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卡莉上周末来看我，借这个机会，我问她是否有她哥哥的新电话号码，因为我想给他寄些东西。她在手机里查找着，我在旁边惊叹着电子工具的便捷。用手机保存电话号码，为什么不用一本电话簿？我不完全是科技文盲，毕竟我会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但我还是发现自己跟不上世界如此之快的变化。
　　“在这儿，奶奶。”卡莉说话间就找到了她哥哥的电话号码，“我给你写下来吧。”
　　“你把它写在电话簿里好吗？”我一边问她，一边指向客厅桌子上的电话簿。他们兄妹可能都没有电话簿，我暗笑。
　　卡莉拿起了那本烂得不成样子的电话簿，看着里边的页面，脸上露出了好奇的表情。“几乎都没空地方写一个电话号码了，”她笑了笑，在一页电话簿的页脚上写好了我要的电话号码，“电话簿上的很多名字都让你给划掉了。”
　　“哦，那是些去世的人的电话号码。”我解释说，“我没法在那上面用‘删除’键，所以只好用笔划掉了。”
　　“哦，太遗憾了。”卡莉说着，表情有些凝重。
　　卡莉走后，我拿起了我的电话簿，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它。
　　在电话簿的封面，我看到了一个日期：1955年。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我寻思着，我从没把翻看这本电话簿当成伤心事，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保存电话号码的本子。
　　但是翻开它之后，我回想起了这些电话号码背后的一个个故事，那些曾经朝气蓬勃的生命来了，又走了，结婚、生子、交往、另一种生活。
　　我今年91岁了，比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寿命都长。我有两个姐妹、五个兄弟，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都工工整整地写在电话簿上，后来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先后离世，然后我就逐渐划掉了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的后人仍然在世，我按照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为顺序，记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不过很多人我都没见过面。
　　接下来是我小女儿的电话号码，我还记得当她搬到美国纽约后，我和她爸爸是多么寝食难安地想念她。那一年她刚刚18岁，但是她决心去外面追寻她的戏剧梦。
　　我的丈夫杰伊为了确保女儿能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几个月后也去了纽约，然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咱们这个闺女住的地下室到处是老鼠！”
　　我觉得他说的话有些夸张，不過随着事业峰回路转的女儿搬到了新公寓，我就把她“到处是老鼠”的旧地址划掉了，我们也不再需要每个月给女儿寄补助。接下来的一页，记的内容是女儿后来去过的一些地方，新泽西的威霍肯、西奥兰治和英国的贝德福德，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女儿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把她的旧地址划掉。
　　翻了几页，我发现了我最后联系的朋友朱恩的号码，她在三年前去世了，但我至今仍然每天都在想念她。我们俩年轻时在温哥华和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一起住过，那时候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后来她搬到了盐泉岛，我都不知道离了她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她在盐泉岛的电话号码上有些污渍，也许当时我是流着眼泪记下的。
　　也许是缘分使然，我的丈夫去世后，我也从温哥华搬到了盐泉岛，与好友朱恩又一起度过了十多年的快乐时光。朱恩的第三个电话号码是护理院的，她在那里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
　　我住在温哥华的后一段时间，没有结识新朋友，我想，也许人在一生里避免不了会有个人成为你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朋友”吧。我也曾经朋友如云，但是如今，所有人给我留下的都只不过是一段记忆，然后就是旧电话簿上一个划掉的名字。
　　最近几年的电话号码，显示着我的另一种生活，一种节奏比以前慢得多的生活。这些电话号码勾画出的，是我在这个太平洋小岛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朋友圈，其实我在这里没几个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不过我不介意他们叫我“老太太”。我在60年前记下的电话号码笔力坚实有力，年老时字迹就能看出我的手在颤抖，但是，一件件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我合上电话簿，抚摸着破烂不堪的皮革封面。手机确实用着方便，如果孙子和孙女们有耐心教我，我也可能买一部手机，但是什么样的手机也无法像这本电话簿一样，将那么多的记忆保存在一页页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