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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张家口丰富的红色资源吸引着各地的学习参观者，也激励着张垣大地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我们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地见效，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张家口，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京绥铁路工人共产党小组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城以北、察哈尔和绥远一带建立最早的基层党组织，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的马宝玉、董存瑞等烈士都是张家口人，平北抗日根据地等红色资源都是张家口革命历程的见证……作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张家口市档案馆，保存了大量张家口革命活动的红色记忆。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就是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党史与档案密不可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价值更是不可小觑。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讲好档案中的党史故事，让人们从红色珍档中汲取养分、获得启迪、重温初心、振奋精神。
《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多处提到张家口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其中在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前四章中就有四处以上跟张家口有关，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七章内容中也有一处跟张家口有关的历史事件。
一、《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一节中提到：“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还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张家口”这三个字，但事实上是在张家口发生的事件。史料记载的事实是：
1925年1月，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率部驻扎张家口，由于冯玉祥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革命事业借机发展的大好形势。李大钊与爱国将领冯玉祥曾有过多次会晤。在冯玉祥转向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曾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
1925年2月底的一天，李大钊首次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在会谈中争取冯转向革命，并讨论了提请苏联政府给予国民军军事援助的事宜。通过李大钊介绍并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接触，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仅得到了苏联无偿援助的一大批武器，而且苏联政府还派遣了苏联顾问和军事教官。
之后，李大钊又数次来到张家口与冯玉祥进行会晤，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帮助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影响下，冯玉祥明显地转向革命。李大钊先后派宣侠父、陶新畲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冯部工作。面对大批爱国学生涌向张家口的情况，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在国民军组建了陆军干部学校并派军事干部去苏联学习。在陆军干部学校学习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张家口期间，经常和工作人员谈心，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情况，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们不断提高反帝反封觉悟。后来李大钊派到冯玉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达300余名。
1925年10月底，李大钊最后一次到张家口并在宝善街75号工人俱乐部（现宝善街小学）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农工兵大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和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性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的合作关系》等决议，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察、绥、张垣（即张家口）市、归绥（现呼和浩特）市等6大党部。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张家口革命史上的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冯李二人的情感：在出席“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期间的一个晚上，馮玉祥将军听说李大钊到了张家口，便派人请李大钊到督办署商谈事情，可派的人找遍了张家口的大小旅店，也没有找到李大钊，最后在宝善街工人宿舍里面找到了，他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只铺些干草的地上。通过这件事，冯玉祥被李大钊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感动，并对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深感遗憾。他对部下赞誉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而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事业能有不成功者？！”
二、《简史》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之“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一节中提到：“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史料记载的事实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南京多方奔走，呼吁抗战。10月，冯玉祥到张家口，开始直接筹划组建抗日武装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积极协助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为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斗争，中共北方局先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张家口开展工作，并发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工人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短短的时间内，抗日同盟军已拥有十万之众。抗日同盟军以收复失地为民族大任，6月21日，抗日同盟军挥师北征。到7月12日，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侵入察哈尔的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境域。这次胜利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民众抗日武装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果，意义十分重大。为纪念在战斗中阵亡的312名将士，以示抗日到底和收复东北国土的决心，8月12日，在张家口东山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院内，冯玉祥主持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落成典礼。该纪念塔是自抗战以来京西地区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修建的最早的一座纪念塔。塔顶刹尖斜指东北方向，寓意抗日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失地之后誓志收复东北四省失地的决心。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受到了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围剿，使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十分不利。8月14日，冯玉祥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张家口赴山东泰安隐居。之后，方振武、吉鸿昌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余部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继续与日伪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旋。10月16日，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包围堵截下，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方振武、吉鸿昌被迫接受改编，抗日同盟军抗日活动失败。1941年，方振武在广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不幸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今北京）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的爱国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成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千古绝唱。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创建和张家口抗日活动的高潮，以及抗击日本侵略、收复失地的壮举，是一件震动国内外的大事，尽管活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在全国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和决心，对日后开展的全民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简史》第三章《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之“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一节中提到：“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班长马宝玉（1920-1941年）河北蔚县人，狼牙山五壮士之一。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25日，担任八路军晋察冀边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的马宝玉，奉命带领本班四名战士在狼牙山阻擊日伪军，掩护已完成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任务的七连撤退。他们边打边走，机智地将敌人吸引到狼牙山最高峰棋盘陀，并连续4次打退日军的冲锋。当日军冲上山时，他们弹尽路绝，誓不投降，毅然跳下悬崖。马宝玉和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间树枝托住获救。他们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春，晋察冀边区政府和人民在狼牙山上修建了“三烈士纪念塔”。1959年和1986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1991年11月，马宝玉烈士雕像在家乡张家口市蔚县落成。
四、《简史》第四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之“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一节中提到：“根据党中央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948年11月起隐蔽入关，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事实上，作为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的解放也是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由于平津战役是从西线做起的，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因此也称之为平津张战役。从全局来看平津张战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共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完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但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二是从新保安开始，然后张家口、天津，逐次各个歼敌;三是和平解放北平。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十分准确的分析了平津战场的形势，并据此制定了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些内容具体体现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并于1948年12月11日发出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在这个指示中，具体的制定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和各阶段的任务，而整个战役就是遵照这个指示进行的。依据《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经过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决定从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一方面掩护东北军秘密入关，一方面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到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敌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据点，截断了敌人南逃西撤的通路。由于分析正确，部署得当，有理有节，调动灵活，全军将士的英勇作战，从对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天津、塘沽之敌“隔而不围”，集中力量打好新保安、塘沽两地。12月22日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24日解放了张家口，全歼守敌54000多人。1949年1月14日，解放了天津。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打得有声有色，气势如虹，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从整个战役全过程来看，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战役得以顺利推进，正是得益于伟人精准预见，才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充分体现伟人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五、《简史》第七章《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之“国防战略的调整”一节中提到：“1981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演习和阅兵的地点就在张家口。历史的记载：1981年9月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举行的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实兵演习，史称“华北大演习”。中央领导层在观看演习期间也对张家口进行了视察和工作指导，张家口人民本着“一切服从演习的需要、一切为了演习的成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支持和保障演习，军爱民、民拥军的事迹层出不穷。
张家口，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京绥铁路工人共产党小组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城以北、察哈尔和绥远一带建立最早的基层党组织，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的马宝玉、董存瑞等烈士都是张家口人，平北抗日根据地等红色资源都是张家口革命历程的见证……作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张家口市档案馆，保存了大量张家口革命活动的红色记忆。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就是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党史与档案密不可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价值更是不可小觑。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讲好档案中的党史故事，让人们从红色珍档中汲取养分、获得启迪、重温初心、振奋精神。
《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多处提到张家口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其中在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前四章中就有四处以上跟张家口有关，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七章内容中也有一处跟张家口有关的历史事件。
一、《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一节中提到：“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还进行了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张家口”这三个字，但事实上是在张家口发生的事件。史料记载的事实是：
1925年1月，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率部驻扎张家口，由于冯玉祥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革命事业借机发展的大好形势。李大钊与爱国将领冯玉祥曾有过多次会晤。在冯玉祥转向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曾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
1925年2月底的一天，李大钊首次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在会谈中争取冯转向革命，并讨论了提请苏联政府给予国民军军事援助的事宜。通过李大钊介绍并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接触，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仅得到了苏联无偿援助的一大批武器，而且苏联政府还派遣了苏联顾问和军事教官。
之后，李大钊又数次来到张家口与冯玉祥进行会晤，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帮助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影响下，冯玉祥明显地转向革命。李大钊先后派宣侠父、陶新畲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冯部工作。面对大批爱国学生涌向张家口的情况，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在国民军组建了陆军干部学校并派军事干部去苏联学习。在陆军干部学校学习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张家口期间，经常和工作人员谈心，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情况，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们不断提高反帝反封觉悟。后来李大钊派到冯玉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达300余名。
1925年10月底，李大钊最后一次到张家口并在宝善街75号工人俱乐部（现宝善街小学）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农工兵大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和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性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的合作关系》等决议，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察、绥、张垣（即张家口）市、归绥（现呼和浩特）市等6大党部。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张家口革命史上的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冯李二人的情感：在出席“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期间的一个晚上，馮玉祥将军听说李大钊到了张家口，便派人请李大钊到督办署商谈事情，可派的人找遍了张家口的大小旅店，也没有找到李大钊，最后在宝善街工人宿舍里面找到了，他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只铺些干草的地上。通过这件事，冯玉祥被李大钊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感动，并对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深感遗憾。他对部下赞誉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而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其事业能有不成功者？！”
二、《简史》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之“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一节中提到：“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史料记载的事实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南京多方奔走，呼吁抗战。10月，冯玉祥到张家口，开始直接筹划组建抗日武装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积极协助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为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斗争，中共北方局先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张家口开展工作，并发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工人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短短的时间内，抗日同盟军已拥有十万之众。抗日同盟军以收复失地为民族大任，6月21日，抗日同盟军挥师北征。到7月12日，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侵入察哈尔的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境域。这次胜利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民众抗日武装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果，意义十分重大。为纪念在战斗中阵亡的312名将士，以示抗日到底和收复东北国土的决心，8月12日，在张家口东山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院内，冯玉祥主持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落成典礼。该纪念塔是自抗战以来京西地区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修建的最早的一座纪念塔。塔顶刹尖斜指东北方向，寓意抗日同盟军在收复察东失地之后誓志收复东北四省失地的决心。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受到了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围剿，使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十分不利。8月14日，冯玉祥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张家口赴山东泰安隐居。之后，方振武、吉鸿昌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余部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继续与日伪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旋。10月16日，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包围堵截下，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方振武、吉鸿昌被迫接受改编，抗日同盟军抗日活动失败。1941年，方振武在广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不幸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今北京）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的爱国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成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千古绝唱。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创建和张家口抗日活动的高潮，以及抗击日本侵略、收复失地的壮举，是一件震动国内外的大事，尽管活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在全国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和决心，对日后开展的全民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简史》第三章《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之“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一节中提到：“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班长马宝玉（1920-1941年）河北蔚县人，狼牙山五壮士之一。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25日，担任八路军晋察冀边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的马宝玉，奉命带领本班四名战士在狼牙山阻擊日伪军，掩护已完成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任务的七连撤退。他们边打边走，机智地将敌人吸引到狼牙山最高峰棋盘陀，并连续4次打退日军的冲锋。当日军冲上山时，他们弹尽路绝，誓不投降，毅然跳下悬崖。马宝玉和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间树枝托住获救。他们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春，晋察冀边区政府和人民在狼牙山上修建了“三烈士纪念塔”。1959年和1986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1991年11月，马宝玉烈士雕像在家乡张家口市蔚县落成。
四、《简史》第四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之“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一节中提到：“根据党中央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948年11月起隐蔽入关，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事实上，作为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的解放也是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由于平津战役是从西线做起的，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因此也称之为平津张战役。从全局来看平津张战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共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完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但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二是从新保安开始，然后张家口、天津，逐次各个歼敌;三是和平解放北平。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十分准确的分析了平津战场的形势，并据此制定了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些内容具体体现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并于1948年12月11日发出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在这个指示中，具体的制定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和各阶段的任务，而整个战役就是遵照这个指示进行的。依据《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经过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决定从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一方面掩护东北军秘密入关，一方面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到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敌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据点，截断了敌人南逃西撤的通路。由于分析正确，部署得当，有理有节，调动灵活，全军将士的英勇作战，从对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天津、塘沽之敌“隔而不围”，集中力量打好新保安、塘沽两地。12月22日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24日解放了张家口，全歼守敌54000多人。1949年1月14日，解放了天津。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打得有声有色，气势如虹，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从整个战役全过程来看，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战役得以顺利推进，正是得益于伟人精准预见，才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充分体现伟人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五、《简史》第七章《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之“国防战略的调整”一节中提到：“1981年9月，邓小平在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演习和阅兵的地点就在张家口。历史的记载：1981年9月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举行的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实兵演习，史称“华北大演习”。中央领导层在观看演习期间也对张家口进行了视察和工作指导，张家口人民本着“一切服从演习的需要、一切为了演习的成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支持和保障演习，军爱民、民拥军的事迹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