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手绢精心包裹着什么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些证件。最早的是1960年11月锦州铁路局发给他的工会会员证，那一年他29岁，照片上的他英俊潇洒，而我3年后才出生。最晚的是2008年县金凤市场发给他的先进工作者证书，这份证书是他一生获得的最后的荣誉。这一年他77岁，受雇于市场门卫工作已经5年。鲜红的证书像钥匙打开了我对父亲断断续续的记忆闸门。
　　父亲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建国前在县完小学习，后随爷爷种地，农闲季节做点小生意，建国后成为一名工人。他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是为人民办实事的组织。1961年国家困难，他响应国家号召从工厂回到农村，当上小队会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小队长、大队长（村委会主任）、村支部副书记等。年龄大了以后让位于年轻人，后来到县城市场看大门，和母亲一起安度晚年。2013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至今已近4年。
　　父亲的党龄长达半个世纪，在我的印象里他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那时荣获先进称号就发一张奖状，记得我家里的土墙上密密麻麻贴着许多父亲的奖状。有公社（乡）的，有县委（县革委）的，最高奖励是父亲荣获的邯郸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每年把它们小心翼翼贴在或钉在墙上，非常珍惜这些荣誉。可惜，因为多次搬家那些奖状没有办法起下来，没有保存至今。那些奖状其实就是他作为党员的红色脚印。
　　他做会计大约5年，哪怕一分钱的错账都没有发生过。他常常守着算盘一拨拉就是一个晚上，直到账目分毫不差。他常说，做人只能算计自己，不能算计别人。不做会计后，他用一个小木箱保存这些账目达十几年。只要有人查账，他就打开账目让人查看，让查账的人口服心服，也还大家和自己一个清白。他教育我们，不要让人戳脊梁骨，要清清白白做人。
　　当生产队长、大队长时，他总是早起晚归。天还黑黑的，他就早早起来敲钟，集合大家出工、分配活计。然后，自己挑一份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来。每天收工回到家，已经是天黑。他说，只有自己带头，才能管理别人。有一年麦收时，为了赶时间，他在马车上负责装车，不小心摔了下来，腰疼了几十天，也没有休息（晚年查体时，才发现已经骨折，后来自行长好）。記得有一次，家里需要蒸馒头，我放学替母亲出了会儿工，父亲坚决没有为母亲记工分。那时，在村里蹲点的干部吃派饭，父亲常常领他们来我家吃饭，家里是既搭工夫又贴钱。在搞好农业的同时，他谋划养鱼、种树、办砖瓦厂等带领村民致富，使得我们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受到全村群众的赞誉。
　　80年代初，许多人找组织落实工人身份政策，父亲没有上访，而是一直当农民，没有给组织添麻烦。晚年父亲在农村老家和县城轮换居住。在村里时，打扫街道、胡同卫生，调解邻里矛盾等。上交“三提五统”（相当农业税）时，父亲总是主动带头上交。村里修路时，他带头集资500元。在县城关心县里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金凤市场看大门时，接听电话一路小跑，为值班人员熬粥、烧开水，雨天准备雨伞，甚至打扫厕所卫生等，受到干部职工一致好评，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父亲晚年时，我担任县里一家国企负责人。忽然有一天，父亲从家骑车几十里找到我说，听说你近段经常大吃大喝，我看看有没有这事？！我解释说，近一时期客户业务较多，来了以后去饭店吃饭，带着自产酒，连包装都没有，算是工作餐，没有大吃大喝。父亲嘱咐说，要只为公家干事，不占公家便宜。
　　父亲的一生，几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遵守党章。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他无怨无悔地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事情，也为孩子们做出了榜样。他留下一座破旧的老院，没有留下任何金钱和值钱的物品，只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争先创优、珍惜荣誉。至今，他的后代有5位党员。我的党龄已经33年，同样荣获了上百本各级先进荣誉证书。遵照父亲的嘱托，在他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我们立碑纪念，墓碑的简介上特别注明他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