的还原(把交往归结为互动)，以及排斥认知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把“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n／Kommunikacija”译成“交往”比较能反映其历史内涵和当下意义。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来看，哲学和科学全面从事交往研究滥觞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征服了“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和文化之后(从皮尔斯和索绪尔直到莫里斯)，以及苏联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巴赫金直到罗里亚)。但是，直到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交往”概念才全面形成，交往研究才完全走向思想上的公共化，政治上的国际化和学术上的科际整合化。
　　追溯科学史和哲学史，交往研究主要有三种路线，即自然科学—进化论的研究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以及转向语言实用主义的意识哲学、自我意识哲学甚至精神哲学的研究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这三种路线都是对黑格尔所提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问题的回应，或者说，是对传统的主一客体关系的解释。
　　自然科学—进化论的研究传统着重探讨生物交往现象，以及这种交往与社会交往之间的区别。该传统“基于这种或那种意识或自我意识”，来追问其解释原则，但又不回避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这种解释原则对待“交往”的确有机械主义和物理主义之嫌。不过，扬弃自然科学中这种传统的还原论，目前已经日趋明显。
　　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一种普遍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用以克服纯主观性的唯心主义交往观和纯客观性的还原主义交往观。在这一理论中，交往问题与交往形式问题是同一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因此，交往与生产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如此，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亦然。
　　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具有特殊性，这是由其特殊中介所决定的。依照他们的看法，研究社会交往旨在揭示被他们界定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的所有那些中介环节。其中，专家文化的交往形式，诸如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伦理学，一句话，语言及语用的地位比较特殊。
　　最后，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理解成“交往形式自身的生产”，并且认为，交往手段的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交往观中的中介问题后来被巴赫金小组和以维果斯基为代表的苏联社会文化学派加以阐述和发挥。巴赫金认为，“交往”是任何存在的基本方式，“交往”的具体表现就是对话，对话是“已在”与“未在”之间的不断转换。维果斯基他们则致力于研究思维(认知)如何成为语言，及通过使用符号而进行的社会交往即语言，又是如何成为话语性思维的。至此，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已经随着语言学转向而被彻底的本体化。
　　意识哲学的研究传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实证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一传统一开始便把自己与经典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划清界限。因而，有关“交往”的研究则主要围绕着克服客观主义(即古典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和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克服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而展开的，形成了五彩缤纷的交往观，有符号学的(皮尔斯)、语言学的(索绪尔)、符号—互动论的(米德)、对话主义的(布伯)、哲学人类学的(普莱斯纳)、存在主义的(雅斯贝尔斯)、解释学的(伽达默尔)、先验实用主义的(阿佩尔)等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即意识哲学的研究传统之间始终进行着深入的“交往”，这恐怕是“交往”范畴席卷一切的最好佐证。哈贝马斯有关“交往”的综合性尝试，即其“交往行为理论”即是其集中反映。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有关“交往”的最重要的理论综合尝试。在该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出并阐明了以交往为取向的理性观。换言之，他一方面希望用“交往范式”取代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另一方面指望用“交往理性”代替意识哲学以主体为取向的传统理性，从而实现双重超越。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交往理性要求主体以语言为中介，进入互动状态。其中实际操作的应是交往行为，才能保证主体平等参与。关于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指出，它“是这样构局的：种种理解行为把不同参与者的行为计划联结起来。……理解过程以一种意见一致为目标，这种一致依于以合理推动的对一种意见内容表示同意。意见一致不能强加于另一方，不能通过处置加于对方；明白可见地通过外在干预产生的东西，不能算作达于意见一致。意见一致是基于共同的信念。这些信念的产生可以按照对一种建言表态的模式来分析。只有当对方接受其中包含的提议，一个人的语言行为才达到成功”。
　　继哈贝马斯之后，“交往”研究之风更是势不可挡，最有发展前景的当是社会学和诗学两个领域。社会学探讨“交往”其来有自。诗学接触“交往”虽不陌生，但也绝未深入，建设“交往诗学”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