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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步作家称他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揭露者、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西方现代派作家则把他尊奉为自己的鼻祖。高尔基盛赞他的创作“就表现力而言，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他媲美”。鲁迅曾说他对当时在封建贵族统治下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充满了同情和热爱。其代表作是《罪与罚》。然而，他却因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被沙皇政府判处了死刑，临刑时刻，又突然被“赦免”……
只因朗读了一封信而被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转型时期。当时的俄国，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受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
从1847年春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与研究、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活动。每逢星期五，他都会和大约60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空想家，聚集在俄国解放运动著名活动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里，讨论贫富悬殊下的社会不平等和解放农奴等各种重大的政治问题。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参与者。
1847年1月，果戈理出版了《致友人书简选》。在书中，他俨然以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辩护人面目，完全否定了自己那些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歌颂农奴制度、沙皇统治和教会，号召人民服从政府，效忠沙皇。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改善社会，以维护沙皇专制制度。为此，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并写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愤怒地指出，俄国是一个人贩卖人、人奴役人、官贼官盗横行的国家，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和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一切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迷信都不能救俄国，而“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际’’。他警告果戈理走进了危险的死胡同，力劝他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仅是对果戈理个人的批评，而且是对整个农奴制度的宣判，是俄国革命阵营的一篇战斗宣言。沙皇政府对这封信惊恐万状，下令严禁发表和传抄。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知道了这封遭禁的“信”，并渴望得到它。终于，在1849年4月10日，他从诗人普列谢耶夫那里得到了这篇闻名遐迩的信，并当场就向友人朗读了。
4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以饱满的热情朗读了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别林斯基对沙皇政府黑暗统治的大胆揭露和强有力的抨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发出一阵阵掌声和赞叹声。
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称：“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潜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第三厅的密探安托涅利马上将情况向特务头子奥尔洛夫做了汇报。沙皇尼古拉一世闻讯大怒，决定对散布反农奴制度煽动性言论的人采取严厉措施。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读了这封信，在俄国文学界博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因此而成了沙皇政府眼中最危险的人物。1849年4月22日，尼古拉一世在呈报给他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简要报告》上，给奥尔洛夫写了如下批示：“全部材料已阅毕，案情至关重大，即使他们说的全是废话，也是罪大恶极和不能容许的，如你所言，可以开始逮捕，但务必谨慎行事，因为此案涉及人数极广，切勿走漏风声，放过要犯。暂不必通知纳博科夫（彼得堡警备司令），最好由我直接告诉他，你尽管干好了……”
奥尔洛夫当天就签署了命令，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4名成员。他还亲自给彼得堡宪兵队丘吉诺夫少校下达了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指令：“奉上谕，兹命阁下于明日晨4时，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师和文学家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该犯居住在小海军街和沃兹涅先克大街交叉路口席里楼第3层勃列麦尔公寓。逮捕时应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文件和书籍，然后将该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并押解至御前第三厅归案。应仔细搜查，匆使任何东西有所遗漏。”
当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一趟近卫军军官格里戈里耶夫的家，凌晨3点才回到家里。4点多钟，一伙宪兵和警察闯了进来，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把他的藏书、手稿、信件全部带走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被捕的还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小组成员共30多人。他们全部被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的阿列克谢三角堡中的“秘密囚室”。这里是专门用来囚禁国事重犯的，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就曾囚禁在这里。
在审讯中。他总是尽量为同伴开脱，宁肯牺牲自己
5月6日，秘密侦讯委员会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罪大恶极”的第一号犯人首先提审，他们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彼得拉舍夫斯基作为政治领导人，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二、你们在他家集会的情况；三、这个小组是否有秘密宗旨。面对审讯，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没有忏悔，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他总是极力为他们开脱“罪责”，主动承担责任，说那些导致他们走上断头台的一系列活动均应由他一人负责。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我在法庭上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我没有把自己的过错推诿到别人身上，只要有机会能以自己的招供去庇护别人，我总是宁肯牺牲我自己。”有关这一案件的档案材料也证实了他所写的这些话。同时在他的供词里，不仅公开宣示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还大胆地揭露和控诉了侦查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还谴责了沙皇政府的书刊审查制度，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抨击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面对法官指控他“参加阴谋发动政变和暗杀沙皇的活动”，他毫无隐讳地说：“我参加过关于傅立叶学说、农奴制状况及军队中惩罚制度的讨论。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信我也曾经在会议上朗读过。《士兵的谈话》我也听人朗读过。我相信过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将来会出现普遍的幸福。但在阴谋发动起义和暗杀沙皇这个问题上，我是无罪的。”
审讯持续了数月。军事法庭在没有充分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于11月16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宣判。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查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行如下：本年3月，该犯从贵族普列谢耶夫（本案的另一被告）处，得到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罪恶书信之抄本，在一些集会上朗读该信：先在被告杜罗夫的寓所，后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后又把该信交给了被告蒙别利誊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被告斯彼什涅夫的寓所，听别人朗读过格里戈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扩散文学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和反政府之信件，听格里戈利耶夫少尉图谋不轨之著作而不告发，实属罪大恶极。军事法庭特宣判：褫夺该犯一切头衔和财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已被押上刑场，就在要被枪决的前一分钟，遇特赦
1849年12月22日早晨7点多钟，天色阴暗，狂风呼啸，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死囚被押到了谢苗诺夫校场。刑场戒备森严，断头台三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行刑的士兵将囚犯们带到一面墙前，要他们站成一横排。一个身穿法衣的神父走过来，向死囚们诵读着训诫：“恶有恶报，造孽者该死。”接着，让他们——亲吻十字架。然后，检察长开始宣读判决书：“总检察署审理完军事法庭呈报的案件后，确认全体被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证据确凿，现判决如下：处以死刑，枪决。”接着，他又声嘶力竭地吼道：“皇帝陛下在判决书上亲自批示：照办。”并开始宣读被告人的姓名、罪状。以及定罪所依据的法令条款。最后给死囚们穿上白色的刑衣，把他们分成3人一组，依次处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组。第一组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带走后，再过一分钟就轮到他们了。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刻，“他多么想活下去啊！他觉得生命非常可爱，他可以做多少美好的事情啊！那时他想起了以前的整个生活，他没有很好地利用那生活，他热烈盼望能重新再活一遍。他十分强烈地希望话，活得很久，很久。”（摘自《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他还想到了他的哥哥，想起了全家人。他拥抱了身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跟他们做最后的诀别。
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另外两个犯人被蒙住眼睛，分别绑在3根刑柱上，恐怖的、急促的鼓声响了，行刑士兵举起了枪，向3人瞄准。然而，过了半分多钟，还没有开枪。突然，谢苗诺夫校场响起了纵马奔驰的声音，一个宫廷侍从武官来到刑场，停刑的信号吹响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解了下来，领回到原来的地方。检察长宣读了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西伯利亚要塞服苦役4年，尔后贬为普通一兵。”其他犯人也都被免去了死刑，解往工程兵部队军犯连，发配高加索某军团，充当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后来写道：“这一天，他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整整一天在囚房里不停地走动，一直唱着歌，高声歌唱，生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真高兴极了。从刑场回来几小时后，他怀着生的喜悦，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生命实在是件珍贵的礼品，它每分钟都能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12时，当彼得保罗要塞钟楼上的自鸣钟唱起《赞美曲》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穿上囚服，又被钉上一副沉重的铁镣，在解差的押送下，坐上了一辆带蓬的马车，开始了长途跋涉，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苦度漫长的岁月。
实际上，最高法院在复审军事法庭上报的死刑判决书时，就认为量刑过重。于是将他们的意见呈报给了尼古拉一世，请求改判其他刑罚。沙皇为了表现他的“恩典”，决定“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但他又吩咐手下，必须在死刑仪式结束以后，发出最后一道口令“开枪”之前，才能宣读最后的改判决定。很显然，这是沙皇为从精神上摧毁革命者的意志而搞的一个小把戏。
苏联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叶尔米洛夫后来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免除了死刑，改判为4年苦役，然后是服兵役和充军。可是，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还是被判处了死刑，那不是一刹那间的死刑，而是在苦役的黑暗中，执行的慢性的死刑。”
监禁、死刑、流放、苦役、兵役，前后共10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最艰难、惨痛的一段经历。它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深化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还帮助他拓展了生活视野和社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恐怕他也写不出像《罪与罚》（1866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地下室手记》（1864年）、《白痴》（1868年）等这些光耀世界文学史的作品。但这些虽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时也摧残了他的健康，加剧了他癫痫病发作的频率，极大地加深了他的精神抑郁和苦闷。
1881年2月9日（俄历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世长辞。
只因朗读了一封信而被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转型时期。当时的俄国，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受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
从1847年春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与研究、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活动。每逢星期五，他都会和大约60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空想家，聚集在俄国解放运动著名活动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里，讨论贫富悬殊下的社会不平等和解放农奴等各种重大的政治问题。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参与者。
1847年1月，果戈理出版了《致友人书简选》。在书中，他俨然以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辩护人面目，完全否定了自己那些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歌颂农奴制度、沙皇统治和教会，号召人民服从政府，效忠沙皇。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改善社会，以维护沙皇专制制度。为此，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并写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愤怒地指出，俄国是一个人贩卖人、人奴役人、官贼官盗横行的国家，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和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一切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迷信都不能救俄国，而“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际’’。他警告果戈理走进了危险的死胡同，力劝他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仅是对果戈理个人的批评，而且是对整个农奴制度的宣判，是俄国革命阵营的一篇战斗宣言。沙皇政府对这封信惊恐万状，下令严禁发表和传抄。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知道了这封遭禁的“信”，并渴望得到它。终于，在1849年4月10日，他从诗人普列谢耶夫那里得到了这篇闻名遐迩的信，并当场就向友人朗读了。
4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以饱满的热情朗读了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别林斯基对沙皇政府黑暗统治的大胆揭露和强有力的抨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发出一阵阵掌声和赞叹声。
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称：“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潜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第三厅的密探安托涅利马上将情况向特务头子奥尔洛夫做了汇报。沙皇尼古拉一世闻讯大怒，决定对散布反农奴制度煽动性言论的人采取严厉措施。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读了这封信，在俄国文学界博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因此而成了沙皇政府眼中最危险的人物。1849年4月22日，尼古拉一世在呈报给他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简要报告》上，给奥尔洛夫写了如下批示：“全部材料已阅毕，案情至关重大，即使他们说的全是废话，也是罪大恶极和不能容许的，如你所言，可以开始逮捕，但务必谨慎行事，因为此案涉及人数极广，切勿走漏风声，放过要犯。暂不必通知纳博科夫（彼得堡警备司令），最好由我直接告诉他，你尽管干好了……”
奥尔洛夫当天就签署了命令，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4名成员。他还亲自给彼得堡宪兵队丘吉诺夫少校下达了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指令：“奉上谕，兹命阁下于明日晨4时，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师和文学家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该犯居住在小海军街和沃兹涅先克大街交叉路口席里楼第3层勃列麦尔公寓。逮捕时应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文件和书籍，然后将该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并押解至御前第三厅归案。应仔细搜查，匆使任何东西有所遗漏。”
当天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一趟近卫军军官格里戈里耶夫的家，凌晨3点才回到家里。4点多钟，一伙宪兵和警察闯了进来，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把他的藏书、手稿、信件全部带走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被捕的还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小组成员共30多人。他们全部被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的阿列克谢三角堡中的“秘密囚室”。这里是专门用来囚禁国事重犯的，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就曾囚禁在这里。
在审讯中。他总是尽量为同伴开脱，宁肯牺牲自己
5月6日，秘密侦讯委员会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罪大恶极”的第一号犯人首先提审，他们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彼得拉舍夫斯基作为政治领导人，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二、你们在他家集会的情况；三、这个小组是否有秘密宗旨。面对审讯，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没有忏悔，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他总是极力为他们开脱“罪责”，主动承担责任，说那些导致他们走上断头台的一系列活动均应由他一人负责。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我在法庭上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我没有把自己的过错推诿到别人身上，只要有机会能以自己的招供去庇护别人，我总是宁肯牺牲我自己。”有关这一案件的档案材料也证实了他所写的这些话。同时在他的供词里，不仅公开宣示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还大胆地揭露和控诉了侦查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还谴责了沙皇政府的书刊审查制度，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抨击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面对法官指控他“参加阴谋发动政变和暗杀沙皇的活动”，他毫无隐讳地说：“我参加过关于傅立叶学说、农奴制状况及军队中惩罚制度的讨论。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信我也曾经在会议上朗读过。《士兵的谈话》我也听人朗读过。我相信过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将来会出现普遍的幸福。但在阴谋发动起义和暗杀沙皇这个问题上，我是无罪的。”
审讯持续了数月。军事法庭在没有充分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于11月16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宣判。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查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行如下：本年3月，该犯从贵族普列谢耶夫（本案的另一被告）处，得到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罪恶书信之抄本，在一些集会上朗读该信：先在被告杜罗夫的寓所，后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后又把该信交给了被告蒙别利誊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被告斯彼什涅夫的寓所，听别人朗读过格里戈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扩散文学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和反政府之信件，听格里戈利耶夫少尉图谋不轨之著作而不告发，实属罪大恶极。军事法庭特宣判：褫夺该犯一切头衔和财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已被押上刑场，就在要被枪决的前一分钟，遇特赦
1849年12月22日早晨7点多钟，天色阴暗，狂风呼啸，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死囚被押到了谢苗诺夫校场。刑场戒备森严，断头台三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行刑的士兵将囚犯们带到一面墙前，要他们站成一横排。一个身穿法衣的神父走过来，向死囚们诵读着训诫：“恶有恶报，造孽者该死。”接着，让他们——亲吻十字架。然后，检察长开始宣读判决书：“总检察署审理完军事法庭呈报的案件后，确认全体被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证据确凿，现判决如下：处以死刑，枪决。”接着，他又声嘶力竭地吼道：“皇帝陛下在判决书上亲自批示：照办。”并开始宣读被告人的姓名、罪状。以及定罪所依据的法令条款。最后给死囚们穿上白色的刑衣，把他们分成3人一组，依次处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组。第一组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带走后，再过一分钟就轮到他们了。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刻，“他多么想活下去啊！他觉得生命非常可爱，他可以做多少美好的事情啊！那时他想起了以前的整个生活，他没有很好地利用那生活，他热烈盼望能重新再活一遍。他十分强烈地希望话，活得很久，很久。”（摘自《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他还想到了他的哥哥，想起了全家人。他拥抱了身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跟他们做最后的诀别。
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另外两个犯人被蒙住眼睛，分别绑在3根刑柱上，恐怖的、急促的鼓声响了，行刑士兵举起了枪，向3人瞄准。然而，过了半分多钟，还没有开枪。突然，谢苗诺夫校场响起了纵马奔驰的声音，一个宫廷侍从武官来到刑场，停刑的信号吹响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解了下来，领回到原来的地方。检察长宣读了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西伯利亚要塞服苦役4年，尔后贬为普通一兵。”其他犯人也都被免去了死刑，解往工程兵部队军犯连，发配高加索某军团，充当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后来写道：“这一天，他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整整一天在囚房里不停地走动，一直唱着歌，高声歌唱，生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真高兴极了。从刑场回来几小时后，他怀着生的喜悦，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生命实在是件珍贵的礼品，它每分钟都能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12时，当彼得保罗要塞钟楼上的自鸣钟唱起《赞美曲》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穿上囚服，又被钉上一副沉重的铁镣，在解差的押送下，坐上了一辆带蓬的马车，开始了长途跋涉，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苦度漫长的岁月。
实际上，最高法院在复审军事法庭上报的死刑判决书时，就认为量刑过重。于是将他们的意见呈报给了尼古拉一世，请求改判其他刑罚。沙皇为了表现他的“恩典”，决定“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但他又吩咐手下，必须在死刑仪式结束以后，发出最后一道口令“开枪”之前，才能宣读最后的改判决定。很显然，这是沙皇为从精神上摧毁革命者的意志而搞的一个小把戏。
苏联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叶尔米洛夫后来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免除了死刑，改判为4年苦役，然后是服兵役和充军。可是，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还是被判处了死刑，那不是一刹那间的死刑，而是在苦役的黑暗中，执行的慢性的死刑。”
监禁、死刑、流放、苦役、兵役，前后共10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最艰难、惨痛的一段经历。它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深化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还帮助他拓展了生活视野和社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恐怕他也写不出像《罪与罚》（1866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地下室手记》（1864年）、《白痴》（1868年）等这些光耀世界文学史的作品。但这些虽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时也摧残了他的健康，加剧了他癫痫病发作的频率，极大地加深了他的精神抑郁和苦闷。
1881年2月9日（俄历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