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访人群集中的北京南站地区。近日惊现了一份盖着红戳，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的“内参”。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派记者对访民的诉求展开调查，然后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会因此“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
　　“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的承诺对访民们来说是“挡不住的诱惑”，因为平日里他们吃了太多闭门羹，体会了太多冷漠。他们的“人彀”便也在隋理之中。《新京报》的这篇报道里就出现了好几位受骗者，有3年“访龄”的荣晓玲花了500块钱换得了这样一份“内参”。对方要价本来是1000块，荣晓玲因为没钱了，就只掏了一半，但已是倾囊而出。最难的时候，她在北京站捡瓶子为生，一天只吃一块钱的饭。
　　这份“内参”如今成了荣晓玲最为珍视的材料，尽管已过去多日，仍没有相关单位来给她解决问题。但是有这份“内参”在身边，她就感觉生活尚有希望。
　　受骗访民恐怕都与荣晓玲抱着同样的心态，他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份“内参”上。毕竟这份“内参”的呈送单位依次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音”等。他们想，哪怕只要有一位领导看到了，他们就有了昭雪之日。
　　走到这一步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媒体应该是整个社会救济结构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社会矛盾的解决终端集中到媒体时，一定是前面的多重救济防线产生了问题。
　　媒体监督在何种情况下有效呢?那就是当报道引起上级领导重视的时候，领导一震怒，底下就坐不住，这科情况下，问题往往能够得到迅速的解决。
　　归结起来，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制度，各种机构、各种法律条文应当说已经相当繁荣和完备，对于公民的救济制度也是如此。然而，这一套制度在平时的运转当中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受到阻滞。
　　访民们相信“领导批示”的威力，也就相信了内参，骗子也就有了可乘之机。要改变之，就要使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公开的舆论救济等机制有效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