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达尔文创立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的基本原理，开启了现代遗传学和遗传研究。科学界、哲学界、社会科学界、神学界对于遗传学的纷争就没有停止过。
　　“热爱”纷争的现代遗传学家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C. Lewontin）7月4日去世，享年92岁。他最出名的贡献在于1972年发表的文章《人类多样性的分配》。文中提到，常被称为“种族”的两个人群，实际上差异微小。就人类之间的差异而言，大部分是个体间的差异。例如，比起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斯里兰卡人，两个来自非洲不同部落的人在基因上的差别可能更大，尽管前者会被分成不同的人种——这被认为是遗传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有力地削弱了种族存在生物遗传基础的观点。
　　这基于196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开创的使用蛋白质凝胶电泳技术研究野生果蝇种群内部的遗传变异，它不仅为分子遗传学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揭示了同一物种成员的遗传多样性。在以往的认知中，多数基因突变都是罕见的、有害的，很快就会在繁衍中被淘汰，但列文廷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同基因的多种形式或等位基因可以无限期地共存。
　　列文廷认为，种族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对假定的科学知识的一种表现”。他曾在一篇摘录中写道，生物决定论的论点都有相似的形式，这些论点指向一个必然存有缺陷或低等生物的社会模型。“这并不奇怪，”他补充，“所谓自然公正的生物模式与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生产这种模式的理论家本就是社会的特权成员。”
　　《华盛顿邮报》的讣闻中，专门提到理查德·列文廷激发了对科学、政治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新思考。在美国科學促进会（AAAS）的一次会议上，他反对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科学比其他追求更纯粹”的观点。列文廷认为，“科学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就像警察、工人或政治家一样。”
　　这显然与他长期跟种族主义争夺对生物学的解释权有关。在学术生涯中，他强烈反对利用科学来替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辩护，也谴责轻率地使用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来“解释”人性。理查德·列文廷经常批评对适应主义的草率使用，即所有特征都随着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进化的观点。除了科学研究，他还经常为《纽约书评》撰稿，对IQ测量、人类基因组计划等说法予以批判。
　　因为公开反对越南战争，列文廷放弃了进入美国国家科学院，指控其对战争研究的秘密支持。但他依旧获得了2015 年克拉福德奖和 2017 年美国遗传学会托马斯亨特摩根奖章，这足以表明他在遗传学界的突出贡献。
　　在2000年为《纽约书评》撰写的《不一定如此：人类基因组的梦想和其他幻觉》中，他表示，“我们不该将世界的呈现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混淆”，科学本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确定，人类灭绝之前，大多数关于人的有趣问题都还不会有答案，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