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成长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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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铁凝、陈染、林白等作家为例,分析90年代女性小说对于少女成长时期生理与心理真相展开叙事的意义,探讨其在文学视野、创作思路、审美指向等几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女性小说 成长 叙事
  
  回顾新文学史。女性作家们常常放弃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控制手段,以“自己的声音”(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侧重于自我感觉的控诉、发泄。这种“生命化”的写作传统被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自觉地继承,并将之演绎为对自身经历的讲述——个人化写作。非但如此,具有鲜明性别意识的女性作家为了冲破传统男性写作中对女性躯体欲望的禁锢,颠覆男权中心话语,构建真正意识上的女性话语系统,还采用了最具革命性和先锋性的叙事策略——躯体写作。
  躯体写作作为女性小说叙事叛离叙事传统之后的一种选择,它传达的是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生存经验。女性作家们通过对女性自我经验回溯、审视女性现实境遇,审度女性成长的历史和现实,揭示女性命运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这种对成长中心路历程的探寻使得躯体最富于变化的少女时期种种生存真相得以充分呈现。
  在成长的历程中,“性”永远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坎,不管这一步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遭遇,还是怀着期待好奇的试探之举。铁凝、陈染、林白等人的躯体写作对童年和少年时代“性”觉醒过程的坦露直接指向了少女成长中的困惑、痛苦、焦虑与挣扎。对女性而言,少女时代的初潮和对生殖器的初窥往往意味着“性”的朦胧觉醒,迷惘、困惑、甚而有些恐惧是她们这一阶段的心理特征。徐小斌《末日的阳光》中那个站在人生入口处窥伺世间奥秘的小女孩了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片猩红色,那个穿猩红色斗篷的男人多次在夜晚死神般降临,而猩红色作为少女初潮的象征与死亡的迭合则具有某种难以言传的神秘意味。与此相似,羽(《羽蛇》主人公)在童年时看见湖底一只长满羽毛的巨蚌随着湖水荡漾微微启合,显然这是女性性器的象喻。羽对自我的认定就从这神秘的巨蚌起步,她与巨蚌之间的感应、呼唤与归属伴着羽的成长。铁凝的《玫瑰门》则讲述了一个童年的女孩儿在荒芜而喧嚣的岁月中,怎样生涩迷茫的穿越人生的“玫瑰门”。主人公苏眉对女性身体的认识,是从看见小表妹的肛门开始的。竹西的女儿宝妹婴儿时起就一直便秘,竹西在把着孩子拉屎时,经常让苏眉帮忙扒着表妹的肛门,粗陋地往里面塞上一粒痔疮栓,接着就是粪便从那个窄小的开口处喷涌而出。对于才七八岁的苏眉来说,童稚时代这样一次女性生殖器官的丑陋的赤裸目视,厌恶和作呕是她最初的心理体验。之后,在外婆司猗纹的唆使下,少女时代那次不经意的撞见竹西与大旗“鱼在水中游”的男女偷情交蚺场面,无疑过早地“粉碎”了苏眉的童年世界,同时又促成了她生命意识的觉醒,“完整”了她早熟的女性世界。少女的初潮终于在她仓皇逃离外婆家里的时候来临……这些作品通过对童年的寻找实现了对历史真实面目与人性深处的还原。具有强烈的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体现着作家对人生的阐释。
  铁凝以性为视点的新观照方式和女人味极浓的独自式叙事口吻同样体现在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人化女性写作中。她们为了强化对心灵内在的投入和关注,在叙述中很大程度地回到了创作主体的内心之中,使话语在心灵的方位中得以自由展开。这种对心灵叙事的关注,使得少女时代的性爱心态得到了自觉的书写。
  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作品都涉及了青春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极为个人隐秘的生活情史。在叙述中,陈染对青春少女性意识觉醒后既惧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脉脉含情的躁动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内部重大变动时期(如初潮)、既张皇失措又甜蜜沉静的矛盾心情做了极为细腻、清晰的描述。《与往事干杯》中,一个少女经历的心灵磨砺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少女青春期的躁动。渴望和恐惧。被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纯净而灵秀的少女肖蒙来到一个废弃的尼姑庵安家。这个宁静封闭的场合本身就是一个绝望的内心世界,肖蒙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人爱欲升腾与坠落的人生历程。孤单自卑的童年、父亲的暴躁,家庭的破裂、学校的冷漠。使她无法在外部世界找到适宜的去处。她在逃避、躲藏,而外部世界也在不断地离她而去,父亲离去,随之母亲与一个混血的外交官开始了约会,她与外面的生活越来越疏离。青春期的苦闷和孤独使她拿着一本教科书,对着镜子认识自己的身体。执拗的自我确认使她陷入与邻居成年男人误入歧途的情爱。终究导致了童贞的丧失。“童贞的丧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它以病态的形式来表现它的美感。在这里,“童贞的丧失”既不像浪漫主义小说惯有的故事那样浪漫温馨,也不像经典现实主义叙事那样惊天动地。它是一次内心深化的结果,一次无怨无艾的自我探索。没有恨和懊丧之类的后遗症,只有微微的失望。它不过是青春期必经的一个事件。一方面,它被表现得尽可能“必然”:另一方面,它又是以病态的形式给它以独特的意义。一个年长二十岁的男人占有了她的童贞,这件事被彻底渲染。却没有必要的明确的价值判断。通过“他”的行为和观点,小说展示了一个少女自我探求的绝对行为。作品中的人物从未持久地沉溺于身体的欢愉,肉体的满足更多地标志着情感的匮乏和心灵的焦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90年代的女性小说还大胆地伸展了文学触角,叙写出了少女成长道路上最隐秘、最独特的一章——同性恋情。
  在幽闭又骚乱的童年记忆小长大的女孩,或多或少发展着自恋的倾向,这种自恋与同性恋情之间潜伏着秘密通道。陈染的不少小说中都有这样的情景:女孩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对着镜子展示自己的身体,并加以仔细地端详与轻轻触抚,由对自己身体的奇妙感叹转向作为整体的神奇美妙的女性崇拜,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同性恋情中的喜悦和欢欣与女性崇拜的激情之间并无绝对分界。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同性恋情中,有些是纯粹精神上的情谊,有些是肉体上的亲近,更多的是两者的混合。当一个少女意识到自己被爱时,她所体验到的绝非是男性侵入的痛楚、被动、屈辱的感受。相反,它甚至可能是温柔的、爱怜的、混合着姊妹与母亲的呵护与关怀。《私人生话》中的倪拗拗与乔之间正是这样一种感情。缺乏母爱的拗拗与丧夫无子的乔相遇并彼此走进对方的心灵深处。在年幼的拗拗心中,乔是一个完美的女性,是她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乔则以全身心等待拗拗的长大,以使她们之间的生命相依有更本质的形式。陈染用一梦境表现了成年拗拗与乔的相爱具有男女性爱所无法取代的内涵。在作品中,陈染揭示了少女孤独而炯然的性爱心态,她们一方面要满足自己已经觉醒的种种感官体验欲求。同时又无法摆脱深埋骨中的古典性的沉思冥想。渴求心灵上的沟通与爱护,而异性间灵肉分离的性爱的痛苦使得她们自然转向在同性中寻找。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那个真实 的血缘亲情的母亲已经成了高度社会化的男性文化的铸造品,它筑起了封闭少女自我的又一重城堡。而乔却是一个飞越障碍的成长支撑点。同性恋情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对它的表现,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深刻的把握。
  林白的小说更是以她卓绝不凡的勇气,以一种凤凰涅繁式的决绝姿态,把自我生存的微妙体验书写得淋漓尽致。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成长”意味着那丰富的潜能打开通途的过程,意味着一个获得自我的过程,意味着她在使自己成为自己。那需要不倦的努力,不断的自省,不断改善与创造自由的健康的心态,而这一切自始至终伴随着因正视自己被内化的事实而不可避免的心灵搏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搏斗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展开,它的体验是最个人化的,所以林白为她的成长小说命题为《一个人的战争》。这部作品描写了少女林多米自我成长的艰难历程。多米自幼丧父,从医的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可以说是在“父权”缺席的空隙中成长起来的“主体”,一个真正的自生自长的女性主体。少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得到全面、深刻而细致的刻画。从五岁时开始的手淫。到很早就对自己身体隐秘处的兴趣。到对别人生孩子的好奇,多米从小就有很明确的性别意识和那发自女性生命本体的强烈欲望。少年时期对美丽女人的着迷和对同性恋的逃避,青春期朦胧的肉体及精神的觉醒,第一次性爱经历……作者向我们描述的纯然是一个少女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那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体验。其中既有表层的生活经历。如家庭遭际、插队、独自远游、电影之梦、爱情挫折等。也有各种边缘而陌生的生理/心理体验,如女性个体的性经验、性欲望和性幻想,以及同性间微妙的感情关系等等。这些以往不被主流叙事认可、甚至被视作禁忌的记忆和感受,却作为个人不能忘却的身心体验,得到了深刻而惊心动魄的书写。这种坦率和真诚无疑是出于一种执拗的自我审视与追寻。
  “生命化”的写作方式在关于女性个人成长经历的书写中,获得了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新认识。女性自我成长史的主题性展开正是女性化叙事对个人化的躯体迷执的突破和超越。女作家们在寻找自己的表现空间的过程中。将笔触潜入到少女的心灵世界之中,颠覆了传统成长小说中单纯、圣洁、诗意的人物形象,使人物内心的焦虑、困惑、痛苦得以充分展现。从而丰富了成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她们凭着敢于灵魂的自我剖析的宝贵精神,通过精细、深刻地揭示少女处在过渡时期的深层心理。唤醒人的自审、自重和自强,呼喊社会的和谐与健康,从而使自我生命都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是一个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永恒主题。
  另一方面,女作家们将一些从未表达过的女性的独异体验第一次引入了文学,诸如:《跟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玫瑰门》、《一个人的战争》等等,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通过自陈自述的方式,复沓着一个女性成长的主题,把那些被长期掩蔽在无名、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流程鲜明地裸露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反叛主流、固守边缘的性别立场,意味着女作家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具有了一份更明澈的体认。这对于扩展女性文学视野、纠正历史形成的性别歧视和女性的自我遮蔽,从而构建自己的人文世界,也是极其有益的。
  但是,强烈的两性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导致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陷进了新的困境。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视野的偏狭
  写作,本来是人类本真经验的表达,可是女性的写作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避免成为男性欲望的无意识表达,女性作家不可能依靠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验而写作。为了使女性写作的纯粹性浮现出来,一个女性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拒绝社会。通过对现有的一切进行“悬搁”的策略,女性作家才能够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经验领域抽身而出。无历史、无记忆是女性写作本真性的首要前提。如果说文化记忆、现存经验对女性写作是无效的,那么女作家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房子”里。在这里。进入女性作家视野的首先是她自己的身体。在这里,没有他者的存在与窥视。女性作家得以以人的眼光第一次打量自己奇妙的身体,她谛视它、触摸它、展示它、冥思它。于是,在女性写作中,各种有关女性身体的眩目情感经验成为一再重复的主题。当女性躯体成了第一主人公,场景因此多在狭窄的室内。狭窄到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一面或几面镜子。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女性作家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欣赏与审视。这种欣赏与审视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为的是力求排除男权话语的影响。从心理学来看,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都要经过一个照镜子阶段——在镜像中欣赏、发现从而肯定作为女性的自我,从此向童年告别。走向成熟。这样一个心理现象,被女作家们十分看重。在她们看来,在镜像中发现、体认自身已经超越了青春期少女的心理自恋,而上升为哲学文化意义上的寻找。
  在女作家笔下,这种自我欣赏有时表现为强烈的自恋:如陈染小说里黛二小姐的自恋、林白《守望空心岁月》里“我”对自己的不可遏制的猜想。有时又表现为对女性心理的体验与关注:如铁凝的《玫瑰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徐小斌的《末日的阳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这种自我欣赏与关注把处于黑暗中的女性细小微妙的心理细致地显露了出来,而这些处于幽暗之中的心理曾经是被完全压抑与有意忽略了的。在欣赏中女作家们一点点地靠近了那个处于黑暗中的自我。由此,这一批关注女性成长心理的小说表现出很强的自恋色彩。在自恋的同时,这部分作品还逐渐显露出一种疏离尘世的“幽闭”倾向。表现为对时事的疏远与对日常生活的回避,直接进入到人物的心理层面。
  女作家们深潜自我、体察自我的禀赋与才能弥足珍贵,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狭窄的视野使得女性小说因远离变化而缺少深度,显得单薄。她们的创作大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注重对自我的心理经验、生活感受的描写,其至将自己的生活细节直接移入作品中,常常使不少作品的叙写显得琐碎甚至无聊,虽然有的作品将人物的体验与感受得十分细腻真切,但却缺少作品的感人魄力。由于这些作品过于强调对自我体验的描写。带着某种自私的意味,因此对嬗变发展着的社会就缺乏直接的关注与反映,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她们在那间属于她们的“自己的屋子”里喃喃自语,独自享用,自己既是话语的生产者,又是话语的消费者。写作因此成了一种孤芳自赏,成了为自己的写作。这就导致作品只局限于回忆和记载个人的历史。毋容置疑,女性小说在对成长小说开拓中大胆的探索。在挖掘和表现少女成长的深层心理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呈现出作为一种存在的生存本相。但是,由于割裂了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在表现生活的“原生 态”、“生存的本相”的时候,社会现实内容在大量作品中被表现为凡人琐事,甚至是庸人的卑琐、无奈乃至沉沦的心态,这种呈现是某一角度、某一侧面的。仅以此来概括成长的生活不免有偏狭之嫌。
  
  2、思路的封闭
  由于作为女性小说立身之本的自我经验孤立于历史之外。在远离社会的狭小空间里,女作家们对创伤性成长经验不断地复制、咀嚼、体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环境都呈现出重复化倾向。
  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个不与群体相容、落落寡欢的少女。都从小缺乏父爱,都有过小时候对自己身体特别敏感和关心的早期经验。都有对自己和对同性肉体的欣赏、崇拜及类似同性恋的心理,也都有独自一人出走并把贞操献给自己所不爱的人的举动,最后她们都由于自己所爱的人离自己而去而变成了行尸走肉。由于对主人公的偏爱或作家思想激进倾向,人物形象在扑朔迷离的情绪状态中缺乏性格的内在力度,加之对人物内在动因少有呈现,性格的多面和丰富也未能达成浑然效果,如陈染笔下的黛二、林白笔下的北诺,早己成为她们写作中的原型。她们常将大同小异的中篇故事连缀成篇,重复化的人物及“疯狂”、“死亡”、“自恋”、“镜象”等情节和意象的刻意渲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走不出去的局限。
  文学作品自在解剖人的灵魂,尤其是其中低劣、消极的一面。事实上,少女们处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状态下,所接受的影响有积极正确的因素,也必然有消极错误的因素,其内心绝不可能是一个无差别境界。但是,由于女作家对主人公(或日自己)的极端偏爱,不能与之拉开距离,予以冷静的观察、剖析、反省,使得作品陷入新的雷同的环境、人物、情节模式,显得单调、乏味。
  
  3、审美指向的虚无
  平民意识是90年代女性小说艺术流变的一个突出取向。也许是女性天赋的敏感,女作家们往往能够最先感受到社会走向的某些微妙征象,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出一副我们身处其中却熟视无睹的生存真相。她们执著于平民社会普通的流水生活,耐心体贴地讲述小人物的苦乐悲喜,在极为流利晓畅的叙述语言背后是为庸常之辈和寻常岁月辩护的写作立场和审美趣味。女性小说这种审美流向的动因显然依赖于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凸起,市民社会特有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趣味为此类取向的女性小说提供了广泛有力的支持。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平民意识的取向给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生存机缘,然而某些小说却缺乏一种清醒独立的文化坚持立场。她们往往仅仅满足于对民间世态的描摹和传达,创作主体在文本中的隐退并没有掩盖住对商业社会低格调的无亲的认同。在经济杠杆作为精神主轴的商业时代坚守一种文化关怀立场无疑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悲壮的。它需要崇高的人生观念的支撑和清醒的理性贯注精神。
  现代文学史上以平民意识主导写作的不乏其人,比如老舍,他在描摹老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就从未放弃过文化批判立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老北京市民社会的生动留影,那渗透其中的理性批判意识才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而90年代采用平民视角的女性小说的艺术空间往往缺乏那种清醒审慎的理性自觉,因而也就少了一些沉实与厚重。她们的创作努力指向虚无,在对传统的颠覆中常常努力消解作品的意义,她们执着地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揭示种种无意义的状态,而缺少对人物、故事作道德的关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在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痛彻描述中,缺乏审美的内涵意味。由于作品中人物放弃了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个性的磨损和反抗激情的失落。没有对命运的反抗,没有对生存困境的超越,导致了小说缺乏真正的悲剧精神,也就缺乏人文关怀的力度。对于如何挖掘现实背后的真正根源,如何让被扭曲被异化的少女病态心理得以康复,使其生长与完善。女作家们感到困惑、迷茫,她们需要在停滞中开始重新思考。
  90年代女性小说彻底地面向个人,对于少女真实处境的深入,使以成长为题材的小说视野更广阔、人物形象更丰富、写作方法也多元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女作家们一定能够重新调整立场,走向两性和谐,积极面对充满焦虑和困惑的现实和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走出那间狭小的“屋子”。把写作变成一种从生命出发的扎扎实实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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