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些澳大利亚读者称为“厨房作家”的艾伯特·费希没进过正规学校，他自己的经历向亲友家人讲了六十多年。最后，他的孩子，特别是老伴建议他把故事写成书，于是这位八十来岁的老人，在厨房支起桌子，拿起沉重的笔，颤颤巍巍地记下了他昔日的苦辣酸甜：
　　费希一八九四年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二岁不到父亲病死在西澳的淘金场，不久母亲改嫁。被遗弃的小费希由外祖母抚养到八岁就告别了童年，走向社会自谋生路了。自此，费希把生命视为一次旅行。不幸的是，他旅途的第一站却是受骗和挨打。
　　家境贫寒的姨夫把他安排在三十英里外的一个叫巴博的家里干活。说是去陪伴一个快要失明的老太太，但实际是照料十四头牛，三十只羊，四口带崽的母猪和一大群鸡。一听说挤牛奶，他心就发颤：他怕那一对对长长的犄角，怕那一双双瞪大的眼睛。
　　巴博家的几个青年常常酗酒斗殴。有一次，希费为了使东家避免再次混战，把酒偷偷地倒进猪食槽里。结果招来一顿毒打，致使三周不能走路。伤痛缓解之后，他就背着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包袱，装着他全部家当，空着肚子，光着脚，在硬得象石头一样的荒野上往姨母家逃奔。
　　几个月后，他又受雇于一位非常富有但无子女的菲利浦家。聪明伶俐的费希惹逗着他们的孤寂的心。有一天，他们对他说：如果你做我们的养子，我们将送你上学，要什么有什么。求知若渴的费希顿时激动不已，在征得外祖母同意后他更是信心满怀了。不料，对此问题具有否决权的母亲却坚持不依。从此，菲利浦夫妇对他的态度改变了：不给苹果吃了，进城也不带他了。后来，费希脖后长了一个硬疖，菲利浦不由分说，抓过来就给他挤脓。在挣扎中他打了菲利浦一拳。为此，他被解雇了。
　　走出菲家门口，他感到茫然不知所向，对自己的命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妈妈不管我，有人收养我她又不让呢？他哇哇地哭了一阵，又奔向生活的下一站。
　　他来到比贝家。在那儿，他砍草、烧荒、喂猪放牛、打袋鼠、赶野狗，什么都干。比贝夫妇待他就象父母一样，但他仍然感到他们毕竟不是父母，他们的家不是自己的家。星期天他常到树林里，看纤枝漫舞，听鸟儿唱歌。他想，这些鸟“有些方面很象我——当母亲认为它们可以自立时，就不管它们了。但又总是有些别的鸟兽想捉它们，吃掉它们。”
　　在离开比贝家，和哥哥们看望母亲的归途中，有人劝他到六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为别人赶牛马。那里是土著人居住的地方，他小时候听到很多说土著人如何凶残野蛮的故事。但为了挣钱，他还是去了。几个人一共赶了二千多只桀骜不驯的畜牲。路上要排除有时多达数百匹野马对骡马的勾引，要对付成千上万的“赖皮”鹦鹉的干扰，白天有赶不断的苍蝇，夜里有驱不走的蚊虫。一天夜里，突然雷声大作，暴雨若狂，畜群惊逃失散。费希即起追围，但因为方向搞拧，他不仅未见失马的踪影，自己反而迷了路。周围黑糊糊的山，脚下白晃晃的水，以及山谷传来的怪声怪叫，使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止不住地颤抖。
　　七天七夜，他只见到一个人：一个土著人。他怎敢向他求援呢？半只生了蛆的袋鼠尸体是他的常备干粮，他的小马“迪尼”能吃的水分多的草就是他的蔬菜。后来，他上吐下泻，以至休克。最后还是土著人救了他，使他回到伙伴的身边。
　　历时八个月的赶马生活结束后，他开始学拳击，并随同一个专业队连胜四十回合。他的拳术在后来的铺路工作中帮了他的大忙。在打道钉时，由于监工旁立，他有些紧张，一连砸坏两枚钉子。工头骂他笨种，他火了。当工头被打得鼻青脸肿，声言要开除他时，其余工人也都掏出工作证，不干了。工程师被迫出面干预，那工头被开除了。费希第一次感到团结的力量。
　　第一次大战爆发后，费希随澳参战部队来到加利波里。四个月后负伤回国。当他在佩思同另一位复原战士散步时，突然走过一个年轻姑娘问他：你是不是从班布里参军的那个青年？原来她就是爱弗琳·基布森，他在战壕里读的那封简短的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就是她写的。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之后他在电车上，农田里工作了一阵，三十年代初的大危机又把他赶离土地。二次大战后，他又回到电车行业，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人工资不辞劳苦，受到伙伴们的拥戴。
　　一九七六年，曾弥合了他童年的创伤，与他相濡以沫的伴侣爱弗琳的去世，使他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战伤也随之恶化。这部书也接近尾声了。
　　虽然费希一生的活动大都局限在西澳，但他的故事却给全澳文化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被遗弃的爱伯特、失落丛林的孩子、森林工人的伙伴、加利波里的青年、多情善感的小伙子……《幸运》没有离奇怪诞的情节，更没有那种很多书中都有的令人作呕的浓颜厚味，但那一桩桩惊险的趣事，或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片断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它们如一条条潺的小溪，或如一道道直泻的瀑布，或如一股股涓细的潜流，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冲激着读者的心扉。两个六、七岁的孩子给费希写信说：“现在祝您生日愉快有点太晚了，我们想送您一张生日贺片，因为您小时候没人给您送过。”“就对平民百姓的了解而言，从您的书中得到的比我读过的任何史书或历史小说中得到的都多”。一位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认为，《幸运》首先是一本政治历史，“出身贫寒的费希从未跻身，也不愿加入统治者的行列，这些人的历史已被大书特书了。费希的故事是澳大利亚历史中已被广泛接受和承认的有关经济和政治内容的反驳，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淘金时代穷人和童工的悲惨境遇，从而可与巨富和权贵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作个比较。对昔日流浪者的了解，就是对大庄园主们的历史的‘解毒剂’”。
　　作者为什么把颠沛流离的一生说成是幸运的呢？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是这样回答的：对“幸运”的理解，随着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认为富甲天下的商界巨子是幸运，有的则以为名噪全球的绝代佳人为幸运，作者费希自感一生幸运，是因为他活下来了，有健康的身体，有贤慧的妻子，还有有出息的孩子，这比他早逝的父亲，夭折的姐姐，受人支配而不得不冷落甚至抛弃自己亲生骨肉的母亲，比丧命沙场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儿子的命运，还不算幸运吗？
　　费希的一生，是逐渐清醒的一生。对母亲由怨恨转为同情，对黑人由厌惧转为友好，由于两次受骗而怀疑一切人到认识到“天下还是好人多”，特别是他对上帝、对宗教的看法，更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书的尾声写道：两次大战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事物的看法。说有上帝，不能服人。……不要信那一套，先生，根本没有上帝。”
　　诚然，正如一些读者所指出的那样，把人间一切罪恶归咎于从来不存在的上帝，未免失之公正，但是，否认上帝和一切其他超人世界的存在，恰是把目光转向人间的开始。假如作者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分析社会，他也许能找到，或许能认识到人间罪恶的真正根源。在一九八二年，他就结束了生命的旅程，告别了幸运的一生。
　　
　　(A.B.Facey：AFortunateLife，Penguin，Australia，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