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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部电影不卖钱，要还钱给投资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賣掉了，将这个钱放在银行，如果赔钱马上还给人家”
“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9月14日，电影《反贪风暴3》上映，导演林德禄再次将目光对准香港廉政公署（以下简称ICAC）。他曾在ICAC工作六年，看过难以计数的案件卷宗，为ICAC拍摄《廉政先锋》剧集，离职后又拍了廉政片《廉政第一击》。上一部聚焦廉政反贪的电影，还是1975年吴思远拍摄的《廉政风暴》。论及对ICAC前世今生及办案手段的熟悉程度，香港影坛无人能及林德禄，这类题材他得心应手。
与其说林德禄擅长拍廉政片，不如说他擅长拍类型片。1980年代，林德禄应曾志伟之邀，翻拍老导演龙刚作品《应召女郎》，1992年又拍了续集《现代应召女郎》，两部电影都由冯宝宝领衔主演，张曼玉、罗美薇、刘嘉玲、周慧敏、陈宝莲等加盟。该片反映了当时妓女的生存现状，娱乐性十足，亦有教育意义。
香港三级片刚刚兴起时，林德禄瞄准“舞男”题材，率先拍摄了《香港舞男》《鸡鸭恋》《舞男情未了》等“舞男”系列电影，同样兼具娱乐与教育意义，票房不俗。男妓被称作“鸭”，正是从他的电影开始。
林德禄有过一段没戏拍的日子。他深知“不赔钱”是港片拍摄的首要原则。虽然很少得到电影奖项的眷顾，但他所拍各种类型电影都能赚钱。因此，在好片竞出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林德禄依靠对类型片和观众胃口的纯熟把握一直有钱赚、有戏拍，自组的影业公司“德禄”在香港影坛也有一席之地。
1971年，一心想成为导演的林德禄看到无线第一期艺员训练班招生通知，老师是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钟景辉，就去报名。在无线电视台，他师从王天林，从助理编导做起，一直做到王的副导演。王天林在香港电影圈被称为“大娱乐家”，有四大弟子，林德禄是大师兄，二师弟是凭借《龙虎风云》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林岭东，三师弟是后来开创“杜氏美学”、三夺金像奖、两获金马奖、将“银河映像”做成香港电影金字招牌的杜琪峰，最小的师弟是王天林的儿子王晶。尽管入行最早，但林德禄拍电影比师弟们晚，直到1986年才拍了处女作《再见妈咪》。
遗憾的是，尽管在江湖上有地位，但无论在票房还是艺术成就上，林德禄都缺一部真正意义的“爆款”。与全力创新突破相比，跟风各种类型片他更为擅长。他拍的女性犯罪片、舞男片、枭雄片、合家欢喜剧片等等，都受到市场欢迎，虽不是一本万利，但包赚不赔。
随着香港电影走向没落，林德禄陷入无片可拍的境地。他解散了公司，离开电影圈13年，直到2014年才因黄百鸣邀请，执导《反贪风暴》第一部。这时，年轻观众已经不认识他。
林德禄并不在意，“做导演是跑长途赛，时间长了才能看到真正的实力，因为始终都是有适应期的。”他很开心现在依然在做电影，“香港电影界有个好处，大家很齐心，我们这群导演，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大的是非，都很爱护自己的同行，有机会大家都会合作，过程也挺和洽。吴思远成立导演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使命在哪里——尽量将香港电影延续下去。”
年轻时候，我想学舞台剧，但感觉香港导演理论基础不够。看到无线艺员训练班是钟景辉当校长，他在美国拿了戏剧master，我就去了。四千多人报考，他收了60个。不知道他为什么收我，我也不是很帅。见到他，给我写了两个字“肯做”。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我想，我多做一点事，人家会欣赏我，会给我机会。这两个字对我影响很大。
快毕业了，他第一个找我谈，要签我做艺员，一个月薪水500港币，那时候中午一顿饭两块多而已。我拒绝了。我心里想当导演，但因为太年轻了，20岁出头，人家都觉得导演得有一定年纪、有足够经验才行。我只能说我想当幕后。
过了几个月，我去做王天林的助理编导，成了他四大弟子中的第一个。王天林拍戏的经验很足，他给的启发就是要变、要自信，而且他喜欢用卡司，所以后来他的儿子王晶拍什么电影都要用卡司，收再多钱大家都去看。（笑）
那时候我还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第三期的学员都由我主考，卢海鹏考完，钟景辉说他不用训练了，可以马上当艺人。周润发也是第三期，那时候还不行，但是看得出有潜质。
做了两年，钟景辉要我做一个游戏综艺节目的导演，我又拒了，我想当戏剧导演。戏剧是他的范畴，他对戏剧导演的要求会更高。考虑了半年，他才同意让我拍。我是第一个从训练班毕业做到副导演又做到导演的人，也是第一个这么年轻的导演，当时24岁。林岭东、杜琪峰后来都成了导演。我有一个例子给他们看，可以做到。
之前我看过一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别人问他目标，他说我希望我25岁之前当将军，如果不行就自杀。后来他真的25岁当上了将军，这个电影对我很有启发：你要有目标才会有推动力，才够强。后来有个记者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导演啊。我说24岁，比他早一年。
钟景辉让我先拍改编名著练手，改编哈代的《伯德家的苔丝》。王天林对我很好，他主动给我写剧本，电视剧名字为《巫山盟》。五年后，导演波兰斯基也翻拍了这部名著。
第二部戏是《大江南北》，这是周润发第一部电视剧，他演一个江南杀手，吴孟达演一个江北杀手。排戏时，吴孟达已经OK了，周润发不行，我拉着他练习。那时无线还在市区，我和周润发找到一个没有遮挡的天台，顶着夏天太阳晒了四五个小时，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走位都和他对。他问我，怎么演啊导演？我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戏，说你可以让你的感情通过眼睛表达出来。他就慢慢学。你看他现在的眼神多厉害。 拍了几年，佳艺电视台挖走了我、徐克和林岭东。徐克拍古裝武侠片，林岭东拍警匪片，我拍长篇电视连续剧。但不到一年佳艺就垮了，我又去了香港电台电视部，后来ICAC（香港廉政公署）需要人帮助宣传，我就去了ICAC。
我是1980年到ICAC工作的，在“社区关系处”，负责宣传教育市民廉洁自律，并通过举报中心及各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反贪举报和咨询。平日主要工作是拍电影、拍广告、拍纪录片。
我这个位置，之前是许鞍华，她性格比较像艺术家，对预算控制得不好。ICAC对花钱控制得很严，预算这个系列七集，可是她五集用完了七集的钱，项目停了几年。后来ICAC拿三集的钱给香港电台，让我们帮忙拍，拍得挺好，觉得我跟他们沟通也蛮好，才请我过去。
我先从公开的资料了解案件，觉得有兴趣可以改编的，再去查档案。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看这些案子。我可以记笔记，但是卷宗不能带走。
刚刚进去，那几年ICAC和警察的关系还很紧张，ICAC的领导说不要拍警察贪污了，我反对。公务员贪污占很大比例，其中纪律部队中警察最多，不拍警察，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所以我就尽量去争取，拍完以后他们请警务处的最高领导来看，先让他们来看有没有意见，（笑）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
我拍了一个警员向ICAC举报，将贪污警员绳之以法的故事，警务处的领导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娱乐性很好。以后再拍警察就没问题了。
在ICAC拍片，要赢得观众支持就得迎难而上，不要一有困难你就躲避，这不是ICAC查案的宗旨。
看完资料我拍了两季《廉政先锋》，第一季七集，第二季六集，每集一个小时。我每集都找一个新编剧过来，每个人的处理都不一样。吴镇宇演了《怒海追寻》，那集写得很浪漫，任达华演了《猎虎行动》，他演的一个卧底，当时的评价很好，收视率也很高。这些算是香港的“主旋律”剧集。
为了把这些片子拍得好看，我也积攒了一些经验，只是拍贪污犯该死，会让人觉得在做官方喉舌，没有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讲述这件案件的发生、过程会不客观。我们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贪、让他行贿，不是说坏人就一定坏到底，也不是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些人“衰到贴地”（坏到不行）。如果不交代其他细节，一次两次观众就会觉得都是那些东西——我们广东人叫“卖膏药”——不好看的。
政府部门公务员入职前都要看的training-film我也拍过。入职后，多少钱的礼物你可以收，多少钱的礼物不可以收，你银行的钱是怎样回来的，只要你手里的财富是你解释不了的，超过你这么多年入职的收入的，都可以让你坐牢。台湾也在弄这个“阳光底下的条例”，但是没通过。
ICAC刚刚成立运营的时候，有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得到很多香港人的认同。没有ICAC之前，香港到处都是收黑钱的人，夜晚穿着军装的警察会跑到后巷的云吞面档，又吃又拿，收人家5元10元，档主就说，“我们都没开市，哪里有钱给你啊。”家里装电话，想快一点，要给茶钱，在医院里替你倒水的阿姐，你都要给茶钱，很多方面，都要茶钱茶钱茶钱。ICAC的出现让那些贪污的人服法了，慢慢那些人才不敢贪了，才有一个廉洁的社会。
在那里工作福利很好，按海外雇员签约，合约是两年半，有45天有薪假期。合约到期以后，通常只要你没犯错，就给你续约。整个合约的薪酬四分之一作为公积金先给你。还有单独的住房补贴，每个月还给你700港币服装补贴。80年代这个薪水不错了。
我和许鞍华、徐克聊，问他们拍电影怎么样，多久才可以拍出一部。他们说有时候是两三年。我想我一年可以拍很多故事，比他们多。这时候我在挣扎，要不要离开目前的工作？我拍了这么多反贪剧集，但电影的世界很大，而且我们说导演，一般都是说电影导演，很少电视剧导演的，我还没拍过电影。第三个合约开始，我就觉得再不走不行了，我还有一个电影梦。
在夏威夷进修后，我回到香港，在嘉禾拍了《再见妈咪》。嘉禾是邵氏的死对头，但邵逸夫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还推荐我去亚太影展。我得以跟着邵逸夫和方逸华去了韩国，也看到他们家常的一面。路上邵逸夫说自己糊涂了，方逸华回他，“你糊涂很久了！”我们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但都当听不到。
1987年，曾志伟给我打电话，“找你拍戏。”“什么戏？”“应召女郎。”“大哥，为什么找我，我都没去过club，夜总会，我不懂的。”“就是要找你这些写实派的，不然我找那些鸡丛的导演拍吗？有什么新鲜啊？”
他很快就和我讲故事内容，我说你给我时间去做research（调查），不然我不了解怎么和你想故事。我回电视台，问他们有没有门路，可以带我去夜总会，去跟应召女郎们聊。沉沦又回来，再沉沦又回来，具体内容不能告诉你，我还有我的伴侣。做完research再和曾志伟聊大致的故事、人物，我说现在没有“逼良为娼”了，只有“诱良为娼”。曾志伟笑着说，“衰仔，你真的有做过资料搜查哦。”聊完定角色，张曼玉、冯宝宝，吴家丽……片子里五个角色的故事都有真实案例。当时的副导演赵良骏后来执导了吴君如主演的《金鸡》1和2。
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在香港卖到了一千多万。一次晚会上，吃饭的时候请导演出去讲话，他们居然请我去 ，我就想是不是当了千万导演才有机会啊？（笑）
接下来我拍了《女子监狱》，进真实的女子监狱里面拍，林岭东拍的《监狱风云》卖钱了，他是我师弟，他哥哥南燕帮他写了剧本，我就问他能不能把他哥哥借我帮我写这个剧本，就有了这部《女子监狱》。 那些女明星抢着演，因为《监狱风云》票房挺高。曾志伟说张曼玉想演，但是他已经找了夏文汐，可能觉得有新鲜感一点。郑裕玲那时候蛮红的，也加入了。她在演《名流情史》时还是新人，我拍过她。我和许鞍华在香港电台拍《狮子山下》，两个不同道路的女生的故事，她和陈玉莲，我也找过她演《狮子山下·疑犯》。《女子监狱》票房也过了一千万。
做《应召女郎》的时候我们发现，男妓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这个产业当时台湾发展得比较成熟，叫“牛郎”。我带任达华跑过去，台湾牛郎吧不是公开的，他们的招牌在这边，店在对面。那些男生他们真的很漂亮。他们说见到一个客人，五分钟之内就能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女性的胸围他们也懂，跳舞唱歌都会。和老板聊，她说你们最好是进来做啊，进来两个礼拜就可以了。我问我来的话可以吗，她说我三天就可以了，因为没人要的。（笑）
那时候电影观众以男性为主，香港从来没拍过男妓的戏，电影分级制度刚刚试行，美国拍了《美国舞男》，香港要16岁以上才能看，我看到穿着校服的女生看起来没有16岁都跑去看，觉得这个题材应该是有票房的。但在当时拍依然有些冒险，如果这部电影不卖钱，要还钱给投资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卖掉了，将这个钱放在银行，如果赔钱马上还给人家。导演卖房子拍电影，我算是最早一批。
开拍前 ，我和制片在尖沙咀酒店开了一个房间，找了一些舞男上来。制片就说，我们不要你做，想听你讲，钱先付给你，就跟他们聊天。他们生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舞男？现在感觉舞男这个职业怎么样？当然他们不太愿意讲，不过当导演也有一个好处，懂得怎么让他开口。听到的很多情况都很意外，有的舞男担心自己不好看，有的舞男面临同性恋的压力。
有的舞男觉得这个职业很好玩，可以试试看。你猜最大的顾客是谁？是舞小姐。夜总会服侍男生的小姐，收工后让舞男来服侍她，也有人发展出了爱情，后来舞男系列的《鸡鸭恋》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鸭”也是这部片子叫出来的。我去找妈妈桑，问她们女的叫“鸡”，男的有什么叫法，她说没有什么叫法，台湾叫作“牛郎”，女的叫“鸡”，男的就叫“鸭”咯。所以我们海报前有一个slogan——“女人钱难赚，做鸭不简单。”
那张海报我找了一个大师给我拍的，我让他们穿了礼服，很有型、很绅士，我不想他们猥琐。片子上了以后，香港的舞男酒吧渐渐开起来，有的舞男还会找我，请我去剪彩。
片子最初在台湾被禁了，理由是破坏社会善良风俗。我要他们帮我上诉，然后跑回香港，找了一大堆資料，告诉他们男妓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我创作出来的，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警醒的作用。我们最后一句的卖点是，社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报道什么，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们说对啊，可以播。最后投票，六个还是要禁，九个通过，这样我这部片子才可以上，最后票房接近两千万。
这些系列的片子结果都不算圆满，当然我拍这些戏有警醒的作用嘛，如果（影片中）他们做这行做得很开心、很满意，那不是鼓励观众去做舞男吗？（笑）
离开ICAC的时候，规定一定年限内不能拍摄相关题材，所以直到1993年我才拍《廉政第一击》，我想把廉政精神来源拍出来，所以拍了最开始它是怎么成立的。
不久香港电影就走下坡路了，亚洲金融危机、盗版潮接连到来，很多人都没戏拍了。到2001年，我也离开了。我问我自己，除了拍戏我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香港发展金融业，公积金、基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但是自己又不太熟悉，我就去香港中文大学学了两年金融和市场营销，出来一直做金融证券。
十几年，每一天都在变化，你要保持每一天都在改变的感觉和触觉，对我现在拍戏也有帮助。当一个导演，没有新的吸收，待在象牙塔里面，手法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板斧，观众会离你而去。张彻多厉害？年纪大了，你们也不看了。我回来拍《反贪风暴》，最喜欢看到的一句评语就是，一集比一集好。
这些年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其实做《应召女郎》《香港舞男》的时候，香港已经是一个待变的时代了，香港向哪里去，我们也不清楚。等的时候是最彷徨的，像我等了一年才有电话找我拍戏，结果彷徨的这段时间我写了7个故事，我还是在等。
以前喜剧片比较受欢迎，观众走进电影院就是想开开心心娱乐一下。周星驰演过悲剧片没有？没有啊。他就出来了。我拍的片子有很大部分不是喜剧，但依然有不错的票房，如果你让我想一个答案，就是比较立体，观众比较容易投入。投入他才不会觉得冷场、不会想去洗手间。（笑）
现代人很复杂，香港人没有那么单纯了，看一些最近的新闻，都有极端的案例，提供了很多素材给电影导演，但是喜不喜欢呢？我还是觉得我更喜欢以前民心更加纯粹、单纯的时候，安全感多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现在的游戏太诱惑了，打打杀杀，小孩子从小就觉得了结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容易的，诶，挂了一个，诶，又挂了一个，这样变得他们对生命是不尊重的，暴力是升级的，随随便便就打你一锤，踢你一脚，打到你起不来。这些游戏机的祸害一直在呈现，停不停得了呢？停不了的。
我坚持尽量少拍极端暴力的东西。导演要反映社会的现状，反映人的倾向、思维、行为。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原因，我只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平衡，将过于暴力、污秽的东西，尽可能地压下一些，善的东西表扬多一些，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尽量多呈现。《反贪风暴2》张智霖的角色，到最后，虽然没有升职，但赢回了下属的尊重。
现在还在拍廉政片，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不要贪心，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洗黑钱，不要行贿受贿，“肃贪倡廉”，要有公平公义的意识。
现在香港出了一批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黄金花》《幸运是我》《一念无明》等等，这些电影其实反映了香港人的内心世界是压抑的，住的地方越来越小，人的生活有压迫感的，但是改变得了吗？好像很难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香港人，睇开滴（看开点）啦”，那是给人精神鼓舞的，但是这些话是在压力之下才会说的，以前没有。
以前香港人开心一点，那时物价没有现在这么离谱，一百尺的楼要五六百万，首付要3成，两个人存十年能不能存到150万呢？
现在我总是听到记者朋友问我：你们香港导演是不是很迷茫啊？我觉得迷茫之前已经经历过了，（笑）现在还好，有个目标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追求，应该没有以前那么迷茫。我的追求就是下一部更好。毕加索对爱情有一个名句，可以用在拍电影上，有一个女生、一个情妇问他，他对她的感觉是什么。他这么说：我对你的爱，多于昨天，少于明天。
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感谢何豆豆、冼丽影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9月14日，电影《反贪风暴3》上映，导演林德禄再次将目光对准香港廉政公署（以下简称ICAC）。他曾在ICAC工作六年，看过难以计数的案件卷宗，为ICAC拍摄《廉政先锋》剧集，离职后又拍了廉政片《廉政第一击》。上一部聚焦廉政反贪的电影，还是1975年吴思远拍摄的《廉政风暴》。论及对ICAC前世今生及办案手段的熟悉程度，香港影坛无人能及林德禄，这类题材他得心应手。
与其说林德禄擅长拍廉政片，不如说他擅长拍类型片。1980年代，林德禄应曾志伟之邀，翻拍老导演龙刚作品《应召女郎》，1992年又拍了续集《现代应召女郎》，两部电影都由冯宝宝领衔主演，张曼玉、罗美薇、刘嘉玲、周慧敏、陈宝莲等加盟。该片反映了当时妓女的生存现状，娱乐性十足，亦有教育意义。
香港三级片刚刚兴起时，林德禄瞄准“舞男”题材，率先拍摄了《香港舞男》《鸡鸭恋》《舞男情未了》等“舞男”系列电影，同样兼具娱乐与教育意义，票房不俗。男妓被称作“鸭”，正是从他的电影开始。
林德禄有过一段没戏拍的日子。他深知“不赔钱”是港片拍摄的首要原则。虽然很少得到电影奖项的眷顾，但他所拍各种类型电影都能赚钱。因此，在好片竞出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林德禄依靠对类型片和观众胃口的纯熟把握一直有钱赚、有戏拍，自组的影业公司“德禄”在香港影坛也有一席之地。
1971年，一心想成为导演的林德禄看到无线第一期艺员训练班招生通知，老师是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钟景辉，就去报名。在无线电视台，他师从王天林，从助理编导做起，一直做到王的副导演。王天林在香港电影圈被称为“大娱乐家”，有四大弟子，林德禄是大师兄，二师弟是凭借《龙虎风云》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林岭东，三师弟是后来开创“杜氏美学”、三夺金像奖、两获金马奖、将“银河映像”做成香港电影金字招牌的杜琪峰，最小的师弟是王天林的儿子王晶。尽管入行最早，但林德禄拍电影比师弟们晚，直到1986年才拍了处女作《再见妈咪》。
遗憾的是，尽管在江湖上有地位，但无论在票房还是艺术成就上，林德禄都缺一部真正意义的“爆款”。与全力创新突破相比，跟风各种类型片他更为擅长。他拍的女性犯罪片、舞男片、枭雄片、合家欢喜剧片等等，都受到市场欢迎，虽不是一本万利，但包赚不赔。
随着香港电影走向没落，林德禄陷入无片可拍的境地。他解散了公司，离开电影圈13年，直到2014年才因黄百鸣邀请，执导《反贪风暴》第一部。这时，年轻观众已经不认识他。
林德禄并不在意，“做导演是跑长途赛，时间长了才能看到真正的实力，因为始终都是有适应期的。”他很开心现在依然在做电影，“香港电影界有个好处，大家很齐心，我们这群导演，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大的是非，都很爱护自己的同行，有机会大家都会合作，过程也挺和洽。吴思远成立导演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使命在哪里——尽量将香港电影延续下去。”
“没有我这么年轻的导演”
年轻时候，我想学舞台剧，但感觉香港导演理论基础不够。看到无线艺员训练班是钟景辉当校长，他在美国拿了戏剧master，我就去了。四千多人报考，他收了60个。不知道他为什么收我，我也不是很帅。见到他，给我写了两个字“肯做”。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我想，我多做一点事，人家会欣赏我，会给我机会。这两个字对我影响很大。
快毕业了，他第一个找我谈，要签我做艺员，一个月薪水500港币，那时候中午一顿饭两块多而已。我拒绝了。我心里想当导演，但因为太年轻了，20岁出头，人家都觉得导演得有一定年纪、有足够经验才行。我只能说我想当幕后。
过了几个月，我去做王天林的助理编导，成了他四大弟子中的第一个。王天林拍戏的经验很足，他给的启发就是要变、要自信，而且他喜欢用卡司，所以后来他的儿子王晶拍什么电影都要用卡司，收再多钱大家都去看。（笑）
那时候我还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第三期的学员都由我主考，卢海鹏考完，钟景辉说他不用训练了，可以马上当艺人。周润发也是第三期，那时候还不行，但是看得出有潜质。
做了两年，钟景辉要我做一个游戏综艺节目的导演，我又拒了，我想当戏剧导演。戏剧是他的范畴，他对戏剧导演的要求会更高。考虑了半年，他才同意让我拍。我是第一个从训练班毕业做到副导演又做到导演的人，也是第一个这么年轻的导演，当时24岁。林岭东、杜琪峰后来都成了导演。我有一个例子给他们看，可以做到。
之前我看过一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别人问他目标，他说我希望我25岁之前当将军，如果不行就自杀。后来他真的25岁当上了将军，这个电影对我很有启发：你要有目标才会有推动力，才够强。后来有个记者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导演啊。我说24岁，比他早一年。
钟景辉让我先拍改编名著练手，改编哈代的《伯德家的苔丝》。王天林对我很好，他主动给我写剧本，电视剧名字为《巫山盟》。五年后，导演波兰斯基也翻拍了这部名著。
第二部戏是《大江南北》，这是周润发第一部电视剧，他演一个江南杀手，吴孟达演一个江北杀手。排戏时，吴孟达已经OK了，周润发不行，我拉着他练习。那时无线还在市区，我和周润发找到一个没有遮挡的天台，顶着夏天太阳晒了四五个小时，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走位都和他对。他问我，怎么演啊导演？我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戏，说你可以让你的感情通过眼睛表达出来。他就慢慢学。你看他现在的眼神多厉害。 拍了几年，佳艺电视台挖走了我、徐克和林岭东。徐克拍古裝武侠片，林岭东拍警匪片，我拍长篇电视连续剧。但不到一年佳艺就垮了，我又去了香港电台电视部，后来ICAC（香港廉政公署）需要人帮助宣传，我就去了ICAC。
香港主旋律
我是1980年到ICAC工作的，在“社区关系处”，负责宣传教育市民廉洁自律，并通过举报中心及各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反贪举报和咨询。平日主要工作是拍电影、拍广告、拍纪录片。
我这个位置，之前是许鞍华，她性格比较像艺术家，对预算控制得不好。ICAC对花钱控制得很严，预算这个系列七集，可是她五集用完了七集的钱，项目停了几年。后来ICAC拿三集的钱给香港电台，让我们帮忙拍，拍得挺好，觉得我跟他们沟通也蛮好，才请我过去。
我先从公开的资料了解案件，觉得有兴趣可以改编的，再去查档案。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看这些案子。我可以记笔记，但是卷宗不能带走。
刚刚进去，那几年ICAC和警察的关系还很紧张，ICAC的领导说不要拍警察贪污了，我反对。公务员贪污占很大比例，其中纪律部队中警察最多，不拍警察，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所以我就尽量去争取，拍完以后他们请警务处的最高领导来看，先让他们来看有没有意见，（笑）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
我拍了一个警员向ICAC举报，将贪污警员绳之以法的故事，警务处的领导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娱乐性很好。以后再拍警察就没问题了。
在ICAC拍片，要赢得观众支持就得迎难而上，不要一有困难你就躲避，这不是ICAC查案的宗旨。
看完资料我拍了两季《廉政先锋》，第一季七集，第二季六集，每集一个小时。我每集都找一个新编剧过来，每个人的处理都不一样。吴镇宇演了《怒海追寻》，那集写得很浪漫，任达华演了《猎虎行动》，他演的一个卧底，当时的评价很好，收视率也很高。这些算是香港的“主旋律”剧集。
为了把这些片子拍得好看，我也积攒了一些经验，只是拍贪污犯该死，会让人觉得在做官方喉舌，没有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讲述这件案件的发生、过程会不客观。我们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贪、让他行贿，不是说坏人就一定坏到底，也不是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些人“衰到贴地”（坏到不行）。如果不交代其他细节，一次两次观众就会觉得都是那些东西——我们广东人叫“卖膏药”——不好看的。
政府部门公务员入职前都要看的training-film我也拍过。入职后，多少钱的礼物你可以收，多少钱的礼物不可以收，你银行的钱是怎样回来的，只要你手里的财富是你解释不了的，超过你这么多年入职的收入的，都可以让你坐牢。台湾也在弄这个“阳光底下的条例”，但是没通过。
ICAC刚刚成立运营的时候，有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得到很多香港人的认同。没有ICAC之前，香港到处都是收黑钱的人，夜晚穿着军装的警察会跑到后巷的云吞面档，又吃又拿，收人家5元10元，档主就说，“我们都没开市，哪里有钱给你啊。”家里装电话，想快一点，要给茶钱，在医院里替你倒水的阿姐，你都要给茶钱，很多方面，都要茶钱茶钱茶钱。ICAC的出现让那些贪污的人服法了，慢慢那些人才不敢贪了，才有一个廉洁的社会。
在那里工作福利很好，按海外雇员签约，合约是两年半，有45天有薪假期。合约到期以后，通常只要你没犯错，就给你续约。整个合约的薪酬四分之一作为公积金先给你。还有单独的住房补贴，每个月还给你700港币服装补贴。80年代这个薪水不错了。
我和许鞍华、徐克聊，问他们拍电影怎么样，多久才可以拍出一部。他们说有时候是两三年。我想我一年可以拍很多故事，比他们多。这时候我在挣扎，要不要离开目前的工作？我拍了这么多反贪剧集，但电影的世界很大，而且我们说导演，一般都是说电影导演，很少电视剧导演的，我还没拍过电影。第三个合约开始，我就觉得再不走不行了，我还有一个电影梦。
应召女郎与香港舞男
在夏威夷进修后，我回到香港，在嘉禾拍了《再见妈咪》。嘉禾是邵氏的死对头，但邵逸夫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还推荐我去亚太影展。我得以跟着邵逸夫和方逸华去了韩国，也看到他们家常的一面。路上邵逸夫说自己糊涂了，方逸华回他，“你糊涂很久了！”我们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但都当听不到。
1987年，曾志伟给我打电话，“找你拍戏。”“什么戏？”“应召女郎。”“大哥，为什么找我，我都没去过club，夜总会，我不懂的。”“就是要找你这些写实派的，不然我找那些鸡丛的导演拍吗？有什么新鲜啊？”
他很快就和我讲故事内容，我说你给我时间去做research（调查），不然我不了解怎么和你想故事。我回电视台，问他们有没有门路，可以带我去夜总会，去跟应召女郎们聊。沉沦又回来，再沉沦又回来，具体内容不能告诉你，我还有我的伴侣。做完research再和曾志伟聊大致的故事、人物，我说现在没有“逼良为娼”了，只有“诱良为娼”。曾志伟笑着说，“衰仔，你真的有做过资料搜查哦。”聊完定角色，张曼玉、冯宝宝，吴家丽……片子里五个角色的故事都有真实案例。当时的副导演赵良骏后来执导了吴君如主演的《金鸡》1和2。
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在香港卖到了一千多万。一次晚会上，吃饭的时候请导演出去讲话，他们居然请我去 ，我就想是不是当了千万导演才有机会啊？（笑）
接下来我拍了《女子监狱》，进真实的女子监狱里面拍，林岭东拍的《监狱风云》卖钱了，他是我师弟，他哥哥南燕帮他写了剧本，我就问他能不能把他哥哥借我帮我写这个剧本，就有了这部《女子监狱》。 那些女明星抢着演，因为《监狱风云》票房挺高。曾志伟说张曼玉想演，但是他已经找了夏文汐，可能觉得有新鲜感一点。郑裕玲那时候蛮红的，也加入了。她在演《名流情史》时还是新人，我拍过她。我和许鞍华在香港电台拍《狮子山下》，两个不同道路的女生的故事，她和陈玉莲，我也找过她演《狮子山下·疑犯》。《女子监狱》票房也过了一千万。
做《应召女郎》的时候我们发现，男妓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这个产业当时台湾发展得比较成熟，叫“牛郎”。我带任达华跑过去，台湾牛郎吧不是公开的，他们的招牌在这边，店在对面。那些男生他们真的很漂亮。他们说见到一个客人，五分钟之内就能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女性的胸围他们也懂，跳舞唱歌都会。和老板聊，她说你们最好是进来做啊，进来两个礼拜就可以了。我问我来的话可以吗，她说我三天就可以了，因为没人要的。（笑）
那时候电影观众以男性为主，香港从来没拍过男妓的戏，电影分级制度刚刚试行，美国拍了《美国舞男》，香港要16岁以上才能看，我看到穿着校服的女生看起来没有16岁都跑去看，觉得这个题材应该是有票房的。但在当时拍依然有些冒险，如果这部电影不卖钱，要还钱给投资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卖掉了，将这个钱放在银行，如果赔钱马上还给人家。导演卖房子拍电影，我算是最早一批。
开拍前 ，我和制片在尖沙咀酒店开了一个房间，找了一些舞男上来。制片就说，我们不要你做，想听你讲，钱先付给你，就跟他们聊天。他们生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舞男？现在感觉舞男这个职业怎么样？当然他们不太愿意讲，不过当导演也有一个好处，懂得怎么让他开口。听到的很多情况都很意外，有的舞男担心自己不好看，有的舞男面临同性恋的压力。
有的舞男觉得这个职业很好玩，可以试试看。你猜最大的顾客是谁？是舞小姐。夜总会服侍男生的小姐，收工后让舞男来服侍她，也有人发展出了爱情，后来舞男系列的《鸡鸭恋》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鸭”也是这部片子叫出来的。我去找妈妈桑，问她们女的叫“鸡”，男的有什么叫法，她说没有什么叫法，台湾叫作“牛郎”，女的叫“鸡”，男的就叫“鸭”咯。所以我们海报前有一个slogan——“女人钱难赚，做鸭不简单。”
那张海报我找了一个大师给我拍的，我让他们穿了礼服，很有型、很绅士，我不想他们猥琐。片子上了以后，香港的舞男酒吧渐渐开起来，有的舞男还会找我，请我去剪彩。
片子最初在台湾被禁了，理由是破坏社会善良风俗。我要他们帮我上诉，然后跑回香港，找了一大堆資料，告诉他们男妓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我创作出来的，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警醒的作用。我们最后一句的卖点是，社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报道什么，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们说对啊，可以播。最后投票，六个还是要禁，九个通过，这样我这部片子才可以上，最后票房接近两千万。
这些系列的片子结果都不算圆满，当然我拍这些戏有警醒的作用嘛，如果（影片中）他们做这行做得很开心、很满意，那不是鼓励观众去做舞男吗？（笑）
香港人，睇开点啦
离开ICAC的时候，规定一定年限内不能拍摄相关题材，所以直到1993年我才拍《廉政第一击》，我想把廉政精神来源拍出来，所以拍了最开始它是怎么成立的。
不久香港电影就走下坡路了，亚洲金融危机、盗版潮接连到来，很多人都没戏拍了。到2001年，我也离开了。我问我自己，除了拍戏我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香港发展金融业，公积金、基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但是自己又不太熟悉，我就去香港中文大学学了两年金融和市场营销，出来一直做金融证券。
十几年，每一天都在变化，你要保持每一天都在改变的感觉和触觉，对我现在拍戏也有帮助。当一个导演，没有新的吸收，待在象牙塔里面，手法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板斧，观众会离你而去。张彻多厉害？年纪大了，你们也不看了。我回来拍《反贪风暴》，最喜欢看到的一句评语就是，一集比一集好。
这些年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其实做《应召女郎》《香港舞男》的时候，香港已经是一个待变的时代了，香港向哪里去，我们也不清楚。等的时候是最彷徨的，像我等了一年才有电话找我拍戏，结果彷徨的这段时间我写了7个故事，我还是在等。
以前喜剧片比较受欢迎，观众走进电影院就是想开开心心娱乐一下。周星驰演过悲剧片没有？没有啊。他就出来了。我拍的片子有很大部分不是喜剧，但依然有不错的票房，如果你让我想一个答案，就是比较立体，观众比较容易投入。投入他才不会觉得冷场、不会想去洗手间。（笑）
现代人很复杂，香港人没有那么单纯了，看一些最近的新闻，都有极端的案例，提供了很多素材给电影导演，但是喜不喜欢呢？我还是觉得我更喜欢以前民心更加纯粹、单纯的时候，安全感多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现在的游戏太诱惑了，打打杀杀，小孩子从小就觉得了结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容易的，诶，挂了一个，诶，又挂了一个，这样变得他们对生命是不尊重的，暴力是升级的，随随便便就打你一锤，踢你一脚，打到你起不来。这些游戏机的祸害一直在呈现，停不停得了呢？停不了的。
我坚持尽量少拍极端暴力的东西。导演要反映社会的现状，反映人的倾向、思维、行为。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原因，我只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平衡，将过于暴力、污秽的东西，尽可能地压下一些，善的东西表扬多一些，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尽量多呈现。《反贪风暴2》张智霖的角色，到最后，虽然没有升职，但赢回了下属的尊重。
现在还在拍廉政片，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不要贪心，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洗黑钱，不要行贿受贿，“肃贪倡廉”，要有公平公义的意识。
现在香港出了一批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黄金花》《幸运是我》《一念无明》等等，这些电影其实反映了香港人的内心世界是压抑的，住的地方越来越小，人的生活有压迫感的，但是改变得了吗？好像很难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香港人，睇开滴（看开点）啦”，那是给人精神鼓舞的，但是这些话是在压力之下才会说的，以前没有。
以前香港人开心一点，那时物价没有现在这么离谱，一百尺的楼要五六百万，首付要3成，两个人存十年能不能存到150万呢？
现在我总是听到记者朋友问我：你们香港导演是不是很迷茫啊？我觉得迷茫之前已经经历过了，（笑）现在还好，有个目标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追求，应该没有以前那么迷茫。我的追求就是下一部更好。毕加索对爱情有一个名句，可以用在拍电影上，有一个女生、一个情妇问他，他对她的感觉是什么。他这么说：我对你的爱，多于昨天，少于明天。
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感谢何豆豆、冼丽影在采访中提供帮助）